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天下父母心

可憐天下父母心

                                            2006年2月8日

何必

65歲的李大娘是五個兒子的母親，去年，她最小的兒媳婦生了孩子，李大娘便特意從雲南趕來照顧這第五個孫子……（略。）

這期標題為“可憐天下父母心”的節目，頗有煽情手法地記述了北京若幹個家庭中的老年人的艱辛而困苦的生活。往往，接受采訪的老年人痛哭流涕，傾訴著自己滿肚子的委屈，可還是得繼續為兒女做牛做馬。而找到類似毛大爺那樣的案例並不是很困難，當下在中國社會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心酸蕭條的範本。而每個個案，都能讓人唏噓不已。孩子生產時發生意外形成智障，2歲時父親突然辭世，母親下崗，到了每月隻有500元退休金的老人，三代人就這麽在一起度量著歲月。

其實，如果看這樣的題目，所涉及的內容似乎可以更廣泛些，而不僅僅局限於老年人看護隔代人上。在此，中國那句傳統的話“兒行千裏母擔憂”應該成為整個節目的主要脈絡，父母為孩子所做的太多太多，柴米油鹽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喜怒哀樂，無時不刻都牢牢掛念在心裏。為了孩子，任勞任怨，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偉大的父愛神聖的母愛，在中國的家庭裏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以至於西方人對中國式的家庭每每豔羨不已。像父母為孩子照看孩子、打理家務甚至公務、擔任經濟保障、提供疾風暴雨之中安全的港灣、舍生忘死義無返顧，用他們老邁虛弱的肩膀抗起了太多的負擔。

節目介紹，北京市409.7萬家庭戶中，有60歲及以上老人的家庭占28.6%，這其中60%的老人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幹家務和看小孩。在經濟學中，老人屬於家庭的資源，當家庭無法從外部獲得足夠的社會福利時，隻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家庭資源。如果家中有老人，他們的身體條件尚可，老人便成了義務清潔工，廚師和保育員。同時，專家也分析了老年人成為照顧第三代主力軍的另一個原因。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徐月賓：“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競爭的加劇，成年人承擔更多的壓力這是肯定的。”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社會處於轉型時期，來自政府和企業的福利驟然減少。同時，職業競爭加劇，成年人在職場打拚中筋疲力盡。所以，對於第三代保衛戰，成年人隻能依靠老年人來投入戰鬥。

實際上，我在挪威結識的朋友、現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徐月賓對此有過專門的著述。在《建構中國的發展型家庭政策》一文中指出，改革以來，中國的社會政策一直以減輕企業（國家）的社會負擔、增加家庭和個人責任為主導思想，因此，新的社會保障製度建立在由家庭承擔主要社會責任的基礎之上，並且具有濃厚的應急色彩，它所覆蓋的人群隻是與國有企業改革直接相關的一部分社會成員以及傳統社會弱勢群體中的一小部分，即失去家庭依托的社會邊緣群體，如城市的“三無對象”、農村的“五保戶”和孤殘兒童等。其他凡是有家庭的社會成員，包括兒童、老人以及其他有特殊需要的人員，則首先必須依靠家庭來滿足其相應的保障和發展需要，而家庭以外為家庭及其不能自立的成員提供幫助的渠道幾乎不存在，政府和社會隻有在家庭出現危機或遇到通過其自身努力而無法克服的困難時才會幹預。這一政策取向使轉型時期的中國家庭陷入一種明顯的政策悖論中：一方麵，中國的社會政策賦予家庭以重要的社會保護責任，使家庭成為滿足社會成員保障和發展需要的核心係統，在社會保護體係中起著最為重要的作用；而在另一方麵，家庭變成了兒童、老人以及其他生活在家庭中的弱勢群體獲得政府和社會支持的一個障礙：一個擁有家庭的社會成員就意味著他將得不到政府或社會的直接的支持。在某種意義上，這一政策取向實際上是對家庭承擔社會責任的懲罰，而不是鼓勵家庭行使其應有的或希望其行使的職能。它的另一個後果是，由於家庭中弱勢成員的生活質量和發展需要完全依賴其他成員的幫助，任何與家庭相關的風險，包括家庭照顧者個人的和環境的因素，都會使他們受到直接的影響，特別會使兒童的成長環境麵臨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他認為，經濟體製改革使大多數中國家庭失去了傳統的就業保障以及相關的福利和服務，在經濟和社會變化的過程中，完全要靠自身的力量來滿足其成員的保障和發展需要。雖然大多數城市家庭的生活水平在改革以來得到了明顯的提高，但隨著教育、醫療、養老和育幼等基本社會服務日趨商品化的趨勢，特別是對於那些承擔養老和對未成年人提供撫育和教育責任的家庭來說，普遍麵臨著如何獨立地應對保障和發展的壓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大多數家庭及其成員都是潛在的社會弱勢群體，遇到任何風險如失業、疾病或其他天災人禍時都有可能陷入極端的困境而成為現實的弱勢群體。

在整個社會政策設計一直是以加強家庭和個人責任為方向之際，政府責任被一減再減（與此同時政府收入卻一增再增），政府權力日趨擴大，與此相對應，家庭和個人的負擔越來越重，很多時候已經到了不堪重負的地步。從節目所展現的場景看，原本應該安渡晚年的老年人，被推到了安頓家庭生活、打理日常事務、維持家庭和睦進而保護家庭安全與穩定的風口浪尖上。

中國自古就有老有所養、老有所樂、老有所依、老有所為之說。老年人到了晚年，希望清靜安寧，辛勤勞頓一輩子，到了退休年齡，應該頤享天年，提籠架鳥遊山玩水悠哉遊哉其樂融融，沐浴人世間的溫暖光輝，陶冶性情放鬆身心，遠離嘈雜迷亂的日常瑣事。

但是，隨著改革的進程，改革的成果非但沒能讓老年人體會到，他們反倒成了改革所付出代價的必然承擔者，“老有所養、老有所樂、老有所依、老有所為”之中，前三項被別有用心地從他們的生活存在中剝離，隻剩下最後這個老有所為充斥著忙碌艱難窘迫迷離的晚年，而這種“為”原本應該是由社會來承擔的。

現在的老年人在年輕時，養兒育女的活計全部由自己來幹，而且那時還沒有獨生子女政策，父母拉扯大三五個孩子是司空見慣的事，並沒有什麽上一輩人被強拉硬扯到養育孩子的活計當中。那時的社會福利與保障製度，能夠支撐這麽樣的局麵，使得人們可以應付自如。

社會發展了，經濟增長了，改革開放了，老年人沒能享受到成果，卻被死死地栓在了家務勞動和家庭生計上動彈不得，乃至行將就木之際還要操心兒女以及兒女的兒女們的營生：他們的收入、他們的就業、他們的健康、他們的保障、他們的前程……萬千牽掛弄得很多仙逝者死不瞑目。

中國家庭的傳統是，一代人為了下一代人的幸福而勞作奔波，而把自己的全部幸福寄托在孩子身上，如此，一代一代傳下去，人們永遠是幸福的接力棒，是幸福的傳遞者而不是擁有者，就這麽一輩輩向下交接著，全然沒有了自己的幸福。

與西方社會以個人為社會原子（基本單位）不同的是，中國是以家庭為社會最小元素，於是，中國的家庭對於維係社會安定、保障發展甚至政權存在都具有異乎尋常的意義。而目前的社會政策的設計思路，卻是在一道道行政指令中把社會責任越來越多地轉向已經搖搖欲墜的家庭，進而起到毀滅中國家庭的作用。新華社消息，中國現在每兩分鍾就有一個人自殺；根據調查，自殺者中因為家庭原因導致的占絕大多數。如此，家庭就這麽沒落下去。

於是，我們看到，可憐天下父母心，在如今的中國，顯得空前的可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