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勞動法》的名義

以《勞動法》的名義

                                       2004年6月21日

何必

但南京市有關部門近日的一項調查結果表明，該市農民工日均工作時間達9.3小時……（略。）

南京的民工打工過程中出現了這種情況，被媒體披露出來，成為了新聞。但是，在全國各地隨便什麽地方，隻要有民工，就會有這種現象的存在與蔓延。就在我們身邊的北京，民工超時打工的情況也是屢見不鮮，人們對此已經熟視無睹不拿這事當作什麽新鮮話題來談了，看著蓬頭垢麵髒兮兮西服袖口上貼著服裝商標、歪歪扭扭的領帶後麵的白襯衫領子處已經黑得發亮、上了公共汽車就搶座位、在馬路上行走時歪戴著安全帽並排數人橫衝直撞的民工們，很多城裏人都投以鄙夷厭惡的目光與神情。時不常就能聽到路人議論，如果沒有了民工，社會治安狀況就會好得多，公共汽車也不會這麽擠，地下通道和過街天橋就不會這麽髒，每年春節火車就不會那麽難買車票……彷佛民工成了城市的垃圾。如此人等，反正在城裏呆著也是生事，不如多讓他們幹點活，也能多掙點錢，同時還能給城市管理少添點麻煩。

可是，現在人們卻習慣了民工所帶來的便捷與舒適。如果沒有了民工，人們還會回到排隊賣菜的時代，沒有人去做保潔、保安、快遞、餐館服務員、搬運工、保姆……，每逢民工返鄉季節，很多城裏人都會為農貿市場以及餐館的關門而感到不適甚至失落。

而且，民工在城市裏的存在也還起到著平抑當地人工成本的作用。正是由於民工的大量存在，才使得很多城裏人不屑一顧的粗重活計被社會分工到了民工身手當中，而民工對於收入的預期更多地隻是比在家鄉務農多掙點就可以，這就大大地把城市整體勞動報酬水平向下拉了很多，形成了工資總額增長緩慢，滿足了我國某著名軟件公司掌門人針對外企在勞動力市場上哄抬物價造成勞動力價格趨升而喋喋不休地抱怨之情，並在很大程度上成全乃至維持了中國勞動力質優價廉的國際競爭優勢。

城裏人就是城裏人，與民工有著本質的區別。這還不單純是習慣中被我們耳熟能詳的所謂“極個別者”或者“少數人”的觀念。中央黨校教授吳忠民撰文指出，《勞動法》存在不少明顯的不足，表現在：大部分農業勞動者被排除在《勞動法》之外，而這種狀態必定會形成大麵積的身份歧視現象，固化城鄉二元結構，《勞動法》對於就業的意義沒有予以充分的強調，對於“免費就業服務權”以及“就業保障權”沒有予以明確的規定，對社會保障的重要性也沒有予以足夠的強調，等等。

這就是說，法律麵前人人平等，而作為已經頒行了10年的我國唯一調整勞動關係的法律，竟然將占總人口2/3的農村勞動力排除在外！《勞動法》第二條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統稱用人單位）和與之形成勞動關係的勞動者適用本法。”而其中，連人們越來越熟悉的“小時工”都不在該法調整範圍之列，更不用說廣大農民了。

這樣的情狀裏，民工本身就帶有明顯的被排斥的意味，處於身份邊緣化的狀態。如果在城市裏能夠找到工作就湊合呆著，由於就業形勢越來越嚴峻，失業率居高不下，城裏人甚至大學生就業都有困難，更不用說民工們了；而當城市裏無所事事，那麽或者就在城市之間流動，有些人甚至變成了流竄，從而使連續十幾年的刑事犯罪高峰持續堅挺不得回落，或者就打道回府安土重遷，再度臉朝黃土背朝天，隻能與不僅是生產與生活資料、而且更多地承擔著社會保障作用的土地親密無間。

如此狀況裏的民工就成為地地道道的不倫不類，為城市做出了巨大而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卻不能背城市接納，總是處在城市生活的邊緣。城裏人燈紅酒綠紙醉金迷聲色犬馬的生活方式與他們沒有任何幹係，他們隻能處於為城裏人服務的層麵，不能享受自己勞動的成果。

而從遍及大江南北的民工超時勞動現象裏，則卻給了我們另外的含義。按照開篇報道裏所敘述的情形，民工每天要工作9.3個小時，每周要工作6.3天。如果按照現行《勞動法》的規定，那麽民工每天多幹了1.3個小時，6.3天就多出8.19個小時，更不用說這裏麵提及的有每天要幹11個多小時的現象；而《勞動法》規定5天工作製，多出了1.3天；而按照報道內容，給付超時勞動報酬也並沒有按照《勞動法》的規定，也不說還有不少雇傭方根本不付超時工資。這樣算下來，假如民工隻幹法定工作時間裏的工作，那麽每周應該工作40小時，但現在卻是58.59小時，比法定工作時間多出了近一半。如果雇傭方真是給付法定超時工作報酬，即使是按照150％，也相當於另外雇傭一個民工。這樣，超市勞動在無形當中排擠掉了另一個民工的工作機會，這應該是筆不難計算的帳。

我們可以讀出幾乎全民性的對於法律的漠視、嘲諷與戲弄，法律的權威與尊嚴受到了極大的挑戰，作為調整社會關係的規範，被為數眾多的調整對象我行我素地置之不理。而當人們輕而易舉地突破行為底線時，所帶來的惡果並不隻是民工去品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