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不”

說“不”

                                                2006年2月16日

何必

北京電視台《城市》用了兩期的時長播出了標題是“今天我說不”的節目（略。）

節目裏也提到，於淩罡對高房價說不，郝勁鬆對在火車消費不開發票說不，邱寶昌對欺騙消費者的行為說不，秦兵對……說不，李金華對……說不。而其中卻沒有涉及郎憲平對國有資產流失說不、丁學良對國內經濟學界汙泥濁水說不……

其實，老潘應該算是拒絕消費對那些亂七八糟的事說不的典型了。當初在北京電視台奧運節目部胡紫威《身邊》節目幫忙時，那裏就想讓我做嘉賓，直接進演播室，說說我不用手機、不買房、不買車、不旅遊……的真實心態。兩袖清風之中，就剩下一個全北京隻有幾千人在用的尋呼機，2005年春節前還被尋呼台給停了，為此《首都經濟報道》還做了個節目，說老潘這下徹底從人間被強行蒸發了。

對身邊的很多事情說不，這應該是日漸強盛的社會風氣。《首經》節目中，總是報道這個食品下架那個物品有毒，弄得觀眾發短信，說這不能吃那不能吃，自來水不幹淨純淨水有隱患，連他媽的喝西北風都有沙塵暴，這人還怎麽活呀！

《城市》開始，就瞄準了這種說“不”，而且讓老潘給提供可以說不的點滴。在辦公室拽了個百無聊賴的首經小女孩簡單羅列，以“我靠，說‘不’一下大發了！”為題給製片人發過去：“不買房、不買車、不開車、不留學、不出國、不移民、不存錢、不過生日、不過節、不養寵物、不買手機、不學外語、不下飯館、不買盜版光盤、不抽煙、不喝酒、不喝飲料、不吃雞肉、不吃洋快餐、不吃油炸食品、不旅遊、不坐飛機、不坐火車、不坐公交車、不考研、不工作、不加班、不戀愛、不結婚、不要孩子、不請保姆、不入黨、不開會、不交稅、不信教、不出家、不逛街、不化妝、不賭博、不嫖妓、不玩網遊、不吃藥、不看病、不熬夜、不去幼兒園、不上學、不寫作業、不看廣告、不看書、不看報、不聽音樂、不看電視、不聽廣播、不用電腦、不上網、不照相、不健身、不跳舞、不泡吧、不考試、不整容、不趕時髦、不追星、不進電影院、不看話劇、不減肥、不吵架、不打仗、不打官司、不辦喜事、不進養老院、不辦喪事……”

這種說“不”，還可以有太多，特別是那些為官方所鼓勵的，就更應該是卯足了勁說“不”的。

看到該節目初稿，有著平鋪直敘現象並列的特點。就此給記者和主編回複：

“家庭是什麽？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單位；而中國人的家庭為全世界羨慕。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在家庭中也有著分工，更有著各自的地盤，家庭成員之間的隔膜逐漸呈現。如今，孩子對父母偷看自己日記說不，配偶對對方檢查自己手機說不，老年人對不肖子孫說不，兒女對家長包打聽的行為說不，兄弟姐妹之間對欠帳說不，這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人說這是權利社會的標誌，而也有人說這是對家庭文明的背叛。”“所謂的生活，在這裏基本上都是些消費行為。而提到消費，就自然而然地有消費者。當我們一不留神或者無法避免地成為消費者的時候，所麵對的是千奇百怪無處不在的消費陷阱，公交車太擠，化妝品太坑人，保健食品假冒，綠色食品偽劣，手機有詐騙短信，住房有霸王條款，住的家裏還有物業公司煩人，上街滿眼小廣告，遛彎空氣質量惡劣，而當消費者成為名副其實的弱勢者後，才發現自己能夠做的隻剩下說不了。”“實際上，求學隻是關注到了考研這一個領域，而考研為的就是延遲就業時間。而涉及到就業，更多的涉及到企業霸權問題，也就是說，企業主掌握著太多的權力，而勞動者法定處於弱勢地位。”“更應該看到，人們所謂‘說不’，實際上緣起於上個世紀日本經濟起飛後，成為世界上經濟第二，於是成就了日本人敢於向美國叫板的態勢，而那本《日本可以說‘不’》，一時間被當作是日本在國際社會爭取自己適當位置的號角。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一幫憤青也照貓畫虎弄了本《中國可以說‘不’》，連名字都模仿日本人。實質上，現在越來越多的說‘不’，是個人權利意識的覺醒，是旗幟鮮明地對周圍主張自己權利的行動。在動物世界裏，貓科動物往往要用排泄物圈定自己的領地，而人類也以說‘不’的方式捍衛著自己的尊嚴和權利。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說不時，我們麵臨著一個集體性的權利再分配，並且使得整個社會資源得到重構。”

的確，上個世紀70、80年代，日本經濟起飛並迅速爬升到全世界名列前茅的位置，而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卻與此很不相稱。現在也算是名聲顯赫褒貶不一的日本政治家、東京知事，當時還是一名作家的石原慎太郎與索尼公司的創始人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說不》，針對美國對日本的總體關係飽含全麵否定，後來在美國發行了英文版。該書以藐視的姿態批評了美國的各項對日貿易政策。當日本在1990年代進入經濟蕭條期後，中國開始了經濟持續增長的進程。張藏藏、宋強、喬邊模仿著石原慎太郎的語調，也來了個《中國可以說不》，並附庸了日益加強的拙劣的民族主義情緒。針對這種充斥偏狹與狂燥的權利訴求，有人甚至不無極端地引用袁世凱曾說過的話：“中國人民智未開，不適合搞共和。”

現在，通看日本和中國這兩個說不，共同於都是在經濟高速增長時的喜不自勝，但卻都失於政治上的成熟。『我引用過甘陽在一篇《走向‘政治民族’》文章，他指出，“一個世紀前，韋伯對其自己的祖國德國從一個長期積弱的經濟落後國家迅速崛起為一個歐洲經濟大國曾深感憂慮，因為他認為，一個長期積弱的落後民族在經濟上突然崛起必然隱含一個致命的內在危險，即它將加速暴露落後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 (political immatuarity)，這種經濟快速發展與政治難以成熟之間的強烈反差不但最終將使民族振興的願望付諸流水，甚至會造成災難性的結局即民族本身的解體。”韋伯所謂的“政治成熟”，是指“這些階級（領導階級）能夠把握本民族長遠的經濟政治‘權利’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況下把這一利益置於任何其他考慮之上。”“對我們每個人來說，最嚴肅的莫過於自覺地意識到這個政治教育的任務並在我們自己的專業領域致力於民族的政治教育。我們政治經濟學尤其必須以此作為我們學科的終極目的。轉型時期的經濟發展腐蝕著人的天然政治本能，如果經濟科學也同樣走向以腐蝕政治本能為己任，一味隻知兜售一種軟乎乎的幸福主義景觀而全然不察，把這種景觀當做獨立的‘社會政治’理想乃是十足的錯覺，那麽不管這種景觀被描述得如何像人間天堂，都隻能表明經濟科學已多麽不幸地誤人歧途。”（《民族同家與經濟政策》，見《韋伯文集（下）》，第 397、403～405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姑且不說當下的中國與韋伯時代的德國的權利和責任方麵的巨大差異，隻是，往裏看，現在中國居民儲蓄已經達到了14萬億，而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卻越來越高，依靠國內消費根本不足以支撐自己的經濟，這種事情對於一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其危險性再怎麽說也似乎不過分。而這種現象應該看作什麽？消費者對商家說不，國民對公權力說不，民間對啟動或振作內需說不；向外看，排華浪潮風起雲湧，反傾銷訴訟此起彼伏，歐洲國家光用漢語標示“請把尿撒在便池裏”的警戒越來越多想瘟疫般的擴散民間，逐漸形成著全世界對中國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