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打擊紅頂商人戰果赫赫

山西打擊紅頂商人戰果赫赫

                                  2006年2月1日

何必

山西各地還查出952名國家工作人員和國有企業領導幹部在煤礦投資入股，共涉及資金1.56億元……（略。）

看上去一派形勢大好吧。

就目前情況看，山西已經成為治理全國紅頂商人的重地。隨著國內投資帶到經濟增長的勢頭不減（當然，進出口也占據著越來越高因而越來越危險的比例，相形之下，消費對於國民經濟健康存續的貢獻率卻一再下降），對於能源的需求熱潮一浪高過一浪，引發煤炭供應吃緊。高層實施的宏觀調控也未能見到實際效果。作為產煤大省的山西，也成了發國難財的聖地。媒體報道，山西從省到市到縣到鄉到村到戶，“凡是黑的都能賣錢”，煤礦地區一夜暴富者大有人在，揮金如土歌舞升平，爆發了太多官商勾結的事件。而山西煤礦主已經成長為新的富貴一組，並直接對其他地方的經濟乃至社會生活產生著顯而易見的影響。目前北京市房地產價格一股腦往高位竄升，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由於山西礦主們的“貢獻”所致。

“從農民到千萬富翁，透視山西煤礦老板暴富生態”，2004年11月17日《新京報》用這樣的標題做了開篇。“他們因煤價飆升迅速積聚資產；他們形成共同的消費習慣；他們捐資建廟討好個別官員；他們被迫與當地百姓分享財富”，“到高檔場所消費，動輒上萬元；比如隨大流購房，在高平、晉城（高平上級市）、太原、北京都有房產；比如旅遊，國內的名勝他已經幾乎全跑遍了，港澳、東南亞、歐洲、美洲等地區和國家也去了不少趟；再比如買車，把孩子送到貴族學校等等。凡是現在流行的做法都嚐試過。”

外電報道，中國政府為遏製因“官煤勾結”而導致的煤礦事故，要求公職人員主動撤出入股煤礦投資。但到去年三季度末為止，全國僅有近500人撤出煤礦“官股”。中紀委、監察部、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以及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8月30號聯合發出關於清理糾正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國有企業負責人投資入股煤礦的緊急通知，要求他們在9月22號之前撤出煤礦投資，並向本單位紀檢監察部門或人事部門報告登記。國家安監局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發言人在接受采訪時解釋了中國政府做出上述決定的原因：“煤礦事故發生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少數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國有企業負責人在煤礦投資入股，公開或暗中包庇、袒護非法礦主，使一些不具備生產條件的和非法煤礦沒有真正地停產整頓、關閉或取締。所以國務院辦公廳做出了堅決整頓、關閉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和非法煤礦的緊急通知，要求凡是已經投資入股煤礦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國有企業負責人自通知下達一個月內撤出投資，如果逾期不撤出投資的，一律免職並且按照有關規定給予處罰。”因為替權益受到侵害的勞工打官司而聞名的四川律師周立太指出，地方官員參與煤礦經營導致礦難事故頻發，引起了中國政府的高度重視。他說：“中國政府在調查礦難事故的過程中，發現很多小煤礦，包括一些大的煤礦，都有一些官員入股，甚至入幹股，所謂幹股就是不投資，掙錢了以後分得一定比例的利潤，地方官員參與煤礦的經營，嚴重影響了安全生產的監督，最終導致煤礦事故，工傷、死亡頻頻發生，直接影響社會和家庭的安定，也給礦難家屬帶來嚴重的社會危害和家庭負擔。”

國內更有媒體以“誰在山西省的煤礦‘搶錢’？”為題，刊載了如下內容：據報道，2001年底，幾家民營公司參與山西沁水縣國有骨幹煤炭企業“三礦一站”改製，獲得75％的股權；到2004年底按股權分紅，民營公司累計獲得利潤3.7億元，平均年收益率達到了300％。而據一位參與改製過程的原煤礦負責人說，整個改製過程，民營公司實際上隻付出了375萬元。山西沁水的含煤地層占土地麵積的90％以上。縣裏希望把分散的煤礦捆綁起來上市融資。在一次次談判中，沁水縣不斷讓步。沁水縣改製組官員稱，“我看他們在證監會的樓上辦公，心想人家在上市方麵的確有優勢。”為表示誠意，采礦權和土地使用權這兩個資源型企業最核心的資產都沒有評估。

媒體報導，國家規定的政府官員和國企負責人從煤礦撤資的期限過後，有的地方沒有一人退出，大有與政府叫板的態勢，甚至傳出有些官員寧可丟官，也不退股的說法。

外電披露，設在香港的勞工組織“中國勞工通訊”在法國的國際代表蔡崇國分析說，要求公職人員撤出股份的通知之所以在地方遇到阻力，是因為中央政府對下麵的基本情況缺乏認識。他說：“它完全低估了地方官員在煤礦有股份的現象之廣泛和普遍，那麽讓他們退股就遇到很大問題。實際上，這些在煤礦有股份的官員的官職並不高，大多數是科級和副科級，工資幾百塊或上千塊，如果他們在煤礦裏有股份，那麽他們的利潤就會增加到每個月上千塊，甚至每年上萬塊，十幾萬或幾十萬塊，在這麽大的利益麵前，他們寧願丟官，也不願意退股。”蔡崇國指出，官員不願意撤出煤礦股份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很多官員擔心，一旦宣布退股，就等於暴露了自身腐敗行為，因此就暗暗地等待上麵的風頭過去，而且他們也受到自身就有煤礦股份的上級官員包庇。蔡崇國還指出，政府官員在地方煤礦裏有股份，實際上隻是“官煤勾結”的一種形式。蔡崇國說：“地方礦主向官員行賄受賄，勞動安全沒有達標，但是通過行受賄得到安全生產許可證的現象非常普遍。這種通過職權受賄而沒有股份的現象，是無法通過國務院的指令解決的。另外，很多官員雖然本身沒有股份，但是卻從他的親戚、朋友或同事有股份中得到好處，這種現象也很普遍。”蔡崇國指出，導致中國煤礦安全問題的因素很多，除了地方官員的腐敗外，還有安全設備缺乏以及工人地位低下等。他認為，提高礦工的社會和經濟地位，使礦工組織起來參與安全生產管理，才是煤礦安全生產得以改善的關鍵。

……

這是怎麽樣一副窮奢極欲無法無天的景象！這種描述換了過去，隻能從對於萬惡的舊社會十惡不赦理當千刀萬剮的地主資本家的醜惡行徑的臉譜化概括裏才能見到，而如今卻活生生地出現在我們身邊。

而山西之所以會出現如此之多的紅頂商人，與中國特有的政治生態環境密不可分。當下，權力早就被瓜分成為利益的直接相對物，公共權力更是被當權者蛻變成了自己的強勢利益集團綁架國家要挾公共利益的法寶，成為設租尋租的理想空間，成了不受約束的產生絕對的腐敗的法製真空地帶。

胡鞍鋼認為：“導致腐敗的主要根源來自黨內和政府內部已經形成的、錯綜複雜的、擁有各種利益和影響力的各類利益集團，其中，相當一部分官員或集團已經蛻變成如同前蘇聯的官僚特權集團，他們最大限度地維護和實現自身的利益，也成為阻礙改革和反腐敗的最大的阻力。”（轉引自《中國十位著名經濟學家批判》第275頁）

而當這種形成強勢利益集團的政治環境與社會體係沒有得到徹底而實質性的改變時，即使搞政治運動方式一窩蜂地揪出數以萬計的腐敗分子，也隻不過是滄海一粟九牛一毛，更是給那些尚未暴露的腐敗分子一番打草驚蛇般的提醒，使得他們更加隱秘、狡猾、凶險、殘暴。而近來腐敗分子東窗事發案值呈幾何級數攀升，也昭示著問題的複雜性與嚴重性，並從一個側麵指認著，在一個形同虛設的規則體係麵前，賊不走空才是最經濟最理性的職業行為選擇。於是，一個培養盜賊的溫床依然招搖過市無人問津地與時俱進著。

故此，對於開篇所做的得意洋洋的階段性小結，我們姑且也隻能看作是文過飾非粉飾太平之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