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稅製調整中的利害糾葛

消費稅製調整中的利害糾葛

                                 2006年3月23日

何必

3月21日，財政部和國稅總局聯合下發通知，從4月1日起，對我國現行的消費稅的稅目、稅率以及相關政策進行調整……（略。）

是日，各媒體競相報道了現行稅製調整的消息，更多地聚焦在消費稅的增加方麵、以及這種增稅對於遏製奢侈品消費和保護環境的作用，也有媒體注意到，這次稅製調整中還是有像浴液商品消費稅下調，說明這次稅製調整並非一味增加稅種，而是有升有降。不過，稍微看一下就能發現，所謂的浴液消費降稅幅度，相對其他增加項目而言，實在是九牛一毛不足掛齒。例如，這次針對機動車排量所征收的稅，被業界普遍認為是根本起不到鼓勵小排量汽車的作用，在大幅度提高大排量汽車稅率的時候，小排量汽車的降稅隻是從原有的5％降至3％，距離坊間呼籲的1％甚至取消而言，基本上保持了以往的格局，對鼓勵小排量汽車的政策沒有任何作用，被很多人士稱之為“從大到小一律抑製”。

而這種節目該如何評論？在節目討論時，有人提出，從國際經驗看，出台消費稅在客觀上和結果上勢必形成對消費的壓抑，無助於刺激消費；而主持人卻認為中國的稅收與西方國家不同，增加消費稅未必會造成物價上漲，很多由於稅收增加的成本會在企業中自行消化掉。而由於節目運行體製，如此說法也就成為最終定論，並在節目播出時的點評中給予使用。但稍微有點經濟學常識者就能看出，這種說法明顯是扯淡。稅賦的增加毫無疑問會對經濟生活起到作用，如果企業能夠自行消化，也並不是當局的初衷，通過類似稅收政策作為調節經濟生活的工具，這是各國政府在管理國家時都會采用的手段。可問題是，無論如何，增加賦稅也是一筆顯性支出，不過企業是否能夠自行消化，都會產生係統性的效果。假如企業自行消化，則降低了企業的贏利能力，對勞動者收入帶來影響，形成就業擠出效應；而企業也絕不是個無底洞，並非所有稅費都可以在內部消化，特別是在競爭相對充分的時期和領域，企業利潤向社會平價利潤率趨近，利潤空間狹小，自行消化外來成本的能力大大減弱，這種稅賦的增加除了逼迫企業壓縮生產成本、降低產品或服務質量以確保生存外，最終也不得不向消費終端轉移成本增加所帶來的壓力；而因為這種稅製調整是針對全社會的，因而這種成本增加也就是全行業的，物價整體提升也就是指日可待的，不管是顯性還是隱性。因此，那種說如此消費稅政策實施不會引起物價上漲的議論，實在是荒誕不經地形成了話語方麵近乎弱智的霸權。而這種狀況，在該節目中遠非偶爾的了。

那麽，這種稅製調整給人的直接印象是什麽樣的呢？

日前，中國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中指出，預計中國2006年經濟增長將在8.5%到9%之間。（略。）

同時，中國經濟對於國際貿易的依存度越來越高，外貌依存度甚至達到了經濟規模的半壁江山，這對於如此一個全世界人口最大的國家來說，風險不言自明，一旦國際上出現風吹草動，中國經濟將遇到傷筋動骨的影響。

而中國國內消費，卻一直出於泥足深陷不可自拔的境地，二元化的經濟結構、巨大的城鄉差異、中東西部經濟區別、GDP增長卻不能帶來人均收入的增加、貧富差距等等，都嚴重地限製了國內消費走出低迷。

國際上，在經濟發展時期，采取包括減稅在內的各種措施來增加就業刺激消費，已經是通行的做法。可在中國，減稅卻除了奇談怪論，無論是通縮還是通脹，財政政策上卻總是保持高調的增加態勢，所謂的區別也隻是在公共投資領域中規模的大小和領域的變換。

人們現在耳熟能詳的是取消了農業稅，宣傳工具眉飛色舞談論取消農業稅如何體現了當局的親民本色，卻對取消農業稅所帶來的危險閉口不談。由於這個稅種的消失，使得原本80％縣鄉級財政已經破產的局勢得以釜底抽薪，使得基層製度成本日益攀升，基層的製度維係體現基本破碎，黑惡勢力乘虛而入，從而使這項表麵上看給農民的恩惠演變為農村整體的災難。

而且，不爭的事實是，中國財政收入中用於維持現有宦官體係的成本是古今中外少見的，人們曾經為中國當前官民比例爭執不下，但卻基本上認可中國現在的這個比例是古往今來最高的；數據顯示財政收入中用在豢養官僚體係的開支已經占到了近80％，剩餘那些部門才可以進行轉移支付，提升包括教育、衛生、城市社會保障、農村製度保障等方麵。最近一個數字讓人瞠目結舌：中國僅用於公款吃喝的費用與中國的國防開支相等！會議多和舉辦會議鋪張浪費，已和公款吃喝、公車浪費一起，被公眾稱為建設節約型政府的三大頑症；更不用說公車公會公房公遊公嫖公賭公貪……在天下為公的名義下，又有多少空前絕後令人發指的倒行逆施假汝盛名而行！

當財政收入中行政體係開支為剛性時，為了維持社會運轉，各種政策變遷必須以保證如此剛性支出狀況不變為前提，所有稅賦都要建立在如何確保龐大官僚體係得以驅動並正常運轉而不致產生內部攻破，這是一個製度基礎。

在宏觀調控之下，由於無法得到銀行貸款，越來越多的地方企業正依靠財政借款來維持。唐山市一位官員稱，唐山市鋼鐵行業大量的資金來源於政府的財政貸款。唐山市財政局旗下成立了多個投資公司，向當地幾個大戶企業注入資金。類似做法不止唐山。廣東台山市也特意成立了市籌資辦和市財政周轉金管理辦公室兩個常設機構，專門為市政府籌集資金，支持地方企業發展並解決就業。據當地企業透露，地方財政先以高於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籌集資金，然後再將資金以低於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方式轉借給地方企業，高借低放形成的利差，由地方財政補齊。其後果是宏觀調控帶來的企業風險、產業風險，大量轉化為地方財政風險。

而這種財政風險一旦爆發，首先是以國家信用為代價的。因此，化解如此財政風險也就是當局必須刻不容緩麵對並時不我待著手進行的首要工作。

李佐軍撰文說，關係國計民生經常被用來作為政府壟斷經營的接口。（略。）

而目前看，將贏利區間冠之以“國計民生”的名義進行壟斷，在社會混亂程度增加、政府監管不力、各界置疑政府行政能力的大背景下有著愈演愈烈的趨勢。

而所有這些，都形成了稅製調整的社會環境和係統條件。而在這樣的背景當中，審視開篇消費稅製調整的前因後果，也許就更讓人耳目一新。

2005年12月，在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財政部長金人慶透露，今後5年，財政部將積極促進健全公共財政體製，深化財稅體製改革。（略。）

也這是他，在擔任國家稅務總局一把手的時候，曾經有過全國100萬稅務工作人員披星戴月完成稅務指標超額完成的奇觀，成就了他仕途的一馬平川。而此番說辭當中，除了擴大征稅範圍外，誰又能看到減稅的跡象？

（何必注，略。）

如此稅製改革的整體方向，應該算是很偉大光榮正確了。但目前，我們正在越來越深地陷入一場被馬克思稱之為異化的進程當中。揮之不去的GDP政績觀，將經濟增長本身異化為執政目的，而將提升國民生活水平和福利標準放到了無人問津之處；稅製改革則為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可對於為公眾開源節流這樣的國民福祉卻幹脆不予關照。手段變成目的，對於手段的追求完全掩蓋並替代了目的的存在，就像很多先富起來的群體要將轉型中的社會形態固化為常態以將雙軌製利益曠日持久地攫取下去那樣，成就一個徹頭徹尾的中國特色的異化，並結果成名副其實的異化的中國。

而所有這些，如果換了另外一個指標體係來度量，卻給了我們很瞠目結舌的一番景象。

相對於《福布斯》的稅負指數，宏觀稅負也許是橫向衡量國家、地區稅負水平的更為合理的指標。所謂宏觀稅負，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一定時期（一般為一年）內稅收收入占該國同期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我國內地宏觀稅負最低是1996年的10.18％，此後每年以接近1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2004年達到19％。考慮到社會保障等因素，中國內地目前宏觀稅負水平將與發達國家持平，再考慮到大量非稅負擔，實際宏觀稅負水平則大大超過發達國家，而中國的經濟發展還遠未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自1994年以來，我國稅收一直持續高速增長，1993年全國稅收總額僅為4255億元，11年後稅收增長了6倍還多。1998年來，我國連續7年GDP增速均在8％－9％左右，而同期稅收增幅年均為19.3％，尤其是2004年，同比增長高達25.7％，稅收增幅相當於全年GDP增幅的2.5倍。

而2006年1月份，國家稅務總局局座謝旭人在國務院召開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得意洋洋地宣稱，中國稅收5年間翻了一番，增長了100％。這種恬不知恥並且缺乏最起碼傳播經驗的說辭，當場在遭到了記者有關如此高稅收是否過快了的發問。而實際情況恐怕比這位局座所公布的還要觸目驚心。人們清晰記得，2005年1月1日國家稅務總局興高采烈地宣布，2004年全國共完成稅收收入25718億元（不包括關稅和農業稅收），比上年增長25.7%，增收5256億元，總收入和增收額雙雙實現曆史性突破，是近年來增長最快、增收最多的一年。

如此一來，說現在我們處在苛捐雜稅之中，大概並不過分。再來看消費稅製調整，恐怕也沒什麽值得興高采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