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兵敗將打出的現代化
2004年4月12日
何必
4月11日,原方正集團助理總裁周險峰對媒體稱,他將於4月12日在北京公開新東家海信數碼的“龍虎計劃”,任其董事會董事、CEO……(略)
該報用了“方正高層集體跳槽”的標題來描述這次轉換東家事件。
在如今勞動力流動方麵的限製越來越少從而造成流動越來越頻繁的情況下,出現企業高層人事變動,似乎不是什麽新鮮事。在發達國家,也經常有企業高層人事變動的現象。被人們稱作“世界第一女CEO”的卡莉•費奧瑞納女士,在1999年7月出任惠普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前,也是從1996年起負責朗訊公司AT&T的分拆業務。既然國際知名公司能夠變換頭領,中國企業當然也可以東施效顰。
但問題是,中國企業與那些在中國的企業高層變動對新老東家、業界乃至社會所產生的震蕩與影響似乎比發達國家遠為劇烈和深遠。
今年年初,聯想集團開始醞釀公司內部的人事變動,幾乎涉及主管業務部門的副總裁以上級別的高層都在人事調整的範圍之列。據稱,此次變動不是外部原因所致,而是公司內部調整戰略發展方向的結果。2004年2月3日,原微軟中國總裁唐駿離職,雖然他獲得了一張微軟中國公司名譽總裁的榮譽證書和一個體麵的新職位——中國最火爆的網絡遊戲公司盛大網絡的總裁,但業界卻普遍認為,他出走微軟的原因是“沒有完成微軟在中國的政府公關要求,在多次中國政府招標中落敗”,鼓而雖然在華業績出眾,依然掛職而去。此中還有創維的“陸黃之爭”,趙強出走名人,華帝的最大功臣姚吉慶出局華帝創立威萊,王誌東被新浪“禮送出境”,更有那當年離開微軟鬧得沸沸揚揚滿城風雨出了本讓人看上去邪念叢生的個人自傳轟轟烈烈到了TCL的吳仕宏最終還是不得不黯然離開。
像周險峰率10人之眾集體跳槽的事也不是什麽創舉。有調查表明,集體跳槽和從外企回流到國企成為企業中高級管理人才是其中較為突出的現象。2004年2月11日,原深圳健力寶俱樂部老總顧凱帶著自己下課前的全部健力寶工作人員,集體跳槽到科健俱樂部;幾乎同時,《新財經》雜誌高層地震,鄭建輝等集體跳槽;有“中國百貨業狂人”之稱的王德明曾是太平洋百貨的總裁,王率領太平洋百貨在中國內地攻城掠地,風頭一時無兩,但當2002年王德明率團隊集體跳槽到大洋百貨後,太平洋百貨就元氣大傷;2004年前幾個月包括網星、新浪樂穀等知名遊戲運營商在內大量網絡遊戲公司先後出現員工和業務骨幹集體跳槽的情況,業內人士分析稱,這是中國網絡遊戲出現“崩盤”的一種先兆……
而號稱是中國高新技術搖籃的中關村裏,企業員工跳槽頻率更是達到了6個月的人均水平。與此同時,在大洋彼岸高科技區的矽穀,這個比率在24個月,而且隨著以計算機、互聯網為核心支撐的新經濟在美國的飄搖隕落,電腦勞動力在不同公司之間跳槽的空間也遭到了毀滅性的縮減,導致跳槽走勢更加低迷。
盡管有不少人認為中國經濟一枝獨秀,但那已經是前兩年的事情了,從東盟和南亞像印度等國家的經濟表現看,經濟增長率與就業都有著良好的發展勢頭,相形於中國經濟高速得有些令人擔憂的發展卻不能帶來新的就業機會這種奇怪的增長,更讓國人從經濟增長質量與國家安全角度產生憂慮;而且,從產業角度看,中國經濟的增長更多地還是集中在傳統產業以及類似旅遊業這種服務行業,而電腦業的硬件領域長期處於沒有核心技術而隻能從事外來加工給國外企業做裝配流水線的檔次,而軟件方麵連印度班加羅爾被當作西方國家“血腥加工廠”的資格都撈不到,原因就是中國在這個領域非常分散而管理水平相當低下,中國人信誓旦旦了幾十年,在軟件研發與生產方麵還是隻有印度的十幾分之一。眾所周知,在類似企業產權交易等高級運行領域比中國要成熟很多,同時也以全民的自覺抵製了美國霸權對印度民族產業的侵襲與替代。
回過頭來看我們,軟件設計方麵成為社會精英的專屬領地,長時間的電腦技能培訓,熟練的英語應用能力,使得這方麵已經成為屏蔽大眾的有效利器。於是,軟件不能形成產業,沒有產業工人,於是,中國要占據戰略製高點的說法變成了癡人說夢。
把凡此種種當作背景,再來看這次原方正骨幹集體跳槽現象,拋開玩弄“職業經理人”這種似是而非概念,順帶看跳槽者、被炒魷魚方、新東家三方不同的說辭,大概也能看出幾家歡喜幾家愁,誰難受誰知道,隻不過麵對在股市裏用腳投票的股民和社會公眾,牙掉了也得往肚子裏咽,雖然個個還是一本正經,但至少看不出有什麽雙贏或多贏。可想而知,從目前相關各方的姿態上,大概也有些默契,不會幹出員工帶走商業秘密或客戶資源並被企業提起訴訟這樣小兒科的把戲,隻是,畢竟不會是個皆大歡喜的結局,注定有人得吃虧。
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消耗掉了多少資源、又造成了什麽樣的惶惶人心,也許不難想象。無論是取得多麽高的經濟增長,如果我們還是在這種惡劣的就業狀態下低水平徘徊,動輒就是人去樓空,企業把招聘當作主業而不得不把大量時間與精力放在“其樂無窮”的“與人鬥”上,要想真正自立與世界民族之林,好像距離會越來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