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的熱鬧

兩會的熱鬧

                                               2006年3月10日

何必

參加十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的全國政協委員俞祖彭表示，中國個人年均醫療費用的支出26年增加了30多倍……（略。）

這則消息，顯示著製作者轉移視線的能力，把一個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弄到了社區首診製度的設計上，有著把不同新聞主體摻合到一起的怙惡不悛。

兩會召開，各路英豪齊聚北京，共商國是，其他的政務暫時緩解，除了了像教育部發言人暢所欲言說選擇學校就像選擇服裝一樣，應該量入為出這種超豪華表態、以及衛生部長高強豪言壯語作看病難看病貴是全世界難題、中國解決此問題由於涉及到十幾個部委而難於解決外，其他稍微一些政治意識的官員們都在此時還是閉嘴以免招惹是非。

而兩會與會者們，更是顯得出眾的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勁頭，給了新聞蕭瑟的媒體提供了一個又一個暴料題材。

光是該節目，就逮著這些內容不撒嘴。

3月6日報道全國政協委員方廷鈺針對水電氣等公用事業價格的調價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水、電、氣、交通等涉及百姓日常生活的公共事業部門，在漲價前應先給百姓算一個明白帳，在聽證製度的基礎上再加一個成本公示製度，隻有這樣，漲價才能漲得有理有節，老百姓心裏才能明明白白。

3月7日，報道全國政協委員陳誌哲，於小文提出，我國的食品監管存在馬後炮問題，總是媒體先暴光後，執法部門才出麵處理，同時兩位委員對目前食品安全方麵提出了自己意見和建議。

3月8日報道全國政協委員陸錫蕾就提出電信亂收費已經成為防不勝防的社會公害，指出電信收費中的欺詐現象花樣百出，讓用戶防不勝防，既損害了廣大用戶的利益，也擾亂了電信市場，成為社會公害。陸錫蕾委員說，據調查統計，全國60%以上的移動電話用戶和小靈通遭受過電信服務欺詐性收費，平均每年每部20元，照此估算，全國每年產生的電信欺詐性收費高達70億元以上。

除了電視媒體被受眾擠兌得必須勾連日常生活外，對與會者的議提案的報道也很多。像代表吳菊仙“發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 構建和諧新農村”、朱立軍“促進信息通信產業健康快速發展的建議”、汪春蘭“建議立法懲治學術腐敗”、以及“關於解決西部邊遠地區法院法官‘斷層’問題的建議”等等，都把這這場權力盛宴的格調提升得高處不勝寒。

人們對兩會的態度，也呈現著“改革共識基本破裂、改革動力基本消失、改革結果基本否定”的路徑。雖然最高當局堅定不移要進行改革、並將2006年當作改革攻堅年之際，從兩會的社會績效上卻表現出社會的嗤之以鼻。

這樣的權力遊戲，已經與公眾漸行漸遠，人們對其關注度越來越差；而作為在北京居住生活的人們，對於兩會所導致的交通臨時管製、行政效率降低、兩會與會者特權等現象更是恨之入骨，在平素裏黨政軍警車輛橫行霸道而其他車輛隻能眼睜睜看著這種在國際化進程中愈演愈烈的不平等已經毒化偉大首都的風氣時，兩會更是給北京城帶來了令人不勝其煩的影響和騷擾。有人在兩會車輛經過而自己被迫堵在路上時對那些特權車輛伸出中指，也算是極致而意味深長的表達了。

2005年2月23日《新京報》消息，全國人大常委會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鄭功成證實，即將召開的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將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和“財政預算”兩個報告印發給人大代表審閱，取消以往由國家發改委主任和財政部長口頭向大會報告的做法。此外，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副所長李林研究員日前建議，全國人大會議應由每年一次改為兩次，會期增至40天，同時，將3000名左右的全國人大代表減半，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組成人員由現在的約160名增至300-400名左右。李林解釋，若會期過短，立法者沒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必要的調查研究，往往會導致草率立法。

而這種會製的改革，並沒有阻止針對兩會的非議日益增加。而這種類似兩院的體製卻著實折射著中國特色的會議製度設計風格，以及會議對社會風尚的毒害。

2005年，中央黨校周天勇披露研究結果，中國目前的財政預算內收入中，行政公務開支占到近40％，納稅人交納的公共資源很大一部分用於吃飯養人，而教育、衛生、社保等公共服務支出很低，與此相比較，美國70％到75％的財政支出是用於公共服務。

而人們也在兩會期間得知，中國的行政管理開支在26年間增加了87倍！

人們發現，兩會與會者中，來自政府的人員占據了近80％的比例，而如此兩會的代表性與公正性，就顯得不言自明了。而兩會最高層在黨的最高領導圈子裏的重合，也凸顯了明確的中國特色。

數據顯示，改革開放以來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工人的比例不斷減小。第五屆，第六屆、第七屆、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工人代表比例分別為26.7%、14.9%、12.4%、11.2%，而這其中，還沒有排除“偽工人”，就是頂著工人帽子的企業經營者們。

兩會與會者中，占中國人口總數2/3的農民的代言人數量也日趨削弱，比例不斷下降；而且在這個寥寥無幾人群中，更是被村官和黨棍所把持。

陸學藝等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將當今中國社會分為10個階層，把工人、農民、下崗職工打入第8、9、10的最底層。（第47頁）

長沙陳洪認為，“法律不如法規大，法規不如紅頭文件大，紅頭文件不如烏紗帽大”，這是中國法製建設的悲劇，也是至今為止仍顛撲不破的“真理”。

所以，這種橡皮兩會，除了定期的發泄外，還真是沒啥用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