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悲觀時事

潘曉來信的作者之一。老麽哢嚓眼的。不迎合不爭論,不自以為是否定其他,不以為掌握真理,隻是口無遮攔唧唧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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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愛因斯坦

(2022-12-07 00:10:47) 下一個

製造愛因斯坦

                                             2004年3月21日

何必

中國科學院培養目標瞄準“愛因斯坦”。……(略。)

聽上去多麽雄心勃勃氣勢恢弘。用這種方式能造就出愛因斯坦,也的確是個不錯的主意。至少,長久以來為各方越來越取得共識的中國人想象力貧乏之說在如此異想天開富於創造力的計劃麵前不攻自破。轉念一想,卻好像沒那麽容易。

筆者的小學中學時代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完成的。四人幫下去高考恢複後才有機會作為應屆畢業高中生上了大學,才得以知道感情西方的物質文明程度比我們不差,世界上並沒有2/3的受苦人等待著中國人去解放,也就在那時,才知道世界上還有個愛因斯坦,而且他曾經為了美國這個一直被稱作帝國主義的鬼子之國的原子彈研發工程做過至關重要的工作。看了有關他的不少介紹,印象比較深的,就是他除了科學研究外,還愛音樂,還就量子力學等方麵的問題與世界上其他科學家討論爭吵,還把大量時間用來回答世界各地也就是小學生年齡的孩子們寫給他的信中提出各種看似荒誕不經的問題。那時中國號稱是迎來科學的春天,但春天裏仔細看去,好像沒有什麽中國科學家在單位安排的假模假式做做樣子的科普活動上與科盲有所接觸外,還有什麽時候會有耐心去理會小學生;筆者的夫人曾經是陳景潤的主管醫生,在得了帕金森綜合症的他逝世前的一年多都在為其進行醫療,我曾經親眼目睹過他彌留前悲慘的孤獨,沒看到有什麽科學愛好者乃至混沌未開的小學生前往探望。

也記得剛剛改革開放時,中國科技大學弄了個少年班,招收了十幾個十幾歲的天才少年,其中的寧鉑成為全國人民熟知的驕子;那時我曾經有幸見到過兩個所謂天才少年,弱不禁風文質彬彬,除了會用英語對話外,連怎麽討價還價都不懂。到現在,那寧鉑也就是在大學裏當了個平庸的教師,也沒見到他成為什麽愛因斯坦,他的同窗和年年歲歲都還在繼續步其後塵的少年天才們也沒看什麽人能擺脫得了這份平庸。

說句題外話,趕巧的是,同樣在3月20日,中國23歲以下男子足球隊在武漢體育場衝擊奧運會的比賽中,被馬來西亞隊狠狠地咬了一口,這批被頗顯浮躁而功利的宣傳媒介稱為“超白金”一代的球員,不僅沒有改變沒法衝出亞洲的宿命,而且在自己的家門口差點又上演了1984年中國隊在北京敗給香港隊導致球迷鬧事多人被判刑的“5•19”事件,“超白金”還沒出國門就成了破銅爛鐵。米盧要不是趕上世界杯恰好在韓日舉行,帶中國足球衝出亞洲到世界杯賽場上小組墊底被狂灌9球一分未得的摻狀也還得等些年頭才讓能國人承受。人們都知道,中國球員少年天賦不淺,但越大越不中用。當年與範•巴斯騰同時被國際足聯評為當時最有潛力球員的李華筠後來也偃旗息鼓默默無聞了。

到現在,人們聽到的不是中國科學整體水平如何提高,而更多的卻是類似“學術腐敗”這樣的詞匯。用這個詞在網上一搜索,瞬間就出現了72400條之巨,點擊開一些條目內容,看過隻是有了更多的沉重。

中國人聰明,這似乎是不爭的事實。挪威著名劇作家易卜生研究者裏,中國人是世界上第一個獲得挪威政府頒發的易卜生研究專項獎學金的,這在挪威當地報紙都是用頭版大篇幅予以介紹的。我在挪威曾經采訪過獲獎者何成洲,他對中外科研方麵的差異深有感觸。在國外,要想獲得博士學位,必須將研讀方向裏所有的相關著作都閱讀過,並對其背景資料爛熟於胸。在畢業論文答辯時,理論上全球隨便什麽人都可以旁聽並中斷答辯隨時提出問題。如果一旦被發現有疏漏則答辯中止,答辯者需要彌補知識空缺;假如發現有抄襲剽竊行為,不僅學位拿不到,而且在個人信用記錄上被記上濃重的一筆,終生就甭想在西方再讀什麽學位。在他做易卜生研究的同時,中國也有兩個中央戲劇學院的博士在讀,這二位的畢業論文隻是讀了中國人寫的一本書,對於世界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一無所知,結果也與他同樣拿到了博士學位,隻不過是中國學位。我和他同感到,在現實情況下,中國博士等學曆教育摻水也是無法避免的;長期來看,擠出水分也在所難免。屆時,土洋學位之爭會在一個新的層麵展開,而且勢必別有風韻。

在挪威我還采訪了另外一個計算機在讀博士的中國留學生,他說起在辦公室裏,除了他之外的其他人(隻有他是中國人),上班後都自覺幹工作上的事,不像他到了先打開國內網站看看有什麽新聞,也不會像他那樣拿辦公室電話聊私人的事。他對此很有愧疚,覺得留學生活給他的並不是學問上的充實,而是道德上的洗禮。

他們與我共同感受到,到西方留學更多的不是學什麽知識(因為在如今信息傳播條件下,很多知識都可以通過現代通訊手段獲取),而是要體會、思索和吸納當地豐厚的道德資源。但這是為當今絕大多數出國留學人員熟視無睹的認識地帶。

返觀國內,不用說博士,隻要到網上看看那些學部委員、院士們都在幹些什麽,他們帶出來的博士能是個什麽樣子也就可以大體上得知。

今年,上海某高校9名博士研究生憤然提出要求更換導師,因為原導師疏於指導,隻是讓學生為自己拿科研經費開辦的公司打工,而且報酬低廉,與專業幾無幹係。1個導師帶9個博士,這種流水線批量生產方式本身就足以說明問題,更不用說導師個人品質方麵的問題。國家圖書館方麵透露,圖書損毀方麵的問題,多是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所為,他們把書中自己認為有用的內容撕下來帶回去,全然不顧別人的利益,也不管什麽道德,更不沾染自己為人師表需要以身作則身體力行的風範;我的一個在中科院計算所讀過博士的朋友,多次對我談及導師的昏庸、霸道、無能和專製,學生隻能聽任其擺布,為其幹跑腿打雜的事,所謂讀博士充其量也就是幹點資料收集整理投遞、甚至給導師孩子做輔導、陪導師親友出遊這類絕對無償賣力的事,而且這種狀況愈演愈烈,無人問津或幹涉。這種事在其所在的計算所裏有,與其同宿舍樓的其他所的博士研究生們碰到的事更是讓人聞所未聞。篇幅所限恕不一一。

網上流傳著的那些院士、博士生導師抄襲剽竊沽名釣譽欺世盜名的行經,沒見受到什麽懲處,也沒見有什麽甄別措施,情景依然,院士照做,博士照帶,津貼照拿,專家意見照出。而我國現行體製下,很多政府決策都要征求、聽取和采納這樣的專家的意見,如此,我們也許就生活在這般專家的蔭懷下,想起來也讓人有些毛骨悚然。去年沈陽劉湧案件當中,一審法院死刑判決後,18名法律界專家聯名出具的法律意見書,要求赦免這個罪大惡極殺人不眨眼者死刑,讓全國人民都看到了如今有錢能使鬼推磨的真實情形,也讓國人見識了專家的成色與勾當;去年東南大學交通學院院長、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的國家“暢通工程”專家組組長、博士生導師王煒提出當今中國道路擁堵是由於自行車造成這樣荒誕不經的驚人之語引起了國人的軒然怒罵口誅筆伐,也讓人領略到了中國專家都是什麽貨色;而在中央電視台論壇節目中信口雌黃道在中國英語地位將等同於普通話、現在外國人不去的地方也應該有英文標識這類新殖民心態下的洋奴,也著實豐富了無聊貧乏的宣傳內容,可還不免產生惡心。

言歸正傳,中科院這次弄了個什麽“愛因斯坦講席教授計劃”,又是個創舉,畢竟,全世界還沒有什麽“愛因斯坦講席教授”,大概,中國人設個名頭就加官晉爵福祿壽喜的習慣要輸出到全世界去了。把培養目標鎖定在“愛因斯坦”,真不知道策劃者是否明白一個如此簡單的道理:“愛因斯坦”並不是被培養出來的,而是時事造就出來的,如果沒有二次大戰,如果不是納粹對猶太人的排擠和屠殺,如果沒有珍珠港事件導致美國參戰,恐怕愛因斯坦和原子彈的關係會弱化。盡管曆史不承認假設,可綜上種種看了難免憂心忡忡的現象,怎麽也看不出來,靠了這麽個計劃並在如此環境中,中國就能出什麽趙錢孫李姓氏的“愛因斯坦”來,那樣的世界級大師怎麽著好像也不能出汙泥而不染地從籠子裏批量蹦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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