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悲觀時事

潘曉來信的作者之一。老麽哢嚓眼的。不迎合不爭論,不自以為是否定其他,不以為掌握真理,隻是口無遮攔唧唧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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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幼兒園根據家庭財富分班現象看開去

(2022-12-05 12:57:42) 下一個

從幼兒園根據家庭財富分班現象看開去

                       2004年2月12日

何必

這種分班有“嫌貧愛富”之嫌……(略)

去年,四川溫江公平鎮中學將學生按照交納學費多寡而分別發放紅色(交費高)與藍色(交費低)兩種不同的校服。這種做法在社會引起了廣泛注目。很多國字號媒體都對此進行了采訪報道。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該校最終取消了按照校服顏色區分貧富家庭學生的做法。

溫江公平鎮那件事還讓不少國人記憶猶新,餘音未絕,同樣在四川,郫縣紅光鎮又出現了幼兒園裏AB班的做法。實在讓人感覺費解,四川怎麽總是出現這種事情,人傑地靈的巴蜀到現在怎麽演變成為勾兌貧富界限的發軔地,這種等級標準越來越社會化的現象究竟什麽時候才能告終。

郫縣紅光鎮這種做法注定是長不了的,不用說,輿論又會就事論事對此進行聲討,媒體自然責無旁貸而避實就虛地發些無關痛癢的議論,當事人也會及時知趣地改弦更張,像溫江公平鎮中學那樣表麵上取消了歧視性舉措,人們又恢複了日常的平靜,等待著另一個歧視事件的出現並借此養看客的眼睛,並給新聞界提供可以口誅筆伐的素材。但這種形式化的運作對於問題重複出現與解決、在同一個地方不斷跌倒不斷爬起來又有何意義呢?

其實,中國貧富差距問題已經不是什麽新鮮事了,在社會生活中,以個人或家庭財富來評判其社會價值也早就深入人心,牢固地根植於社會心理當中。同是在去年,人民網上出現評論,認為北京也該殺富濟貧了,不少學者也紛紛對此表示擁護和讚成。接著,某國字頭大報隨即發表了署名文章對此進行批駁,認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並借此形成社會運行規則是應該提倡、頌揚與維護的。此文一出,招致一片非議甚至漫罵。民間對此的討論牽涉到了非常廣泛的領域。

討論歸討論,那也許是些閑來無事喜好舞文弄墨或者牢騷滿腹者們的事,照樣不妨礙社會生活中日益頻繁的貴族化傾向。在世界上屬於頂級豪華車的賓利在中國已經連續多年銷售量高居全球榜首,去年更是占據其全球銷售總量的3/4,有些媒體也就此津津樂道,認為這是中國的榮耀;各地也都在追求著富豪消費領域與方式方麵的標新立異:首都有房地產開發上幹脆把紐約富人區當成自己樓盤建設的目標,甚至連名字都隻字不改地全盤照搬;在西方人早就從對於名牌追逐當中走出來而更趨向於休閑實用和理性時,國際上日漸沒落的服裝、化妝品、香煙、酒類、家電、汽車等名牌卻在中國內地找到了垂死掙紮再現輝煌的靈丹妙藥,澳門乃至拉斯維加斯賭場也由於來自華夏熱土的人而賓客盈門生意興隆,世界各國政府和旅遊組織都在發瘋似的對中國人敞開旅遊大門希冀借此搜刮富起來的赤子們口袋裝著或腰間纏著的萬貫。中國人揮金如土的消費方式與風格讓世界上都瞠目結舌——畢竟,中國還是個剛剛從窮國中的大國擠進大國中的窮國行列,就人均GDP來看,也還隻是在去年末剛剛跨過1000美元的關口。

更讓人回味的是,這個人均GDP1000美元,是在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情況下產生的。最近媒體頻繁引用社會學家孫立平的計算,按照國際標準,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達到0.45,高居世界首位。而這種貧富差距,是在短短20多年中就得以完成的。世界銀行就此認為,中國貧富差距擴大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於是,所謂“人均GDP”的說法,在衡量中國目前國民實際生活質量方麵就顯得沒有實際意義:絕大多數社會財富被少數富人瓜分、掌握和揮霍,絕大多數國民的生活質量處於原始的溫飽狀態,這種狀況導致了社會財富分布上的金字塔形狀。按照我國通行的算法,目前中國處於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有3000萬到6000萬,而如果按照國際上的標準,這個數字則有1億之多。不管按照哪種標準,在我們為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日新月異而樂不可支時,還有數量龐大的貧困人口生活在我們周圍,這是個客觀存在而耐人尋味的事實。人們熱衷於談論中國中產階層的產生以及由此發生的財富分布從金字塔向橄欖型的轉變,但是據中國社科院最新研究結果表明,所謂中產階層由於占人口總數不到4%而使借龐大的中產階層人數維係社會生活穩定之說成為了海市蜃樓癡人說夢。而隨著農村剩餘勞動力大量湧入城市,城市戶籍壁壘對於這個群體形同虛設沒有任何限製作用;而數以億計的民工流考驗著我們的交通、城市秩序、市場規則乃至道德體係。連續10多年的第五次刑事犯罪高峰的牛氣衝天居高不下也讓人看到了快速發展背後的另外一番景象,同時也讓人對社會發展質量及其對可見未來的影響產生深深的擔憂。

在如此環境當中,出現按照財富區分學生或幼兒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即使這種表麵化的措施被禁止,但並不能因之而改變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現實,也不會使社會心理與市場上嫌貧愛富觀念與行為遍布的狀況有所變異或改觀。隨著貴族化的幼兒園、學校的鱗次櫛比,公立教育越來越被市場所操縱而使得行政義務逐漸萎縮,僅僅取消某個局部單位裏出現的將貧富人群標誌化的做法,也隻能是杯水車薪,解決不了實質性的問題。如此,我們還會看到越來越多名目翻新的財富歧視,並因此而毒化社會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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