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悲觀時事

潘曉來信的作者之一。老麽哢嚓眼的。不迎合不爭論,不自以為是否定其他,不以為掌握真理,隻是口無遮攔唧唧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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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撰稿人真的自由嗎?

(2022-12-04 12:35:15) 下一個

自由撰稿人真的自由嗎?

(寫作具體日期不詳,應該是在2000年左右)

何必

潘先生97年辭去中關村的一家電子公司總裁助理後,一直找不到再就業的感覺,偶然的機會,結識了一幫子北京各報紙人才口的編輯記者,憑借著在諸多企業裏招聘員工和自己去人才市場應聘的經曆,為報紙寫起了稿子。總計起來,至今寫過的稿子也有十幾萬字了。在這種不得已的自由撰稿人的生活裏,他有著不少酸楚。

按理說,自由狀態是很難得的,沒人約束,不用早九晚五地坐班,不用受上下班交通堵塞之苦,不用風雨兼程地趕路,隻是在家裏對著電腦白天黑夜什麽時候想寫了就敲上幾筆,想寫些什麽內容就按照自己的思路寫,應該是件挺好的事。可實際上,真要是到了收稿費的時候,尷尬就出現了。

目前,許多報社的稿費水平偏低,並沒有隨著物價水平的上升而市場化地加以調整,一般來說,千字50到80元的居多,這樣下來,一篇千字左右的稿子也就是幾十塊錢的樣子。有時候,看到通知說是有匯款單來了,一下子5、6張匯款單握在手裏,心裏還美滋滋的,可是,把錢數加起來,不過一二百元,又灰溜溜的。

1999年,他應邀給《監督與選擇》雜誌寫卷首語,寫好了也用了,遲遲不見稿費,最後好說歹說,那邊終於寄來了34元錢,他拿著這張匯款單哭笑不得,還真不值得大老遠地去取一趟。

更為悲慘的是,稿子被報刊用了,稿費卻沒了蹤影。新出刊的《數字時代》第一期上就用了他寫的一篇網絡評論,雜誌社還派了攝影記者到他家為他拍了照,並承諾將照片給他,可是,稿子見刊了,照片沒影、樣刊沒影,稿費更不用說了;應原《一周便利》主編助理的要求,他將為求職者寫的求職應聘技巧方麵的係列稿子交給了該刊每周連載,還應邀把家裏的舊電腦也賣給了該社,可是,這位助理沒幹倆月跑到網站當內容總監掙大錢去了,稿費和電腦錢就再也沒有了說法,一分錢沒拿著,還賠上了台電腦;今年,他寫了篇到某網站應聘經曆的稿子,被據說很市場化的《網絡報》用了,至今,樣報不給,稿費也甭想了。而有些報刊轉載了他的稿子,就更別指望著能給點錢了。據他自己估計,現在拖欠他稿費的地方也有不少,而總額應該在幾千元的水平。

這樣,在目前的生存現實裏,他不得不在一些時候違背自己的職業原則和行業規範,在通知用稿方的前提下,一稿多投,力求能稍微緩和一下拮據的經濟狀況。

這幾年,他的稿子在北京和外地幾十家報刊上登載過,可總的稿費加總起來,幾年也就掙了1萬2千元多一點,平均每年3000多元,如果單純依靠給報社寫稿生活,看來連北京市最低生活水平線都難以達到。去年,他被評為《精品購物指南》報的優秀撰稿人,可這種榮譽的得來與每個月200對元的稿費收入相比較,顯得入不敷出了些。

另一方麵,他寫的稿子經常被報社改得走了樣,本來個性張揚的他,發表出來的文章卻變得乖巧溫鈍了許多。在此,自由身並不能在觀念上真正地自由馳騁和發揮,更多地必需遷就各報紙的版性和編輯個人的風格。

報刊如此,別的地方也好不到哪裏去。1999年,他應邀為北京電視台的某個人才欄目做策劃和撰稿,帶領著一群人采訪策劃撰寫腳本,可製片人說不給錢他和他那幫朋友一點轍也沒有,經過電視台領導協調,製片人把別人的稿費發放了,到現在還欠著他好幾千塊錢,估計是泡湯了。也是當年,他在廣播電台客串主持人,幹了3個月,每周一次30分鍾的現場直播節目,總共給了340元。

而據他的朋友、為電視台多檔欄目做過策劃的資深策劃人英先生說,這類現象在北京的各電視台屢見不鮮,電視台方麵拖欠費用的事情是非常普遍的。北京尚且如此,更不用說外地了。

他自己麵對這種情況,很無奈地談道,撰稿本身是一項智力勞動。能夠達到出版要求,說明撰稿水平至少是與媒體的要求相近似或相符,而此方麵收入實質上是社會對於智力勞動成果的評估和量化,也是作為信息載體的媒體對信息提供者勞動的報償。目前這種低廉的收入狀況,也是信息市場化程度不高的一種表現。即使是有了一些媒體一個字一元錢的現實,從行業的角度整體來看,距離為了爭奪好素材而激烈競爭的市場運作來說,還是不能令人滿意。

看來,自由撰稿人的自由也是有限的,而且其狀況也還挺悲慘的。要想贖買自由,就得準備好了熬苦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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