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哈亞運會中國狂卷近四成金牌的意義

多哈亞運會中國狂卷近四成金牌的意義

                      2006年12月16日

何必

2006年12月16日，多哈亞運會終於落下了帷幕。

國內各大媒體對此都不惜筆墨進行了肆無忌憚的報道，借助本屆亞運會吸引注意力從而招徠廣告。

中國最大的門戶網站新浪的體育頻道上為了本屆亞運會開辟了專區。到亞運會閉幕時，網站內容也就這麽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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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媒體對於中國人在多哈的表現定格在什麽方麵。“多哈亞運中國軍團165金視頻回放”、“奪冠瞬間永恒珍藏”……這種對於冠軍的頂禮膜拜，彰顯出中華民族的性格。中國代表團狂卷424枚金牌當中的165枚，把近四成的金牌攬入囊中，很值得我們驕傲自豪歡呼雀躍不是？

這些日子，電視裏有關亞運會的各類消息數不勝數。央視憑借著壟斷地位，派出了龐大的采訪隊伍，針對中國代表團的強勢項目進行報道，力爭不落下每一個中國隊奪取金牌或者獎牌的那個時刻的現場氛圍，並通過數字信號傳遞到國內，滿足觀眾的需求。

（當然，作為從事電視工作多年的我，看著央視記者和賽場評論員的糟糕表現，實在慘不忍睹。黃健翔雖然神經質，但還有那麽點子專業水準和明星氣質。當央視進入了後黃健翔時代後，我們能夠看到的也就是愈發垃圾化的貨色了。）

直播的賽事之中，每當中國運動員成功時，總是能夠喚起國人的振奮；而運動員的失敗也依然讓人們捶胸頓足好不懊惱。

當人們從電視屏幕上移開目光或者走出室內時，又回到了殘酷的現實當中，繼續著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日子。

想當初2004年雅典奧運會之際，我曾經就當時的氛圍胡說八道過。現在還可以抄錄當時的些許文字。

1984年7月29日，許海峰在洛杉磯普拉多射擊場擊發的最後一槍，以總成績566環獲該屆奧運會的首枚金牌，這是中國獲得的第一枚奧運會金牌。由此，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或者說，金牌強國夢時代。

其實，應該看到，運動本身並不天然地具有民族凝聚力，而隻是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一種形式。在英語裏，sport就是運動的意思，而我們所謂“體育”，完全是帶有很強的教化色彩的詞匯。《現代漢語詞典》中對“體育”的解釋為：以發展體力、增強體質為主要任務的教育，通過參加各項運動來實現。這個詞匯本身是建國後才有的，與當時的背景有著密切的關聯，並因此帶有濃重的政治色調，把運動本身賦予了太多的負擔，加上了教化乃至整合的功利含義。於是，運動向體育的過渡過程中也就產生了太多的民族主義要義。

袁偉民在雅典奧運會上的記者招待會上，曾經用了一個很耐人尋味的詞匯，那就是我們能在本次奧運會上取得這樣的成績，是“舉國體製”之功。這倒是一語道破了其中的玄機。舉國為金牌，金牌強國夢竟然被哄抬到了如此的高度，金牌已經涵蓋了過重的社會價值。

說穿了，奧林匹克運動會在英語裏為Olympic Game，就是一場遊戲，一種人們比試體力的賽事，就其通過比賽較量出勝負的意義而言，並不比教室裏兩個學生掰手腕更有價值。從古代奧運會時起一直到現在，在西方人看來，奧運會並不具有強國聚民的功用，而僅僅是在一定規則當中人類向自身體力極限挑戰的公共表演。

2003年9月7日《中國青年報》就曾經披露，一項覆蓋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遍及61個市、縣的調查顯示，現在每100個小學生中就有20多個人近視，初中生近視近一半，高中生高達71.29%，大學生達到了73.01%。

網上流傳著一個署名“湯煒”的文章中提到，前國家體委主任伍紹祖退任後回到他的湖南老家，在家鄉說了這樣一番感歎的話：“我當政最大的遺憾是人民的體質改善得還不夠快，日本人的體質提高得比我們快，二戰後他們的平均身高增加了12厘米，而我們還不到4厘米。我這個1.68米的個頭，回到家鄉居然算是個大個子，太不像話了。”搞體育出身的伍紹祖的這番話，應該讓“金牌第一”的國家體委當政者，有一點反思和清醒。我們的體育，已經忘記增強大眾體質的本來宗旨，變成一部爭奪奧運金牌的機器。

舉國體製裏，自然會舉國動員資源，甚至不顧中國國情。國家體委（現體育總局）提出了一個“119工程”，就是在田徑、遊泳、水上等119個枚金牌的奧運亮點項目上重點投入，與歐美國家展開“高端體育”的全麵競爭。但國家田徑隊總教練馮樹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坦承，中國人的肌肉結構並不適於搞這幾個項目。奧林匹克原本就是發源於歐洲的運動賽事，其構成勢必要以適合歐洲人長於力量與速度體質特點來量身裁定，很多運動項目是身材矮小適合靈活與技術類型運動的東方人的劣勢。如果非要讓東方人在這樣的運動項目上與西方人比拚，那將是違背自然規律的；而為此依靠“舉國體製”動員社會資源，則勢必勞民傷財。雖然劉翔、邢慧娜取得了田徑項目上的金牌，但如果考慮到金牌的性價比，大概就會有別樣的韻味了。

湯煒文章也說到，體育總局科研所的研究員李力研透露了這樣一個數字：1988年漢城奧運會時，體育總局事業費每年10億元；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時，體育總局事業費漲到每年30億元；2000年悉尼奧運會，體育總局事業費又漲到每年50億元。（何必注，略。）

湯煒文章繼續認為，最近在《陝西日報》上看到一篇題為“省體育事業成果豐碩”的報道，（何必注，略。）

姑且不說湯煒這篇文章所援引數據的準確性、以及推論的正當性與否，隻是，其文章標題為“冷眼看奧運”，這種在一片狂躁與喧囂之中能有這般冷靜、理智而不乏科學的態度，也正是我們時代精神裏所欠缺的。而文章中所提到的問題，哪個又不是我們靜下心來應該切切實實麵對的呢？

金牌拜物教已經如火如荼，信息不對稱中的民意也發出了對金牌數量越來越高的怒吼，而這背後的民族主義情結更是令人望而生畏。這次奧運會上，日本人破天荒地在這些年的沉寂後把韓國甩到了連味兒都聞不到的程度，曾經在獎牌榜上緊隨中國，讓很多周邊的人提到小日本兒就氣不打一處來。而但凡碰到與日本有關的事情，就屢試不爽地能看到民族主義的盛況，特別是到了網上，如果客觀地說兩句中日實力差距或是與日本相比中國在社會環境上的不足，就立即會招致一痛祖宗八輩的辱罵，汙言穢語直至惡毒的人身攻擊，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無疑，這種狂熱是把雙刃劍，隨時可能招致毀滅性的災難。今年北京亞洲杯中日對決後球迷的過激反應，就已經給我們敲響了警種。

如果我們還是任憑民族主義甚囂塵上，在國民體質普遍孱弱、有限資源在“舉國體製”的名義下用來實施精英教育，那麽，即使中國的金牌總數超過美國而躍居全世界首位，又有什麽實際意義呢？

現在看來，這種說辭並不過時，而且更加過分。

好像也是在雅典奧運會上，有個加拿大女子自行車運動員在奪取冠軍後，急不可耐地要趕回加拿大，因為其比賽所用自行車的租來的，必須按時歸還，否則就會招致過期罰款，並對個人信用記錄產生不良影響。

這種狀況在我們聽起來都像是天方夜譚。怎麽會呢？一個奧運會冠軍，竟然連輛自行車都搞不定？

雅典奧運會後，發生了些個什麽變化呢？

中國籃球明星姚明在美國NBA成名了，這帶去了中國人多少的熱切期待和渴望，似乎姚明在打大洋彼岸的成功就能夠使中國人脫貧致富，或者強身健體似的。姚明在美國掙錢，國內也沒閑著，勞模、傑出青年……各式各樣的光環紛紛向其頭上扔去，形成了贏家通吃的景象。

與姚明同鄉的上海男人劉翔在110米跨欄項目中達到並超過世界最高水平，將米國人阿蘭•約翰遜放到了對決中敗者的位置，並且贏得了太多的商業機會。

亮晶晶、劉翔……奧運會冠軍們從來沒閑著，到處做廣告和出席五花八門的儀式典禮，作為公共人物風光無限，將由納稅人的錢未經任何法定程序就用來舉國投入的運動項目後所取得令人唏噓的成績，歸結到了運動員、教練員及其所在部門的名下，進而依靠這種公共財政所創造的附加值完全劃歸部門利益，表現為公共利益向個人和部門利益的轉化。

國家隊長跑教練員王德顯被弟子們告上法庭，理由是國家隊教練員克扣運動員經費，中飽私囊。此案至今尚未審結。這向全社會透露了國家專業運動領域裏的潛規則究竟是如何自上而下將運動員作為牟利工具和搜刮對象。

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中國男女足球都被邊緣化。曾經被別有用心地稱作是鏗鏘玫瑰的中國女足現在淪落到亞洲二流水平，被朝鮮壓得抬不起頭來，2007年廣州世界杯女子賽上，如果中國女足不被比如德國再一場灌進8個球就謝天謝地了。而男子足球在經曆了所謂十幾年的職業化最終讓國人看到的就是一大堆垃圾和齷齪不堪的黑幕。

中國國際象棋特級大師、美女諸辰遠嫁卡特爾，讓中國人好生撮火一番。人們思忖，實際上，以諸辰的容貌，在卡特爾之類的人種裏並不顯山露水，東方人更多的是靠著名模呂燕那般單眼皮眯眯眼兒聚斂世界的目光。

乒乓球運動員孔令輝在北京酒後駕車被發現，拘留沒到日子就被放出來，引發媒體評論認為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精神受到挑戰。

舉國上下為了備戰2008年北京奧運會萬眾一心眾誌成城，媒體上總是能夠聽到北京奧運會準備工作受到了國際上的猛烈嚴厲飄揚的恬不知恥的言辭。

……

運動領域內外，權力抑製權利、人治阻止法製（遑論法治）、官方壓迫民間、委府作踐社會、宣傳替代新聞、繁榮消弭富裕、增長抑鬱增收、物質放逐精神、肉體驅散靈魂、知識褻瀆思想……這樣的態勢像瘟疫般擴散。

當局看到，中國社會處於一個崩潰的邊緣，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所有的道德禁忌和人倫底線都不斷被擊穿，殺人越貨謀財害命已經是家常便飯，日趨殘酷的嚴刑峻法並沒有帶來社會的安定和生活的健康，反而形成了作案手法的愈發慘無人道，激發了更加居高不下的犯罪率。

在一個徹底沒有了“信”（不管是信用、信仰、信心、信任等之類的中間的什麽）的社會裏，在一個什麽都懼怕的民族麵前，所有的宗教和自然的威力蕩然無存，看到的隻是中國社會全方位徹頭徹尾的敗壞。

我在央視時的同事總是從美國給我發來BBC的評論。其中也有令人思索的內容。

巫毒娃娃如今已成為玩具和網絡紅人

（何必注，略。）

於是，委府不得不回過頭來向傳統文化尋求維持統治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從去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頭一次公開肯定國民黨在正麵戰場上的功績，到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從今年沒完沒了的央視“新聞聯播”中固定板塊“光輝曆程”對共產黨先烈事跡的讚頌，到曲阜和台北兩地共同祭孔的盛大儀式，莫不表現出十足的心虛。

與此同時，新三座大山正在來勢洶洶地逼進所有的國人，整個社會福利水平的下降、消費的萎靡不振、委府權力無限大責任無限小的趨勢，都讓我們一旦把目光從電視屏幕上移開後，便會看到日趨冷落而陰險的生活，一次次地衝淡和抵消著從中國運動員花費舉世罕見的巨資取得優異成績後好不容易得來的尚佳心情和美好願景，從心底裏發出慨歎，那些璀璨鮮豔光怪陸離的歌舞升平躊躇滿誌，與我們何幹？我們不過是被愚弄和操縱了的一群傻瓜。而如此以民族國家的競技運動成績來當作混淆視聽掩人耳目的把戲，當然也就是個空前絕後驚世駭俗的騙局了。

如此，用類似亞運會、奧運會上中國運動員的比賽成績來當作障眼法，當作振作民族精神的法寶，當作救命稻草，這已經成為我們社會的約定俗成。可是，運動會金牌銀牌銅牌並不具有那般的功能。

在一個專製社會裏，強化統治的基礎遠遠不是附著在競技運動成績上那麽簡單。在當今世界的任何一個國家裏，就算是把所有運動會的金牌悉數囊括在手中，也無法將這種原本是人類遊戲的符號附會太多政治功能。換句話說，運動會成績本身根本負載不了如此厚重的政治成分，金牌也不堪舉國之重負。

更重要的是，在公共財政（姑且如此稱謂，不管在中國是否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公共”）原本有限的情況下，對競技運動投入的舉國之勢，必然大大削減了對其他公共領域的投入。中國現在的貧困化有加劇的趨勢，以純粹的貨幣收入計量生活質量，完全忽視了貨幣收入背後所隱藏的社會福利狀況，市場化叫囂覆蓋了那些市場失靈的地帶，成為官產學共謀的大規模屠戮。

何況，舉國辦官方競技運動，這種製度設計是否經過了納稅人的同意？投入如此巨大的公共資源去與全人類比拚，是否經過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是否有諸如聽證會之類的的正當程序？沒有。那麽，我們當然可以說，中國所取得的這些運動成績，從行為本身來說就是非法的。

如此，我們什麽時候才能自覺到，中國到底是要奧運會金牌，還是要貨真價實的國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