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諾大的拘留所

一個諾大的拘留所

                                         2006年2月25日

何必

“……要求房主不僅要登記租賃者的身份證，而且必須舉報違法犯罪活動，否則最重的處罰就是拘留了。”“無照經營首次實施拘留處罰……”（略。）

好家夥，一天的節目裏有連續兩條都是牽涉到即將實施的《治安管理處罰法》的內容，而且結果都是進行拘留。

令人不解的是，該法明確規定是要在3月1日開始實施，而在法律還沒有生效的2月24日，北京市海澱區，城管、公安、交通、工商、衛生防疫等部門就沆瀣一氣，猛虎下山般地急不可耐把新法提前昭彰於世，強製性提前兌現法律效力。這種程序上的違法，也算是給新法實施帶來的一個驚喜。

這部涉及到千家萬戶的法律，成為媒體競相解讀的對象。光是該節目，就用了不少篇幅對相關條款進行注解和詮釋。

例如21日節目裏提到：“《治安管理處罰法》與已經實施了19年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相比，新法將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由原來的73種增加到了238種，象足球流氓、電腦黑客等新近冒出的違法行為，都被涵蓋在內。”

顯然，這種處罰的範圍有著急遽擴大的勢頭，在社會治安每況愈下的環境裏，法律越來越嚴酷。

21日節目：“《治安管理處罰法》中，新增加了寵物擾民的處罰規定。法律規定，飼養動物如果幹擾了別人正常生活，處以警告，最嚴重的象驅使動物傷害別人的，要處以拘留，並處一定數額的罰款。在《治安管理處罰法》中，新增加的處罰還有乞討行為。乞討有兩種惡劣的行為是要受到處罰的。最嚴重的要處以十到十五天的拘留。”

22日節目：“將要實施的《治安管理處罰法》，其中有一條是針對‘足球流氓’的規定，以後象這樣的行為，最嚴重的不僅要拘留，而且還會被禁止觀看比賽一年。許多球迷感覺象我們俗稱的京罵，這些輕微的情節應該還是可以存在的。專家解釋，這是一個認識的誤區。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治安管理教研室主任王宏君：‘處罰法又規定了五種表現形式，你說的這個“京罵”是一種，屬於語言性的攻擊裁判員和運動員。’”

而媒體報道，對於長期治理近乎無效的噪音擾民行為，新的治安管理處罰法也將處罰分作警告、罰款和拘留。

……

寵物擾民者拘留，雖然寵物叫聲該如何禁止、是否在寵物出生或飼養當初就進行聲帶切除等還是個很有爭議的事情；乞丐在“脅迫、誘騙、利用別人乞討的，自己以滋擾別人的方式來乞討”的情況下要進行拘留，盡管拘留乞丐的社會效益究竟如何有待觀察戲談；遭遇擾民者要被拘留，即使類似街頭花園老頭老太太晨練或晚上扭秧歌時令附近住戶不勝其煩的舞曲的播放者該怎麽拘留是件很有趣的事；出租房屋不進行登記房客犯罪不舉報的房主也可以拘留，縱使這種登記無非隻取消了一種合理避稅的渠道、或是給貪官汙吏們提供了財源；無照經營者拘留，在不理睬就業、居民福利、社會安定等現實狀況而一意孤行地拿社會上最底層的人開刀是件很清爽而快活的事，經營秩序日益惡劣，非市場交易成本（例如打通官方、走後門、應付千奇百怪的集資、黑社會等）產生了巨大的負的外部性從而有了越來越明顯的擠出效應，而這些當然不是立法－司法－行政者所要考慮的；足球流氓要拘留，既便人們說中國沒有足球流氓倒是有流氓足球（假賭黑）、因而中國還遠遠沒有產生足球流氓的客觀土壤、在球市低迷到了幾萬人的賽場通常隻有幾百個觀眾其中多半還是贈票的情況下界定中國的足球流氓無異於提前給中國足球送終，而最可笑的是，連“牛屄”“傻屄”這樣的京罵也算是足球流氓的表現，如果真在賽場上有幾萬人眾口一詞高呼如此京味兒十足的口號宣泄情緒，幾萬個流氓該怎麽處理？索性將足球場當作是拘留所完事！這種不考慮可操作性的立法，也就是與時俱進的中國人才幹得出來。

我肏，動不動就拘留，什麽狗屁事就拘留，也算是亂世用重典，嚴刑峻法調教這幫子窮山惡水養育出來的刁民。

中國的法律不能不說已經非常嚴厲而殘酷。看看中國的法律，刑法中光是能夠判處死刑的刑種就有多少？現在，治安管理處罰法也殺氣騰騰橫空出世，昭示著權力意誌對治理的決心與意念。

距離現在已經有2000年前的古希臘亞裏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中就指出：“法治應該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製定得良好的法律。”“我們應該注意到邦國雖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循，仍然不能實現法治。”（商務印書館，1985版，第199頁。）

而在我們這裏呢？“良好的法律”相當於海市蜃樓、而惡法無處不在（筆者就此也說過不少）；選擇性執法幾乎比比皆是，權力與法的界限一向被混淆著，法律的社會控製功用更多地體現在執法者仕途上趨利避害的個人選擇上，對官場的效忠與對弱勢群體的蔑視，成就了日益法治的輝煌。

皮埃爾•卡藍默的《破碎的民主》告訴我們：“一個社會的基礎越具有契約性，就越能體現共同生活的願望，而不僅僅因為曆史、土地或血緣的關係被動地歸屬某個特定的共同體。”“一個強加於人、淩駕於社會之上、能夠實現發展的國家的形象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采取一種更加客觀的觀念來審視公共行動、統合各種社會力量的條件。因此，國家和其他行動者的合作夥伴關係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 

而這裏的契約性指的是社會各階層的共識，而我們這裏，除了那些狂燥的民族主義者們所兜售的惟我獨尊觀念，又何嚐不是“僅僅因為曆史、土地或血緣的關係被動地歸屬某個特定的共同體”？國家和其他行動者的合作夥伴關係，具體的表現就注定是，當局把你們丫挺的都拘留起來，弄得整個一個大拘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