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北京的邊緣

漂在北京的邊緣

                                           2006年2月13日

何必

他們，獨自在北京闖蕩，尋找屬於自己的天空……（略。）

這個節目中，看到了太多灰暗的內容。“忍”、“沒有安全感，沒有歸屬感”、“不停的換工作，不知道喜歡什麽，不知道將來幹什麽。//目前在漂，將來還會漂”……這些都是我們身邊的人發出的很有代表性的聲音。表麵上，我們聽到了如此飽含辛酸、孤獨、不滿、無助的心聲，而我們更可以將其看作是一份份聲討書，是一宗宗宣言，是一簇簇危險的隱患。

所謂的京漂一族，在這裏有別於媒體上蜂擁而至爭先恐後報道的農民工，而是那些接受過高等教育後滯留或者來到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裏的男男女女們。在全社會都把視線集中在由於溫家寶為熊德明的丈夫討要工錢的偉大舉動所引發的農民工現象之際，一時間農民工成了各方關注的焦點，為農民工提供的至少是表麵上的服務也是五花八門層出不窮，春運農民工專列、城市農民工招聘專場、農民工法律援助、農民工情感熱線、農民工衛生保健、等等，而當農民工這個弱勢群體借助權力的關懷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注目後，水桶的短板發生了或者正在發生著變化，比如沒有到城市中打工的那些農民、城市中的貧困人群、以及該節目所涉及的漂泊在城市的這一群人。社會對於這類人的認識相對膚淺，而也因為領導人來不及在這個領域做出什麽示範性的行為，所以輿論也就在對這些弱勢群體的去社會化與非主流化方麵推波助瀾，繁衍並擴散著惟上惟大的權力與資本拜物教。

那些被城市逐漸邊緣化並貧困化著的漂泊一族，很多人都接受過高等教育，因為從人力資本角度看，有著高價值的素養。中國古語說，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接受過高等教育，本身就是把雙刃劍，用好了可以對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而如果處理不好，則可能產生更加不可想象的麻煩，對社會形成更大的危險。接受了高等教育者，通常都個人的身份認同要求更加強烈而確切，一旦發生挫折，就會以影響力更大的方式表現。馬加爵就是個極端的例子，那些由於與現實不協調不介入不認同者，會以非常激烈而殘酷的手段回應將其邊緣化了的社會。

同時，接受過高等教育，也意味著掌握著現代化的通訊手段，使得這群人更容易通過類似互聯網或手機的方式傳遞情緒，強化感受，發掘共鳴，形成幫派，結黨營私，造成社會不安定因素。

去年10月27日，居住在巴黎以北克利希蘇布瓦市的3名少年為逃避警察追捕，跑進一所變電站，不幸遭到電擊，兩名少年當場喪命，另一名少年身受重傷。此事引發了法國全境的騷亂，而且蔓延到了鄰國比利時和德國。這次以西歐專製化程度最高的法國爆發的人類學意義上的社會動蕩，被全世界密切關注。參與騷亂的都是戰後移民到歐洲的來自穆斯林國家的人，他們的父母忍受了到歐洲國家幹粗重活計低人一等的待遇，可這些在歐洲本土長大的孩子們卻依然遭受著各種歧視。法國議會中，幹脆根本就沒有這些國民的代言人！

2005年11月21日出版《紐約客》評論：自二戰後，西歐國家便成了移民運動中心。其中有“你不可能成為我們的一員”的英國，“請在融合我們之前自動消失”的北歐，“可進入但不吸收”的荷蘭，以及“你們是客人必須回家”的德國。歐洲國家最看不起的，就是“依靠財富提升地位”的美國。遺憾的是，似乎隻有美國的模式真正取得了效果。

而在我們這裏，正在經曆人類曆史上空前絕後的城市化，要在短短十幾年之內完成近10億人從農民向城市居民身份的轉變。在這個過程中，迂腐懦弱粗暴拙劣的權力者的一舉一動，都會給那些來到城市的新移民造成後果嚴重的影響以及不可磨滅的記憶，給未來埋下巨大的隱患。

2月9日《中國青年報》報道，在春節前一個以城市貧困為主題的研討會上，數十名經濟學家提交的在不同區域做的調查報告，都給出一個相同而清晰的描述：近年來，城市貧困問題並沒有因為我國經濟高速增長而有所減輕，相反表現出明顯地加重。

《瞭望》周刊近日刊載文章稱，有關部門調查表明，不僅城市底層群體靠個人努力改變命運的難度加大，其子女通過教育、就業等正常渠道進入更高層次，比如公務員、經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等階層的難度也越來越大。這個底層群體既包括城市下崗職工，也包括流入城市的大量農村人口。

於是，在以追求社會公平講求公共服務的社會主義為體製裏，中國現在卻產生了貧富差距世襲化的傾向，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孩子會打洞，這種固化社會地位的現實和趨勢，將使得未來的中國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

漂泊在城市裏的一族，很多人都是衣食無著，居無定所，舉目無親，經曆了非常孤獨而艱辛的謀生曆程，更經曆著悲慘蕭瑟的心路長途，這種身心交瘁的社會存在，長期積澱下來，會演變為對社會的仇恨，而一旦集中爆發，將產生難以估量的社會破壞。

漂泊在城市的人群，給中國的城市化提出了嚴峻到了生死攸關的挑戰，這是包括城裏人、外來人和鄉下人都必須同時麵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