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借腦引智工程”存疑

太原市“借腦引智工程”存疑

                               2004年3月30日

何必

太原市政府透露，該市委書記、市長昨天起分別正式“配備”了“科技幕僚”……（略）

這種“借腦引智工程”聽起來挺新鮮，但讀過內容後，卻有了一些疑問。

首先，太原市的這種做法明顯地帶有重理輕文的傾向，“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學領域”，當屬毫無創新之舉。顧名思義，“科技顧問”更多地還是強調科學技術的作用。但是眾所周知，我國幾千年來一直有著這種傳統，科技雖然是“淫技”，但畢竟還是可測量的，比起社會科學誇誇其談要更令人見其實用性；新中國成立後，也一直沒有改變重文輕理的傳統，與前蘇聯交好時所聘請的專家也多是自然科學和技術領域；甚至在文官係統裏的選拔機製方麵，也更多地具有技術專家傾向；“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千載不變的中華教育觀念，國內大學文理科區分、學生選擇專業等方麵都會反映出這種社會心理和取向，這與西方國家文科學生占大多數的狀況正好相反，而這點倒是給了那些叫囂國際化的人們揭開了一個盲點、誤區或空白地帶；而這種取向所造成的對於社會科學、特別是法律知識的欠缺及其導致的缺乏宏觀思維和權利主體意識的危害早就彌漫擴散到社會生活當中。

另一方麵，人文方麵的學術研究一直不振，相對於人造衛星和航天飛機上天、信息化程度提高的自然科學領域裏的成就，中國的社會科學領域卻是鮮有能夠達到世界水平的成果，基本上還是跟在西方人屁股後麵亦步亦趨弄點子嗟來之食。以自從改革開放後由於發展經濟而得寵到了拜物教水準的經濟學方麵看，派別林立內訌紛爭，名目繁多的流派彼此水火不容甚至不共戴天，出現了學界霸權，一些感到被壓製的學者甚至在公眾場合聲稱要“退出經濟學家”行列，映襯著派別之間的利益之爭；一些所謂頂尖專家與資本結合起來瓜分社會財富，成為倚強淩弱的幫凶；不少經濟學領軍人物把西方經濟學奉為圭臬，而行政、司法等權力部門則以第一要務為名將這種圭臬演變為社會法則，其中自然也有法律學術方麵的迂腐，人們耳熟能詳的“立法滯後”、“法律缺位”等現象大體可以讓人們知道其德行；更不用說，社會科學其他領域，則更由於為人忽視乃至不齒而出現了更多的問題卻沒有被問津和重視，像哲學、曆史、宗教、語言等學科的學者都還隻是玩些古舊的遊戲。等等。這種現象的曠日持久，造成社會科學領域長期的荒疏。

中共中央最近發出《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強調指出，在全麵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麵、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進程中，哲學社會科學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須進一步提高對哲學社會科學重要性的認識，大力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但從太原市“借腦引智工程”的內涵裏，卻讀不出這樣的意味，卻有著把“科學發展觀”蛻變為“科技幕僚”角色、弄些個形式化的玩意偷梁換柱的成色。

如果太原市方麵為政府聘請什麽法律顧問、並借此推出依法行政、有限政府、問責機製什麽的，倒還比目前這些名堂來得實際些。

其次，太原市方麵在為市委市政府遴選“科技幕僚”時，也還沒有忘記要沿襲社會上流行甚廣的各種歧視。“年齡40歲到55歲之間，清華大學、中科院、中國社科院等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院士、博導、教授、研究員”，讓人一眼看上去，還是瞥出了其意味：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就像西部普遍存在的那種重引進輕盤活存量人才的狀況一樣，太原本地高校的人才大抵上是不會進入此列的，中國各地蔑視本地人才的通病在這裏依然流暢；年齡、單位級別或名氣、本人職稱等構成了遴選的體係標準。大概是在6、7年前，一個開公司的朋友不無得意地對其中供職的一個老外說起，公司員工平均年齡僅25歲，沒成想，對方聽了以後瞪大了眼睛好像魚刺卡了喉嚨：這要是在其本國要被起訴的，因為有年齡歧視的嫌疑。當然，就業歧視在我國早已經不是什麽新鮮事，而太原市這種舉措，著實讓人看到了就業歧視的發端與政策支撐，而類似學曆、經驗、門類、門第、崗位、職稱等方麵的歧視也昭然於公眾麵前。誰能說，如果不是院士博導、不是清華、中科院、中國社科院的人就注定不能給政府當顧問？如果按照這樣的標準，別說比爾•蓋茨，就算是中國近現代革命曆史上那些風雲人物，也沒幾個有資格成為功彪千秋名垂青史。在目前條件下，政府的舉動帶有很強的社會行為規範乃至指導作用，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既然政府在選用顧問時尚且如此，要求企業等用人單位擯除歧視隻能是紙上談兵。

還有，正職（一把手）與副手配備顧問數量不等，反映出現實的等級差別，並將顧問當作私人財產或附屬品。在如今更強調集體領導時，太原市方麵卻執迷不悟，依然按照權力等級來劃分資源，把所謂“科技幕僚”依照職位配額分屬到每個領導個人名下，聯想起舊中國皇帝三宮六院選妃的情形，不忍咋舌。以那些大名鼎鼎的“專家”、“學者”們，為了區區太原市就能甘為人下，充當市領導的妝飾品或附庸，大概彼此都有所芥蒂，合作前景令人擔憂也就並非是想當然的事了。

再有，“幕僚”們人均年1至2萬津貼，大概還是要從太原市納稅人的腰包裏掏，自然不會是這些官員們動用私財，而這筆20到40萬元錢的支出注定是不需要什麽聽證或人大會議決定的，權限範圍內的事；即使考慮到太原方麵還為每名顧問配備了兩名助手，其薪資自然也是公務員係統列支，無非是有多了個擴充機構安插親信的借口，臃腫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財政捉襟見肘則照樣可以想方設法。不過，即使如此，還是可以對其合法性存疑；同時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最高學府或科研院所裏有幸成為太原市“幕僚”群體的精英，注定是不會從一而終，也攔不住其再被其他什麽地方繼續聘為“幕僚”、“參謀”、“智囊”之類的名義，幹著一仆多主類似演藝界明星走穴或歌廳小姐出台那樣的活計，有需求就有供給，雙方各得其所相得益彰，但卻倒黴了科研。難怪很多研究生抱怨導師社會活動太多馬不停蹄奔走於各地隻能荒廢了治學嚴謹，也才有了學生炒導師將會成為時髦。

最後，按照中國加入WTO時的承諾，政府采取任何行政措施在出台到正式進入行政程序期間都必須經過一定時間的公示，接受社會的評論。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對當時的中國總理朱鎔基談到，加入世貿組織對中國企業並不是什麽危險，但對於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卻相當困難。如今看來，被稱為“借腦引智工程”的“太原市黨政領導科技顧問製度”今年2月份開始，沒有經過什麽公示就付諸實施了。太原市方麵對此不屑一顧，幹了再說，從中可以看出太原市方麵對於國際潮流的逆動。從這個才開始不到兩個月的工程“醞釀啟動以來，‘科技幕僚’已向太原市推薦了200多個科技成果推廣項目，其中有9個正式簽定了合作意向和協議”的說法中，還是真相大白：嗨！感情充其量就是個巧立名目的科技成果推介交易會。其中會有什麽樣的交易，任憑各位看官去琢磨。以目前流行的“潛規則”說法，公開與不公開的交易自然是少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