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劃出錯車主買單
2004年4月6日
何必
4月5日,北京交通白皮書——《北京交通發展綱要》(討論稿)開始向交通行業征求意見。……(略)
這裏還有一些背景資料:1991年至2002年,北京注冊車輛數平均年增長率為15%,而香港僅為1.17%。一方麵機動車保有良大幅增加,另一方麵公交出行比例不高。據統計,60%至80%的歐美大城市居民出行靠公共交通,而北京的這一比例不足30%。
這個綱要還沒怎麽著,北京市有關方麵就通知市轄新聞媒體,在對這件事的報道上要謹慎,如果要做有關內容必須與市交通委通報並得到其準許。
很多人談到,北京目前麵臨道路建設嚴重滯後於車輛增長的局麵。按照《奧運行動規劃》中道路建設規模,到2008年路網容量可增加200萬車公裏,在同等負荷水平下,可容納機動車210萬輛左右;而按目前的增長速度,2008年全市機動車保有量將突破300萬輛,屆時,路網負荷將達到處於臨界飽和的0.99,道路交通基本陷於癱瘓。
而現在道路嚴重落後於機動車增加,城市規劃與建設部門隻是輕描淡寫地說“沒想到”、“始料未及”。2001年冬天那場逢了一場並不算很大的飄雪,就出現了全城大擁堵、不少在外的人比平常都多花了5個小時以上才到底目的地的壯觀景象,使很多人質疑有關方麵的城市管理能力。但結果不出所料地依然是不了了之。
有關北京城市建設,並不是什麽新話題。50多年前的梁陳方案就明確提出北京需要把城市中心區遷移出去,這樣有利於保護古都風貌。那時還沒有什麽交通擁堵現象。但那時,人們把一切社會事務都政治化,這個方案被冠以某種政治帽子打入冷宮,梁陳二人也受到了可想而知的待遇。(這種事在我們的社會裏並不少見。三門峽水利工程中被打壓了幾十年的溫善章也是因為反對當初蘇聯專家的意見而被剝奪了青春與才華。)而到後來,人們對於北京這座文明古城如何保護問題的討論也一直在持續;同時,北京的人口迅速增加,從解放初的幾十萬到今天的1300萬(北京有關方麵最近的預測數據是,北京人口不久將達到1550萬),交通越來越擁擠,特別是最近幾年,機動車數量迅猛增加,形成了所謂的“井噴”現象(15%的年增長率充分說明了這種態勢)。但是,到現在,北京在眾說紛紜恨不得群起而攻之的狀況下,依然不緊不慢紋絲不動地按照既定的方式,把城市像攤大餅那樣一圈一圈地向外擴散,而且把重要或與國計民生息息相關的黨政部門都放到了北京城的中心區,不管是本地人要到黨政部門辦事、還是外地人要到最高機構公幹,幾乎都必須要到城市裏最繁華最有商業價值的區域裏,客觀上成為加重城市交通壓力的幫凶。沿著長安街走走就可以看到,街道兩旁排列著國家和北京市黨政軍各種機構,占據如此優越的地段,卻不能產生任何對北京城市經濟積極而正麵的貢獻,隻是白白消耗著原本就因為地理與人為因素導致的日益緊缺的資源。(記得2002年我在中央電視台做一個經濟節目時,嘉賓在接受采訪過程中談到天安門是不可能被賣掉的,隻是具有理論上的土地價格,而這句話導致了節目被槍斃,因為這裏涉及到了具有政治意味的天安門的市場價格問題。)
如此一來,有關部門不為所動,新聞媒體諱莫如深,北京照舊形成惡性擴張。(去年,我在《中國經濟時報》上也就北京交通擁堵問題寫過題為“堵出一個新北京”的評論,後又被四處無償轉載,這大概也隻能說明問題的廣泛性,但充其量也不過就是說說而已。目前政府與新聞的關係還遠沒有到可以對行政決策產生影響的程度,施政機構任憑風雲變幻巋然故我,誰奈它何。)
應該說,北京近來越來越嚴重的交通擁堵,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有關當局的固執己見冥頑不靈造成的,很多機動車對於這種擁堵並沒有什麽責任。本來,這種局麵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就從已經被人們紛紛議論了幾十年的對於老城市保護與開發方麵從善如流上就可見端倪,但隻是由於有關當局的怙惡不悛抱殘守缺,才導致北京交通成本越來越高但效率卻越來越差。(並且,由於城市規劃思路上的保守與癡迷,以北京人均收入在全國都隻位於探花位置的同時,生活支出水平卻到了全球城市的第5位,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談,也讓人想到不管對於投資者還是居住者,如此高的城市成本究竟會形成什麽樣的吸引力這樣常識性的問題。)
可如今,北京市出台的交通綱要卻弄出了要向擁堵路段的機動車收費的招數,實在有些讓受害者為侵權者負責、由飽受塞車之苦的機動車們為城市建設痼疾買單的意味。人們曾經談笑說,北京城區道路由於堵車已經成了一個免費的停車場了,這可能倒提醒了交通部門:既然是停車場,為什麽不能開源節流,把這也當作是個獲取經濟收益的來頭呢?與其讓那些心急火燎的駕駛員在待速裏汙言穢語怨天尤人地享受著免費停車待遇,不如也把道路交通市場化,堵車也收費;那五環路修好了作為收費公路卻乏人問津而且還廣遭非議最終不得不免費了事,這筆帳還沒地方清算,讓城區堵車地帶來補償豈不也是挺好?
就這樣,規劃與建設部門做錯了事,卻讓消費者來負擔;政府行政產生了不良後果,要轉嫁到轄區民眾身上,這大概也是個決不能提倡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