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赤身裸體承受災難

孩子赤身裸體承受災難

                                     2006年3月25日

何必

……但因為北京的社會醫療保障體係並沒有覆蓋兒童，所以天文數字般的醫藥費，隻能由家庭自己解決……（略。）

這種消息，是目前行政公開的一場表演。北京市勞社局的頭目到了官方固定的信息發布場所，針對一些行政方略進行解讀，並就社會關心的問題加以解答，看上去很美，不是嗎？雖然都是些空洞的說辭。

看病難看病貴，這已經是老生常談了，再怎麽說似乎也都不過分。而其背後的社會保障體製的殘破不全和岌岌可危，正是目前人們對社會製度產生越來越深切的懷疑的確切原因。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政策研究室副研究員、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唐鈞介紹，醫療保障在全世界都是一個難題，世界上有三種方式，一種用全民醫療的方式，給每一個人提供醫療服務。第二種就是全民健康保險，這個裏麵就有一個投保，有個第三方在裏麵，向保險部門投保，然後再來選擇醫療服務。老百姓把錢交給政府保險機構，政府保險機構給醫院，多了一個方麵，這就是健康保險方麵，也可以有一個私立醫院這樣的係統。第三種是美國的方式，美國第三者是私營保險公司，但是它有一個補助措施，對窮人和老人有兩個特別的醫療援助項目，收入多少以下老人看病是不需要花錢的，窮人低保也是不需要花錢的。中國實際上是學了美國的製度，中國的醫療保險是政府操作，但實際操作的方式跟私營差別不是很大。另外對窮人，對老人也沒有特別的補助，現在有醫療救助之類的項目，但其實政府拿的錢很少，享受醫療保險的人全國隻有1億人，差不多還有12億人是沒有醫療保險的，在這種情況下是不可能做醫療救助的，救助也隻能針對少數人。也就是說，政府必須要掏錢來解決盡可能多的人的醫療保險問題。

或者說，不管中國到底是不是社會主義製度，在醫療保障方麵卻是在向政府責任最小化方向大踏步進發，並且相比起自由主義程度很高的美國來，中國政府在承擔國民醫療保障方麵的責任也相差幾近十萬八千裏，更不用說與社會民主黨執政下的歐洲國家，而要說到比如古巴等還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國家來，中國就更是將自己的國民置於水深火熱當中。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管理係副係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社會福利谘詢委員會委員梁祖彬介紹，從香港的經驗看，社會福利外判——公共服務改革應當是不錯的選擇。香港的公共服務改革改變以前鐵飯碗製度的弊端——浪費資源、不重視表現、更不重視市民參與和選擇。外判服務的好處包括節約開支、提高行政效率、容易開辦及結束、減少官僚架構、提高專業性、人事製度彈性、減少政府角色及編製及增加市民選擇性。而外判也有其缺點，那就是有可能出現失控、貪汙、合約管理、質量下降、選擇性提供服務、監察代價高、政府損失專門人材及專業權力轉移到管理階層等。

而這種社會福利外判在大陸上，卻被解釋或者簡單化作私有製和市場化，並且在整個醫療保障領域政府逐漸退縮，將風險全部交由社會承擔。

高書生在《社保改革：困境與出路》一文中指出，社保的製度安排以往出現了兩個偏差：（略。）

這種思路還是典型的將政府責任縮小化，把社會政策等同於單純的社會救濟領域的救火援助措施。

我的朋友、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徐月賓在其《政府的社會福利角色》一文中介紹，改革以來，中國的社會政策一直以減輕企業（國家）的社會負擔、增加家庭和個人責任為主導思想，因此，新的社會保障製度建立在由家庭承擔主要社會責任的基礎之上，並且具有濃厚的應急色彩，它所覆蓋的人群隻是與國有企業改革直接相關的一部分社會成員以及傳統社會弱勢群體中的一小部分，即失去家庭依托的社會邊緣群體，如城市的“三無對象”、農村的“五保戶”和孤殘兒童等。其他凡是有家庭的社會成員，包括兒童、老人以及其他有特殊需要的人員，則首先必須依靠家庭來滿足其相應的保障和發展需要，而家庭以外為家庭及其不能自立的成員提供幫助的渠道幾乎不存在，政府和社會隻有在家庭出現危機或遇到通過其自身努力而無法克服的困難時才會幹預。這一政策取向使轉型時期的中國家庭陷入一種明顯的政策悖論中：一方麵，中國的社會政策賦予家庭以重要的社會保護責任，使家庭成為滿足社會成員保障和發展需要的核心係統，在社會保護體係中起著最為重要的作用；而在另一方麵，家庭變成了兒童、老人以及其他生活在家庭中的弱勢群體獲得政府和社會支持的一個障礙：一個擁有家庭的社會成員就意味著他將得不到政府或社會的直接的支持。在某種意義上，這一政策取向實際上是對家庭承擔社會責任的懲罰，而不是鼓勵家庭行使其應有的或希望其行使的職能。它的另一個後果是，由於家庭中弱勢成員的生活質量和發展需要完全依賴其他成員的幫助，任何與家庭相關的風險，包括家庭照顧者個人的和環境的因素，都會使他們受到直接的影響，特別會使兒童的成長環境麵臨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徐月賓在該文中認為，為有工作者提供支持是近年來發達國家社會政策的一個最顯著的變化。在很多歐洲國家，政府和企業積極合作，實施“家庭友好政策”，幫助職工實現工作和家庭責任的平衡 ，如家庭休假製度、親職假期和彈性工作時間等 。這種以促進就業為核心的社會政策被稱之為“積極的社會政策”。……社會治理這一強調在公共管理中要有整體觀照，強調多元、參與、平等、協商、互動的新型行政概念的提出和實踐，是福利國家對其私有化改革反思的結果。他還援引早在19世紀德國政治家俾斯麥的話：“國家實施社會保障製度，具有形成社會凝聚力和公民國家認同的重要作用。”

在《建構中國的發展型家庭政策》一文中，徐月賓則指出，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作為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社會單位，家庭在所有的國家中，都是社會成員最重要的福利資源。任何在家庭以外建立起來的正規的社會保護製度都不能取代家庭的功能和責任，而隻是政府在不同程度上、用不同的方式對家庭責任的分擔。這是一種共識。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詹姆斯•S•科爾曼說：“現代工業社會中存在兩種平行的組織結構：一種原始性結構，以家庭為基礎發展而成；一種新型結構，由完全獨立於家庭、具有目的性的法人行動者組成。”那麽，後者能不能取代前者呢？科爾曼明確地說不能。在從社會資本角度考察這個問題時，他說：“人工創建的社會組織，它們正在行使家庭和地方社區的部分職能。……（但它們）不僅難以完全替代原始性社會資本，而且在現實的替代過程中存在著嚴重的缺陷。”（見詹姆斯•S•科爾曼《社會理論的基礎（下）》在該文中，徐月賓介紹，邁克爾•羅斯金進行了十分明晰的論述：“孩子所遇到的每一個場所，都是政治社會化的潛在機構，但是最早遇到的家庭具有其他任何機構所不能比擬的作用。”“家庭塑造了個體的心理特征，它決定著我們的政治態度，傳遞一套規範和價值（包括政治內容），以及信念和態度（如政黨忠誠感和對政府的信任或不信任）。”研究表明，“早年所受的定位和訓練有著強烈的影響。……這種心理塑造過程的結果是，家庭關係影響著他們成年後的不同政治行為。”（加布裏埃爾•A•阿爾蒙德，小G•賓厄姆•鮑威爾著《比較政治學： 體係、過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91－104頁。）

而在中國，這種情況是什麽樣呢？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孩子承受著人世間最為強烈而凶殘的風險，從呱呱墜地開始，就赤身裸體地麵對所有人間的災難，並且完全沒有任何社會保障。醫療成為侵吞國民財富的最為血腥的猛獸，而這張血盆大口在麵對最軟弱無力的孩子時又顯得那麽強悍無情。舉目環顧，全世界有哪個國家在孩子的社會保障方麵做得像中國這樣慘無人道？完全由孩子那幾乎對任何自然界以及社會的侵襲都沒有抵抗力的軀體去承受這遼闊宇宙宏偉人生所裹脅的是非功過榮辱毀譽，在成年人居心叵測的市場化的喧囂中，太多的家庭由於無力負擔孩子的醫療費用而致使孩子天真寶貴的生命夭折。按照開篇的事例，一個白血病兒童治愈至少需要近百萬的資金，而這些錢在社會保障體係裏根本不可能兌現，商業保險則對此望而卻步，隻剩下家庭來承擔，而這種負擔，超過了絕大多數中國家庭的財政底線；現在，中國的白血病患兒已經高達百萬之眾，並且還在以每年10萬的規模遞增，通過公眾捐助能夠救活幾個孩子？更多的孩子怎麽辦？到現在，中國白血病患兒的救治率不足10％，其中能夠治愈的更為稀少。那麽，多少家長會由於孩子的早逝而痛不欲生？那些孩子會給我們帶來什麽樣的感受？孩子們會對如此社會產生什麽樣的初始印象和政治立場？

所有這一切的背後，人們都在追問，到底是誰造成了這一切？當國民災難深重之際，政府卻在幹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