高考次數是否應該增加是個偽命題

高考次數是否應該增加是個偽命題

                           2007年1月15日

何必

高考改革風聲又起，有專家提出將高考“一次改多次”，這引發了學生和專家的大討論……（略。）

高考問題再一次被提到了全國熱炒的高度上來。

一年當中高考到底應該有幾次？從表麵上看，這是個高考製度設計問題。原則上說，高考應該本著追求社會公平最大化的目標，讓所有參加高考的人具有公平的考試機會。

現在的高考對於在中國大陸的所有年輕人來說，都具有曆史性和決定性的影響，高考表現的差異，直接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未來生活路徑。太多的一考定終身的事例讓我們觸目驚心，也因此衍生出來無數的悲劇，甚至到了家破人亡的地步。

（當然，這麽說並不是沒有例外和個案。以我本人來說，一個和我在青海大通縣的小學、中學都是同學的人，1978年秋季與我在北京參加了同一屆高考，並同時被大學錄取。我在北京上學，他卻被蘭州大學瞄準。由於對畢業後是否能夠回北京很是拿不準，並且對西北的生活心有餘悸，因此當年沒有去大學報到，而選擇了次年再考，結果卻連續失手，心灰意冷隻能工作，被分配到了北京某要害部門當公務員，當時很自卑，可現在那裏的職位卻成為眾所周知的香餑餑；我卻沒上完大學就被學校趕出校門，淪落到如今這步田地。這種天壤之別的個案也讓人懷疑參加高考是否具有那麽大的作用。不過，這種事例畢竟非常偶然，概率之小到了相比起高考的大規模影響來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

由是，高考的次數與高考的重要性密切相關。如果高考對於一個人餘下的全部生活質量有著異乎尋常的作用的話，那麽就應該把由於如此重要的考試中所可能存在的各式各樣的偶然事件的影響最小化，也就是說，參加考試者應該表現出各自的真實水平，而不受考試時期包括氣候、身體、心理等多方麵因素的幹擾，至少應該將這種考試的影響因素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如此，增加年度高考次數，會使得參加高考者表現的偶然性下降，提高高考的公平性。同時，對於那些因為表現欠佳而失手的考生來說，縮短了考試的間隔，節約了包括時間、精力、家庭、社會等各方麵為其考試的準備所必須的支出。至少，對於這類考試而言，節約了生命資源。為此，社會付出的成本將會是作為中國最重要考試的公平性的提升，和生命時光的無端消耗，以及家破人亡悲劇的減少。

那種認為高考增加社會成本的說法，表麵上看是為了節省社會為高考所付出的代價，但卻沒有看到高考所造成的各種慘劇的社會後果；而且，社會為高考付出代價本身，也存在著華而不實的成分，原本一個很普通的大學入學考試，被全社會哄抬到了如此隆重而驚險的位置，憑空製造出來高考的盛世景象來為高考經濟添油加醋，更讓置身其中的考生如履薄冰。

說讓其他考試陪考，這種說法更是站不住腳，如果通過了考試，就根本無從產生陪考問題，之所以參加高考，就是因為試圖通過考試進入大學，參加考試者都是還不具備大學入學資格而又有進入大學讀書願望者，何來陪考之說？

從采訪到的各方麵反映看，增加高考次數也是理所當然的。其中認為由於高考當中存在舞弊行為而反對增加考試次數的觀點，本身就是詞不達意。高考當中是否存在舞弊，與高考次數無關，而是高考製度本身的缺陷，這種製度缺陷並不會因為高考次數的變化而呈現相關性的改變。隻要中國社會全民腐敗的狀況得不到根除，不管是高考還是其他什麽領域，舞弊腐敗徇私枉法的行為就必然無處不在。

在這個層麵上，看起來增加年度高考次數未可厚非，或者是天經地義的。

之所以說是在這個層麵，是因為高考所對稱的中國高等教育本身就很讓人呲牙咧嘴。網上流傳一則短文，看上去頗有意味。

讓你哭讓你笑:美國10大怪事VS中國10大怪事! 2006-10-30 17:19:44 樓主

（何必注，略。）

美國的十大怪事中，法律一件，政治三件，體育五件，娛樂三件。除了辛普森的比較嚴肅外，美國其他的怪事調侃的成分很濃，即使是提到政治；而黑人、黃種人、白人、笨人都可以在美國混得很有名堂，似乎又體現出美國夢的價值觀。

中國的十大怪事中，娛樂和體育的一個沒有，這些怪事集中在教育、就業、法律問題上。不少看起來很幽默，但實際上很沉重。其實在中國的怪事中，娛樂體育的也很多，但與民生相比因重要性差而被割舍了。至於政治，腐敗的怪事很多，許多都達到了拍案驚奇的程度，合肥的例子尚不算經典。這畢竟是單個媒體評選出的，如果是網友評選出的，恐怕又是一番景象。

什麽時候中國的網友也來搞搞怪事排行榜。我會選大部分中國人居然下輩子不願做中國人那件事為NO.1。

 中國的怪事當中，涉及到教育的就占比30％，可見中國的教育之怪到了何種地步。

日本長岡技術科學大學校長川上正光在其《科學與獨創》一書中認為，“一國之興亡、盛衰，確實與國民的生命力和創造力是相關的。”“為了我國的繁榮、存續、內政、外交和整個學術領域，具有獨創性與預見性是極為重要的。”“大學的最大使命是創造出學問、技術，要培養出具有創造力的人。”

戰後日本的迅速複興和崛起，與其舉國上下齊心協力大興教育、甚至到了餓著肚子也要辦好教育的全民選擇密不可分。

日本近視眼罹患者在人口中占比全世界第一，中國榮幸地位居次席。鄧小平以後的中國一把手，近視眼就成為中國特色的風景。在中國的大學生當中，近視眼占比高達80％，大大超過了這個人群裏小日本的四眼兒比例。那麽這是不是說，中國的高等教育也忙不迭地趕超日本而成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呢？

老邁之年到中國來泡妞享樂胡說八道的楊振寧口吐蓮花，說中國的高等教育非常成功。次話甫一麵世，立即招致一片口誅筆伐。耄耋之年的楊振寧，果然老眼昏花，剛剛入洞房沒幾天，就感染上了報喜不報憂的中國國情，給中國高等院校近視眼人口做了很有時代感的另類詮釋。

《南方人物周刊》載文，“丘成桐：北京大學引進的海外人才大部分是假的”。文章引用丘成桐的直言不諱來開宗明義：

（何必注，略。）

在其他場合，北大花費了吃奶力氣引進的數學大師丘成桐也口無遮攔：“中國高校的學術風氣已經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時候，否則中國科技的發展將至少退後20年。許多老師隻懂得討論第三流的問題，學生不會鑽研出第一流的學問。以目前中國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養出一流的人才。”丘成桐對中國大學教育存有不同看法，他批評一些名牌大學惟利是圖，一心想賺錢，有些教授的素質也沒有保證，大學裏的派係關係，窒礙了學術界的自由發展。他認為有些高校和主管部門喜歡用“文革”和“畝產萬斤”的形式作為工作成績向上匯報，卻完全不考慮教育的真正使命。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對中國的高等教育進行指責，中國的高等院校們憑借質量越來越差、但價格卻越來越高的生產，用流水線般地製造出一批批的假冒偽劣品種。一個改革開放，把至少在毛澤東時代還擁有的德智體全麵發展，弄到了缺德無品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德”、“體”徹底完蛋，而智力上根本達不到用人單位基本需求因而無法在市場上適銷對路的窘境，造就了張開血盆大口侵吞國民財富卻豢養越來越多的丘成桐所謂“不覺得羞恥”的貨色、把原本好端端的學生弄成對於現代社會而言的殘次品甚至人格品質邊緣化的人類垃圾。

如此情狀之下，進入中國大陸大學所必需的高考的次數增加與否，也就顯得無足輕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