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不認錯的衙門

死不認錯的衙門

                                           2004年7月14日

何必

上周末的大雨，北京有8座立交橋嚴重積水造成交通癱瘓。負責排水設計的北京市市政工程設計研究總院表示：問題出現是不可避免的……（略。）

這位專家從專業角度憂國憂民地表示，考慮到勤儉節約的治國方針，也似乎不應該因為這次暴雨所暴露出來的些許小問題就大驚小怪追加投資造成國有資產的閑置和社會財富的浪費。照此理，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在這裏注定是行不通的，資產不閑置軍隊平時就應該解散回家種莊稼。這方麵不說也罷。

絮絮叨叨引述這麽大篇幅，並非筆者偷懶。看了其中如此生僻晦澀的專業詞匯，大概使人不得不信服，這次暴雨中北京立交橋出現的問題是注定要出現的，早就被設計部門預料到了，但根據國家規定和國際水平看，北京的立交橋並沒有什麽設計缺陷；如果說這次的積水，則是由於有些部門沒有完全打開排水口、或是被垃圾堵塞、以及河道通航等外在因素造成的。

而這次暴雨過後，相關部門紛紛都麵對媒體的追問做了很值得回味的表態。氣象部門認為，一方麵，這次暴雨不屬於日常氣候，而已經達到了氣象災害的程度，因此在準確預報方麵有著很大的難度；但另一方麵即使如此，他們還是在暴雨來臨之前做出了預報，並通知了北京市防汛和交管部門。但據央視對防汛和交管部門的采訪內容，他們都否認在暴雨來臨之前接到過氣象部門有關這次暴雨的預報，而都稱隻接到過周末有中到大雨的預報。可見，這兩種互相矛盾的說辭當中，想必是有一方說了假話，但媒體調查就此打住。（可有趣的是，正在北京舉辦的國際超級娛樂項目嘉年華卻由於付費而準確地預先得知了這場暴雨的消息並關閉了所有戶外娛樂項目避免了損失。）

而防汛部門表示，該部門在事發後已經竭盡全力，但這場暴雨是北京18年一遇的，（這種說法與市政設計5年重新期、以及媒體號稱10年一遇之所謂的出入顯而易見）由於設計和施工方麵的原因，他們顯得對這場混亂無能為力。

交管部門則在暴雨剛剛蒞臨之際就已經出動了3000名警力上路維持秩序，但他們無力排水，隻能疏導交通，讓車輛改道行駛。

市政施工單位則強調垃圾堵塞排水口，這是環衛部門的日常工作；同時北京過大的交通壓力也造成應付氣象災害方麵的軟弱無力。而對西翠路段多處路麵坍塌導致車輛下陷顯然是由於修路時回填土不實卻幹脆緘口不語“無可奉告”。

……

說來說去，各個部門都有自己堂而皇之的理由和托詞來為這場由氣象災害帶來的城市災難免責。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個部門敢於站出來說，這其中有我的責任。人們看到的是，部門之間互相推諉攻訐指桑罵槐含沙射影，並在這個過程中把自己擇得一清二白與那場倒黴的大雨沒有任何幹係。

氣象、設計、施工、防汛、交管、水務等等部門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都沒有責任，但發生交通癱瘓房屋倒塌市場進水卻是事實，幾十萬人堵在路上數小時動彈不得叫苦不迭也是實實在在發生了的，大雨過後保險公司車輛維修場所也成了曬車場（光是報損車已近2000輛）。這到底該誰來承擔責任？看來是沒有相關政府部門能挺身而出，但總不至於讓自然災害來承擔責任、把所有損失、憤怒、疑惑與不安吧；或者，把責任推到當時在路上者們和其他受損者活該倒黴，誰讓偏偏選擇那時候出門或呆在必然遭受雨水侵襲之處，可這無論如何也是蠻不講理呀。

從這場可以稱之為城市公共安全的事故之後北京市各個相關部門的姿態裏，的的確確讓人感受到他們無一例外的推卸責任。暴風雨吹打衝刷掉了少許平素裹藏在厚厚帳縵之後的行政習俗與慣例，使之露出了冰山一角，在大庭廣眾之中紛紛出於各自部門利益的考量拈輕怕重避實就虛，竭盡逃避責任義務之能，在保全烏紗帽的壓力下甚至不惜信口雌黃（想想氣象部門那份蹊蹺的暴雨預報吧）無中生有，活生生上演一出雨後摸爬滾打的鬧劇，給行政責權利失衡的政治生態係統的進一步加劇添油加醋推波助瀾。

人們對於四川省領導就今年沱江汙染給當地居民造成生活困難而向總理道歉之事罵聲連天，認為這還是唯上唯大的行徑。不過相比起北京暴雨過後有關行政部門的嘴臉來，四川省好歹還有人公開表示道歉，盡管應該麵向當地民眾，但畢竟也膽敢了一把。

政府具備行政能力，很大程度上是決定於政府本身所具有的公信力，而這種公信力是建立在政府必須對自身行政行為負責的基礎上，建立在政府各個職能部門對自身行政舉措的科學客觀恰如其分並必須接受社會監督的評價體係上。同時由於中國特色，政府行為對於社會有著異乎尋常的垂範作用，影響著社會風氣與倫常，政府的責任姿態對於社會責任體係的殺傷力實在生死攸關。

再往遠點說，當我們以德國總理在波蘭烈士墓碑前真心實意屈膝下跪的情形指責周邊國家的冥頑不靈時，是否也環顧身邊，看看李宗吾先生所描繪“中國人死不認錯”的積習幾十年後的今天已經演化成什麽樣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