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知識經濟中的人力資源

漫談知識經濟中的人力資源

（寫作具體日期不詳，應該是在2000年左右）

何必

前不久，一個已經在美國定居的朋友回到北京過年，對我談起他11歲的孩子在學校就讀，老師要求學生寫一篇論文，題目自己定。幾個孩子商量了一下，搞了個針對社區內居民的上班出行時間的調查，他們分了工，有在固定時間和地點作觀察的，有入戶進行訪問的，有匯集調查結果並負責核實的，有在圖書館查相關資料的。這之中，沒有一個大人參與，隻是最後，由老師幫助作了個報告封麵圖形設計，這份耗時一個多月、長達上百頁、參考資料有數十本的報告，就是由這幾個毛孩子設計和完成的。

我另外的一個朋友，孩子是十五、六歲，在北京上初三，至今，其作文、入團申請書、思想匯報、期中小結、期末總結等等都是由她幫助捉刀代筆的，她甚至提出，讓我幫助其孩子修改作文。現在，這個孩子所在的班裏已經盛行此風，並“輸出革命”到了全校。除了吃飯睡覺喘氣兒，其餘皆由家長包辦。可憐天下父母心，可憐未來接班人。

在我國的外企普遍認為，我們現行教育製度下培養出來的學生創造性和動手能力很差，這幾乎成了通病。我們現在的重知識、輕操作、重分數、輕能力、重書本、輕工藝的教育方法實在是有悖於時代的發展。

聯想開去。改革開放活躍了非公有製經濟，曆經10多年的發展，中國私營企業已具規模，成為國民經濟發展中不可忽視的一支生力軍。但據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最新結果顯示，私營企業主平均年齡40.5歲，中年居多；家族式管理很普遍；企業主或主要投資人的文化水平，文盲為0.3%，小學為6.4％，初中為31.4％，高中為41.7％，大專與大學為19.9％，研究生為0.7％。這表明，私營企業中的“老板”的文化程度偏底。相應的，他們之中，40％看不懂財務報表，10％的企業沒有任何文字章程，企業信息靠買方提供（24％）、電視廣播（16.3％）、報刊（13.6％）、同行（13.7％）、親友（3.3％），55％的企業沒有自己的研發人員；而他們對自身的社會地位期待於“盡量把企業規模辦大”（56.8％）、“入黨”（16.9％）、“多支持公益事業”（16.3％）、“平時注意樹立良好的形象”（10.5％）、“爭取當人大、政協委員”（8.5％）、在“報刊、電視、廣播中多宣傳自己”（6.1％）、“與政府領導人多聯係”（2.0％）、爭取“擔任政府職務”（1.8％）等也就不足為奇了。目前，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國際資本紛紛窺視著中國大陸這塊充滿誘惑力的巨大市場，各個領域裏的激烈商戰愈演愈火爆，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網絡、PC、信息等等名詞和內容充斥了我們的生活。世界排名前20位的PC生產廠家都在中國“登陸”，而國際上知名的ISP、ICP們也都瞄準了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微軟已經啟動了其“中國研究院”，吸引了許多國內外知名學府的高學位的人才。擁有知識就擁有了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空間，這已成為不爭的事實。而以上述這樣一批企業主所帶領的企業去參與競爭，很難想象會有什麽好的結局。

問題在於，如何將知識真正經濟化。

J•M•克拉克說，知識是唯一不遵守收益遞減規律的生產工具。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提出，教育投資不是消費性投資，而是生產性投資。教育投資所產生的效益，比買機器買設備、比有形資產所能夠產生的效益要大得多。近半個世紀來，這一觀點逐漸為人們所接受。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北京市提出“首都經濟的本質是知識經濟”，實際上都是符合這一思路的。

前一段時間，以開發經營教育軟件為主業的科利華公司宣稱，斥資1億元發行《學習的革命》一書，這實質上無非是企業的一種炒作而已。我們不談該書的發行量能否達到宋朝弟（科利華公司的老板）所標榜或期望的1000萬冊，也不談從事電子出版物的企業熱衷於傳統出版物的運作是否為向自然或無奈的回歸，更不去說“學習的革命”提法本身的問題（而應為“方法的革命”），說到知識經濟，也是個廣為流傳但並未引起國內多數“老板”重視的概念。國外著名學者在參觀了中國的企業後，斷言中國在知識經濟上落後西方發達國家四十年。我們姑且不論這種說法的準確性和客觀性如何，冷靜地想一下我們自己，就會發現實際上還處在很原始的操作水平。單就這種炒作本身，我們看到的是，對於知識經濟以及信息時代，炒作的多，坐而論道的多，亦步亦趨的多，浮躁於表麵誇誇其談的多，潛心學問者少。熱炒侈談知識經濟，並不會讓我們超越工業化，擺脫我國12億人口中有2.3億文盲和5億科盲的現實，也不會去除那些在發達國家煙中已經成為夕陽產業而在我國正在朝氣蓬勃的行當，把中關村嚷嚷了十幾年的“中國矽穀”之稱予以兌現，更不會讓我們提前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反而助長了短期行為取向的擴充和投機心理的蔓延，對我們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將是弊多利少的。

知識經濟的核心是創新，包括知識創新、技術創新、製度創新、管理創新等，而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而“創新”一詞是由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於本世紀20年代提出來的，意在描述資本主義製度的維持與發展所必需的條件，即需要所謂創新。至今，創新已經成為一個在跨入新時代時各國皆麵臨的問題。

美國一些資料表明，R&D（研究和開發）在新的生產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小，而代之以現有知識、技術、製度和管理的重新組合，也就是說，新的發明和發現在比重上越來越讓位於已有的既成的知識和經驗的富有創造性的再利用，這已經是創新的主要內容。

與之相應的是，在知識和資本的關係上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很長時間裏，知識是以資本為載體的，資本是知識得以存在和表現的必要條件；而在知識經濟條件下，二者的位置調轉了，知識成為資本的載體，知識價值在上升，資本價值不確定了，沒有知識含量的資本將變得毫無意義，以至於會有這樣的說法，“沒有貧窮的國家，隻有無知的國家”。

眾所周知，即將來臨的知識經濟的主要是以高科技為主導信息經濟。歐美發達國家注重知識和技術創新，掌握了知識經濟時代的主動權，其相對完善的國家創新體係為歐美經濟的發展不斷注入活力。美國今年擬投入2360億美元用於R&D（研究與開發）領域，這個數字比上年增長近7％，約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2.8％；英國進行科技政策調整，今後幾年將新增14億英鎊（約合23億美元）的科技投資，以重點改善其科研基礎設施。美國國家競爭力委員會稱，美國在27個關鍵技術領域中取得24個領先地位；而以技術立國的日本則經濟增長減慢，國際競爭力下降，在多數科技領域已明顯落後於歐美發達國家。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幾年前發表的《世界科學報告》就曾指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是“知識的差距”。在競爭激烈的經濟全球化時代，沒有合乎時代發展要求的產業結構，沒有穩固健康的實體經濟作為基礎，就很難經得起各種經濟風險的考驗。當前，不少發展中國家已意識到應當努力實現以高科技為內涵和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發展，並紛紛製定強調優化產業結構、加大科技投入、加強科研與生產部門聯係的新政策。

再看看我國，科技國際競爭力要落後於經濟國際競爭力。1996年，我國GDP排在世界第7位，而我國科技競爭力排在第28位；我國科技競爭力連續3年下降，是我國國際競爭力8大類指標中唯一連續下降的指標，從1994每世界第23位下滑了5位；我國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的效率較低，1996年，我國從事研究與發展總人數和企業研究與發展總人數均列世界前4名，但我國科學研究和專利指標的國際競爭力分列世界第32位和21位。

在知識經濟中，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人力資源開發”，提倡每個人都是戰略資源。創新的基礎是學習，現在，對學習過程的研究日益被重視，“學習如何學習（To Learn How To Learn）”也日益被當成知識經濟時代的口號，知識的積累越來越讓位於知識獲取方法的積累，教育觀念變化體現為從傳統的教知識轉化為教方法，並將教育問題提升到涉及國家安全的高度。對傳統的否定更多的是在方法論層麵。在這個意義上，知識經濟不僅是一種新型的經濟形態，更是一種新的標準建構體係，或者說是一種價值觀集合。

知識作為增長和福利的一個基本要素正變得日益重要，而知識的高速發展和更廣泛的傳播也為各國提供了新機遇。知識經濟中的創新蘊於人體的智力資源，是無形資產。作為一種新型的經濟，知識經濟所需要的人才也是一種新型的人才，需要有很強的創新能力。知識經濟的發展取決於智力資源的占有，而人才是智力資源的載體，因此人才的選擇是知識經濟的命脈，人才對知識經濟的作用遠遠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在此，人才和創新能力，比資金投入與積累、市場占有與擴大更為重要。

那麽，在這樣一種新的形勢下，“人才”的概念有了哪些變化呢？作為這之中的人，應該注意些什麽呢？這裏的人才市場，有些什麽新的特征呢？

就人而言，首先，應該充滿對知識的渴望和進取，加強學習，使列寧的那句經典的話“我們的任務，第一是學習，第二是學習，第三還是學習”在新的條件下獲得新的更為充實和有意義。

其次，應該注意對自己能力的培養及素質的提升，這裏包括自主、獨立、思考、行為、情感等多方麵能力的合理配置。21世紀，需要的人一方麵應更為專業化，而另一方麵則在辦公自動化、語言、社會閱曆、交際技能等上應該更全麵發展，以適應工作環境和條件的變化。

再次，注意對自己知識的建構、調整和再利用，敢於麵對並否定既成的知識經驗技能，掌握學習的技巧，並應用到實際生活之中，形成創新。知識本身就是不斷變化的，而且其耐用性很強。

還有，就是善於收集、分析、處理、加工、儲存、發布、利用各方麵的信息。應該注意到，學習實際上是探詢的過程，因此，觀察、表述、交流是非常重要的。隨著信息時代的臨近，“信息爆炸”日見端倪，如果我們不能對龐雜的信息進行有效的取舍，當會使我們在其中盲人騎瞎馬找不著北。

當然，最重要的是對自己健全人格的培養，諸如責任感、信用、自調節自組織自建構，在緊張之中保持良好的心理衛生狀況和積極的生活態度。

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如何創造有效使用知識的能力，以及通過努力進入全球知識經濟分工體係，並明確自己的角色，進而在未來的經濟中，不致落伍，實現超越？這些問題，值得我們的政策製定者、立法部門、科研機構、企業和人們謹慎地思索一番。

相應的，就是“沒有窩囊的人，隻有無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