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幹活就給錢的道德邏輯

不幹活就給錢的道德邏輯

                                   2004年5月30日

何必

離休老幹部田慶株信守30年前的諾言，為北京動物園“河馬咬死女生”案作證……（略。）

時下，形形色色的違約事件隨處可見。北京動物園究竟能在此事上有什麽樣的態度、此事到底會有什麽樣的結局，其意義更多的也許並不在案件本身。

從中，我想起一件事。美國一家非常著名的醫藥公司被上一屆美國總統克林頓讚譽為“非常具有人情”的公司。解放前的1929年，該來到中國，在當時進入中國的橋頭堡上海立足，並找了一位姓錢的先生作為該公司在中國的業務代表，幫助該公司拓展在上海乃至中國內地的業務。在經營業績蒸蒸日上的時候，突然爆發了日本對華的侵略戰爭，並逐漸占領了中國的半壁江山，而且也占領了上海。該公司的業務不得不停頓，公司也撤離了中國。錢先生就此也就失去了在該公司就職的條件。中國的抗日戰爭一打就是八年，錢先生也淪為戰爭難民，與廣大中國民主一道四處逃生。

抗戰結束後，該公司派了兩個人到中國來，費盡心機不遺餘力尋找錢先生，最後在香港找到了他。見麵時，公司來人首先幹的事就是拿出一大疊美金——錢先生這八年的工資，遞交給了他。錢先生當時就傻眼了：這是怎麽回事？按說，戰爭屬於契約簽訂中被免責的不可抗力，畢竟，日本人侵略中國並不是這家美國醫藥公司所為，應該說，由於日本人對中國的占領與蹂躪，嚴重破壞了中國的社會生活，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損失，而且也給類似這家美國醫藥公司在內的外國投資者帶來了損失，迫使他們從中國撤退，放棄如此巨大的一個市場，從這個意義上說，該公司也是受害者，並不需要為其在中國的員工承擔什麽義務，而且這八年當中錢先生並沒有給公司做過任何工作，從按勞取酬角度說，不支付報酬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該公司來人卻表示，對錢先生來說，戰爭也屬於不可抗力，也是無法預料的；公司雖然因為戰爭撤離了中國，但與錢先生的勞動關係並沒有解除；盡管錢先生在這八年當中沒有給公司做什麽實際工作，但這並不是錢先生的責任，公司將錢先生這八年的薪水交付給他，是理所當然必須要做的事。

可以想象，錢先生麵對這筆天上掉下來的巨款一時間不知所措，而且喜出望外。最後，他拿了這筆錢作為投資，在香港開辦了一家醫藥投資中介公司。

改革開放後，中國開始了對於外資的吸引。國際上諸多醫藥巨頭進入中國，都是錢先生這家公司做的代理。到了1993年，這家美國醫藥公司重返中國大陸，錢先生為此鞍前馬後廢寢忘食終日奔波，成就了該公司在中國的順利麵市。

當我聽到這個真實的故事時，感慨頗多。

這家美國醫藥公司這種做法在我們很多人看來是非常不可思議的。的確，由於戰爭、自然災害等因素而導致合同無法履行時，在法律上是不能追究違約責任的，由於這種不可抗力而致使公司業務中斷、員工被辭退，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員工方麵的損失與公司無關。如果真有公司為了不幹活的員工付錢，在我們時下的主流觀念中，肯定會認為這家公司有毛病。

而且，該公司上個世紀20年代末撤離中國，注定是沒有設想還會有新中國的建立和再後來的改革開放，也注定沒有設計過還要在1993年闊別近70年之久後還會繼續回到中國大陸，更不能設想錢先生會那這筆錢去做一家醫藥中介公司，並在半個多世紀後再度為該公司在中國的業務開展而勞神費力。如此說來，當時在香港交付給錢先生這筆錢時，公司方麵並沒有考慮到日後的回報，隻是憑借公司自身的價值取向而為之。

即使從目前流行的情理上說，這家公司不為錢先生支付報酬也無可非議，畢竟幹活拿錢是件天經地義的事，八年與公司失去聯係，更無從談起為公司效力，就連錢先生自己對後來那筆巨款交到自己手中時也是將其視作不義之財，更不要說別人了。

從公司角度看，作為經濟人，追求效益最大化是其本性。而眾所周知，所謂效益最大化包括開源節流兩個方麵。在節流上，降低人工成本、減少工資開銷是企業都會做的事。企業畢竟不是慈善機構，並不對社會福利保障乃至救助承擔直接的責任，而隻是通過納稅給社會做貢獻，由國家將這些稅款進行二次分配來調節社會財富分布狀況並借以維持社會公平。該公司這筆錢完全是可以被節省下來的，根本沒必要動用兩個人不遠萬裏跑到中國來四處奔走搜尋一個已經與公司沒有直接關係、日後恐怕也很難與公司再發生什麽關係的離散員工，並在舟車勞頓破費錢財與人力後，把這筆工資交給錢先生。

返觀目前，很多單位與企業的做法實在令人汗顏。即使在被稱作中國“打工者天堂”的上海，勞動爭議案件也正在以每年30%的速度增加，這種勞動爭議案件已經位居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第二位。像拖欠工資、欺壓員工等現象更是數不勝數。

我們都在推崇誠信。但是要知道，誠信絕不僅僅是一種口號與點綴，而是要落實在具體的時時刻刻發生的行為上的。我無從知曉北京動物園這宗案件最終的結果，隻是希望，從發生在我們身邊的類似那家美國醫藥公司交付錢先生工資的事情中，給我們一些啟迪，帶來一些道德上的救贖，並因之使社會上的誠信狀況得以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