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租房:北京為此將永遠被釘在恥辱柱
2006年12月4日
何必
北京的很多胡同已經不在了,一些老舊建築正在拆除,隊員們趕著拍下了最後的風景……(略。)
看上去,這樣的消息所涉及的就是一群無聊有閑的家夥,憑借著對某個領域感興趣的事務,自發結合成的烏合之眾,到處遊走拍照,然後放到網上,供人們觀賞,並似乎還能夠從中漁利。
不過,我卻從這樣的報道中感覺到了異樣的內容。
按照其中發起人的說法,去年到現在北京就消失了4000個院子,這才是最核心的內容。
眾所周知,北京市當前有關四合院的爭鬥已經到了近身肉搏的程度。光是在我所供職的電視欄目組,就從外出采訪的記者那裏知道太多沒談妥條件甚至幹脆就不願意搬離四合院的主人連續遭到不明身份的打手攻擊致傷致殘的情形,凡是涉及到四合院拆遷,後麵幾乎都有著類似黑社會色彩的勢力在操縱。總是能夠聽到的是,所謂的釘子戶的家裏,突然出現了成群的毒蛇、或者鏟車直接推倒院牆和房屋,如此把個房屋主人從封閉的屋子裏晾到光天化日之下。
有關保護作為曆史名城的北京的呼籲和行動,早就如火如荼。媒體對此連篇累牘,社會上就此也太多說道。
我在央視時做的經濟學家演播室訪談節目中,時任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曆史名城保護研究所所長的趙燕菁多次成為嘉賓接受采訪,分別以“從韓日世界杯看北京”、“曆史名城該如何保護”等【詳細內容見我主編《國民大問題》(2003年北京出版社)、《世紀大事》(2004年經濟管理出版社)相關部分】。趙燕菁談到,韓日世界杯讓我們看到,韓國和日本都已經失去了舊城改造的最佳時機,並且反過來導致國民經濟的持續低迷;2008年北京奧運會,是作為曆史名城的北京進行保護的最後機會,可以預見的是,中國經濟不會永遠保持高速發展的態勢,而一旦這種高速發展的勢頭有所減緩,那時再來進行曆史名城的保護,將完全是紙上談兵,因為經濟條件和社會生活狀況將不再允許大規模改造;北京現在(當時還隻是2002年)的保護已經到了“唱國歌”的時候,(歌詞是什麽來著?“到了最危急的時刻,每個人都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如果再不及時保護整個北京城將不複存在;四合院保護的主要問題是產權界定……
不過,趙燕菁對北京城及其核心部分的四合院的保護也非常悲觀,按照他在節目中所說的話,他的同事對他戲言,應該搞一個類似三峽(我曾經轉引過紀念黃炎培的兒子、著名的水利專家黃萬裏逝世並追憶其堅決反對三峽工程、預言三峽水利工程遲早要被炸掉的文字,結果被博客中國通知奉上級指令稿子予以刪除,不過在網上用“黃萬裏”、“三峽”、“炸掉”等關鍵詞很容易搜索到相關內容)告別遊那樣的北京胡同告別遊,萬般無奈的情況下,隻能發國難財,讓人們在胡同徹底消失前再多看一眼,我們的子孫後代將永遠也見不到胡同了。
此後,北京的胡同就以更加迅猛的速度消失著。雖然包括新華社、人民日報、央視等媒體不厭其煩地發出義正詞嚴的譴責,可還是阻擋不住官商勾結下對於北京這座曆史名城的殘害。
雖然,北京市三番五次出台規劃,號稱要保護四合院,並且人模狗樣地標定出規劃紅線,指定了星羅棋布的保護範圍,但卻屢屢被突破,四合院的命數在劫難逃。
那個著名的四合院保護者、看上去完全就是個外國人的公共人物華新民,為了多留住哪怕一個四合院奔走相告。
不久前,由於節目策劃需要,我在《城市》欄目辦公室裏見到了華女士,並且聽她以其特有的慢條斯理絲絲入扣的語氣談及現在四合院保護的狀況。
《城市》製片人李峙冰聲稱,非常不願意見到華女士,原因不在於對華個人有什麽成見,而是實在受不了華新民敘述中的那些令人發指的內容。我聽了她的介紹,確實如此,總是讓人感覺到暗無天日,周邊充斥著豺狼蛇蠍。
華新民2003年接受央視《麵對麵》專訪,談及北京四合院保護內容。此後,李峙冰對其進行過采訪,但節目沒能夠通過審查,因為作為北京市屬媒體,對涉及到北京市的負麵報道、特別是涉及到拆遷和作為準文物的四合院的損毀方麵的內容,是嚴格限製的。就在此時,華新民自己家的四合院也被拆掉了。現在,華新民正在為此進行訴訟,而訴訟本身北京市媒體注定閉口不談。
開篇節目隻是一群或許閑雲野鶴或許滿腔熱血的人在為北京的四合院留下遺像,但他們恐怕都不知道,他們所拍照的,恰恰是一幕幕令人膽戰心驚的明火執仗的劫掠後的悲慘景象的最後屍體。
就在開篇節目播出的前天,《城市》節目播出了“我家的老宅院”的節目。這個節目就是由華新民參與指導和提供采訪對象的節目。該節目記者在操作過程中,外出采訪回來看到我,脫口而出的就是“潘老師,我采訪經租房的感覺,就是他們在明搶!”
我看著這個記者,隻能作答說,這樣就對了;如果我以老憤青的悲觀主義和失敗主義立場總是對年輕人滔滔不絕的這個世道是怎麽無可救藥,他們或許會認為我太偏激,可他們如果真是走上街頭,走到胡同裏,就會發現事實究竟是怎麽個情勢。
此後,當這個記者把節目草稿發給我看了以後,我看到了太讓人慘不忍睹的場景,讓我這個近半百也算是閱曆頗深的主兒也心驚肉跳。但考量到,電視節目絕不是為了製作人員自娛自樂的,而是要傳播出去。因此我還是在記者的稿件後麵留下了如此文字。
此文看過。
感覺上,還是太血腥了些。
雖然事實如此,但對於我們來說,能夠播出是第一位的,因此應該說得再緩和一些。
事實部分不少,但缺乏支撐。能不能找些其他媒體的報道,來加強節目通過審查的幾率?
而且,節目硬傷在確實另一方當事人的采訪,如果不接受采訪,也應該從其他渠道得知官方對此的態度和處理方式的現狀。
另外,也缺乏房屋或者法律方麵的人物采訪,隻是個案,似乎顯得有些蒼白,會在審查時遇到麻煩。
個人建議,僅供參考。
節目記者以及責任主編針對我的意見進行了較大規模的調整,加上了全國的媒體對於北京經租房的各種報道和評論,終於正常播出了。可以說,這是中國電視媒體第一個播出有關經租房的題材。雖然掛一漏萬,但聊勝於無;盡管由於信息密度過大而顯得不那麽通俗化,可卻傳達出強烈的信息。
所謂經租房,是個很特殊的中國特色。
節目開始,主持人介紹說:“在北京有這麽一群特殊的人,他們手裏拿著房屋產權證,但卻不能回到產權房裏居住,而且還被告之這房子已經不是你的了。半個世紀之前,他們的祖輩響應國家的號召,把自己的房子拿出來交給政府,然後由政府出租給別人居住,他們隻領取一部分租金。這就是所謂的經租房。應當說,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他們為國家做出了貢獻,或者說為北京這個城市做出了貢獻。但是在半個世紀之後,再也沒有人這麽評價他們,現實的情況是,這些祖輩上曾經殷實富有的後人,反而成了住房困難戶,他們的祖房已經不再屬於自己。”
從此,有關經租房是如何一步步從個人私產到被國家搶劫,再到現在比登天還難(至今尚無一個成功案例)的索要回來自己房子的血腥曆程,真真切切地展現在電視畫麵當中。
現在,針對經租房,各地房管局麵對索要私產的產權人的回絕理由是,“根據(85)87文件,一切經租房,58年社會主義改造期間的房子,全部歸國家所有。”
所謂的(85)87文件,是1985年2月15日,原建設環境保護部,也就是現在的建設部印發的《關於城市私有出租房租社會主義改造遺留問題的處理意見》。意見的第一條是:“過去凡是符合國家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的政策規定的,已經納入社會主義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一律屬於國家所有,由房管部門統一經營管理。”
……
而在1956年1月18日,中共中央轉批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關於目前城市私有房屋基本情況及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意見》中也提到“對城市私人房屋通過采用國家經租、公私合營等方式,對城市房屋占有者用類似贖買的辦法,即在一定時期內給以固定的租金,來逐步地改變他們的所有製。”
節目中采訪對象怎麽說的?“這房子本體是我的,我往出租這是我的生活來源啊,這不叫贖買,等於是用我的錢來買我的東西,這個就是這樣,就是在拿我的錢來買我的東西,成了他的東西了現在就是變成這個樣子的。”
……
那些追討經租房的人普遍認為,1964年以後的一係列政府文件和司法解釋,改變了“經租房”權屬,比如1964年9月18日之(64)法研字第80號《關於國家經租房屋的業主實際上喪失所有權》的批複說:“國家經租房屋的業主實際上已喪失了所有權。”
在最高人民法院也在1992年的一份文件中明確規定,凡是涉及社會主義私房改造的案件“不屬於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範圍,當事人為此而提起的訴訟,人民法院應依法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
……
在1983年3月11日,北京市《關於落實“文革”中接管的私房政策的若幹規定》中說:“文革”初期,在“左”的錯誤影響下,北京市接管了8萬多戶房主的私人房產,共51萬多間,其中,房主自住房27萬多間、出租房23萬多間,建築麵積合計約765萬平方米,相當於解放初北京城市全部房屋的1/3以上。先是在文件中規定經租房已經收為國有,隨後法院也不再受理私房改造的訴訟。
……
“好不容易落實政策給我補3間房子,政府又強行收購。”
“你現在國家,你政府沒有任何的政策依據和法律依據,你強買我的房子,你沒有依據。”
“按照85、87文件來講,上麵寫得清清楚楚,退房應該退給我,房子還在的應該退我原房。”
……
看到這些內容,可以體會到什麽是蠻不講理地強取豪奪;而且這種搶劫先是以社會主義改造的名義,然後進行權屬的強行變更,到現在則幹脆沒有了連個理由都不給,政府強行收購。
華新民與我談及我祖上的四合院,她說那也應該是歸屬個人,委府無權占據和處置,並給我提供了不少諸如可以在檔案部門查找房屋產權證件之類的參考意見。
……
這意味著什麽?建國初期北京市近三成的民宅,到現在還被委府強行霸占著;不僅如此,委府以國有的名義對這些民宅為所欲為,為其進行房地產開發進行物質和法律上的鋪墊。
新中國建立後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就是個國有化的過程,就是個人類曆史上最大規模的侵吞私產的過程。
這個過程,到現在變本加厲。
更可怕的是,文革前的中國還算是個充斥著共產主義理想和說教當中,在原則和追求上享有著“廣覆蓋低水平”的共同富裕,而到了現在,委府已經徹底蛻變為強勢利益集團,失去了最基本的公共性,本身就是個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並且為此不惜死皮賴臉而以國家作為合法使用暴力的主體身份強製性與成千上萬的私產所有權人對壘進行舉世罕見的盜搶,為與時俱進的中國特色塗抹鮮豔而血紅的靚麗。
改革開放之後的變遷,在產權界定上也發生著悄無聲息卻在本質上翻天覆地的變化,最突出的莫過於1982年國企改造時概念的替換,將全民所有改為國家所有。這種權屬的更替反映出新一輪的財富轉移。此後,對於私產的覬覦和蠶食一發不可收。逐漸地,所謂的國有,就變成了委府所有,變成了委府牟利的工具,變成了急不可耐套現的貪官汙吏們不遺餘力使用斷子絕孫手段謀求房地產腐敗的重鎮。
新中國之前,城市土地具備著私有化的狀態。這種情況在新中國之後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土地收歸國有,土地上的建築物也自然皮之不存毛之焉附,(這當然對城市土地國有化的法律和哲學基礎提出了尖銳的挑戰。)從自己的祖產搖身一變成了抽象的國家財產,並且在眾所周知的間接選舉實質上不過是走過場的情況下,被委府所把持和糟踐。
於是,我們看到的結果就是,四合院被拆得七零八落凋零破敗。我真是在想,開篇那些為四合院的遺體拍照的人們,是否能夠將每一個行將就木的四合院所記憶的血淚史也有所記錄呢?
我們能夠作為這一幕幕正在發生著的駭人聽聞的倒行逆施的見證人,是吾幸,還是吾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