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困惑的聯想
(寫作具體日期不詳,應該是在2000年左右)
何必
3月10日,世界軟件巨頭比爾•蓋茨飛抵深圳,帶來了為中國量體裁衣定做的“維納斯計劃”。他的中國之行受到了中國企業界的夾道歡迎,企業需要“維納斯”生出金娃娃……
在受到蓋茨邀請的中國企業老板之中,聯想集團董事局主席兼總裁柳傳誌等中國信息產業“大腕兒”們榜上有名,並應邀與微軟合作,成為這項計劃的最大及最初的既得利益者。
柳傳誌在談到微軟此計劃與中國信息產業發展的關係時說,微軟的進入使中國企業不得不放棄原來想做也可獨立做的一些項目;中國企業對阻擋外來產品技術“隻有一腔熱情是不夠的”,第一應有胸懷,對外國企業能歡迎和學習;第二是有誌氣,有辦法,有能力,幹實事;提倡民辦企業、實行多種經營製,中國有能力的人就會勇於承擔風險與壓力,從而做得更出色;現在中國企業不是缺技術,而是缺管理,所以應先抓管理。
說到能力,有稱,“柳傳誌是一個創業的傳奇……這個傳奇讓每一個創業青年都可以懷有這樣一個希望--‘如果我足夠地努力,也可以象柳傳誌那樣地成功。’”另外,現已有影響“中關村若幹人”之書,將柳傳誌、楊元慶、李勤等聯想人及若幹精英們列於其中以饗世人,將一個個傳奇和“策劃”經典告慰人間;還有那以令柳傳誌手舞足蹈的“人類失去聯想,世界將會怎樣”的廣告語和一本《聯想為什麽》而著稱的作者陳惠湘,離開聯想當了陣子老板覺得不成功或不過癮,象康德、黑格爾那樣非要以理性的姿態,寫了《中國企業批判》(有趣的是,人們列舉對20世紀重大發明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人時,多是象萊特兄弟、愛因斯坦以及計算機技術的發明人,而哲學中隻有奧地利的維特跟斯坦,且其貢獻隻被範圍作經過大量的數學推論,結論於形而上學都是胡說八道)後,現又到某新改版大報去作主編以弘揚聯想風采與德行去了。同時,殊不知把中關村嚷嚷了十幾年的“中國矽穀”之稱予以兌現,卻依然“一般員工隻要有能力就行,當然也希望德才兼備”(柳傳誌語),於是用貿工技的順序書寫如今世態炎涼的色彩。
說到管理,柳傳誌以及聯想的頭頭腦腦們倒是創立了一整套的體係和說法,諸如“大船結構”、“建班子,定戰略,帶隊伍”、“大公司做人,小公司做事”以及相應的一係列具體內容。
可再仔細地看柳傳誌“爭取追隨者”之一策,倒是滿有意思。
他說:“要部下信你,還要有具體辦法,通過實踐證明你的辦法是對的。我跟下級交往,事情怎麽決定有三個原則:同事提出的想法,我自己想不清楚,在這種情況下,肯定按照人家的想法做;當我和同事都有看法,分不清誰對誰錯,發生爭執的時候,我采取的辦法是,按你說的做,但是,我要把我的忠告告訴你,最後要找後賬,成與否要有個總結。你做對了,表揚你,承認你對,我再反思我當初為什麽要那麽做。你做錯了,你得給我說明白,當初為什麽不按我說的做,我的話,你為什麽不認真考慮;第三種情況是,當我把事情想清楚了,我就堅決地按照我想的做。”
這從邏輯上說,是一個原則,而不是三個。
問題在於,首先,這是個經驗式的管理模式,缺乏理論依據。而且,這之中有濃重的等級色彩。
其次,在第一種情形下呢?如果象前一段有人所說,科索沃雖然可能發生戰亂,但戰爭死人是偶然的,南斯拉夫人要生活是必然的,你聯想應去到戰場爭取這種發財機會,你是否在“我自己想不清楚”(甚至是人道主義)的情況下就按部下的想法、或按那些稱“此舉可謂營銷學上精彩一筆”去做呢?
再次,在第二種情形下,部下對了,上司自忖;而部下錯了,則“得給我說明白”,這公平嗎?設想一下,這種方案長期實行下去,會是什麽結果?
還有,在第三種情形下,老板是絕對的權威?製度的製定者一定可以超乎製度之上?同時,理論上,我以為管理者最重要的特質就是溝通能力。凡企業發生事變,基本上是屬於溝通上出現了問題。那麽,這個情形下,孰與輕重?
綜此,如果這樣下去,企業和員工無非仍然是在不公平、不舒暢、不科學的環境中存在,如何能覬覦“2000年30億美元,我是有把握的……堅決要向500強目標挺進”(柳傳誌語)之類的璀璨飄渺呢?
人類失去聯想,世界將會怎樣?那麽,我們有了“聯想”,生活又能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