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視責任怎麽著也鬧不清

近視責任怎麽著也鬧不清

                                   2006年1月25日

何必

尋找製造近視大軍責任人……（略。）

該節目繼續著有關近視眼的追問與探討。好在隻是上下集。近視眼這種被所有人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被在一個又一個層麵上剖析著、觀察著。

從世界衛生組織所發布的號召中，可以看出，近視眼是否為一種眼病的爭論，隻是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利益之爭。既然近視眼是一種亟待解決的可致盲性眼病，那麽說一個社會文明程度與戴眼鏡人數成正比（該節目中北京市同仁醫院工作人員語）說法的確切含義也就令人明了。

中國是眼鏡大國，這是勿庸置疑的；中國人戴眼鏡的數不勝數，也是盡人皆知的；盡管，從眼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上，中國排在日本後麵位居全世界第二，但從眼鏡人口總數上卻沒有任何爭議地在全球獨占鼇頭。雖然日本人眼鏡人口也不少，但其選舉過程中還是盡量把國家交給那些視力良好者治理，曆任日本首相戴眼鏡者很少。這與中國的情形有著太大的不同。或許，按照同仁醫院“專家”的邏輯，可以說中國從領導人到知識分子到中小學生，早就超越了日本甚至歐美，文明得一塌糊塗。以至於筆者在歐洲大街上，看到亞洲人模樣的戴眼鏡者幾乎不假思索直接用中文交談十拿九穩，因為中國不僅是眼鏡輸出國，更是眼鏡人口輸出大國；或者說，到海外的中國人中，不戴眼鏡的越來越鳳毛麟角，向全世界宣示並炫耀著自己的“文明”。

眼鏡大軍該裁軍了。這似乎是一種軟弱無力的呼籲。問題在於，如果造成近視眼現象如此廣泛而深入的原因不被解析，又何談治理？

當記者就形成近視眼現象愈演愈烈的責任者進行調查時，老師推脫，校長推脫，家長推脫，社會推脫，而真正能夠出麵承擔責任的，竟然是那些乳臭未幹弱不禁風的孩子們！

記者回來匯報這種調查結果時，筆者感到一陣陣的心酸與悲涼：這就是我們的中國！成年人都在一個責任缺失的生存狀態當中玩弄著太極拳式的把戲，所有問題都很難找到具體的責任人，最終會交給那些空洞而抽象的類似應試教育般的製度，而看到孩子們一個個前赴後繼掉進近視眼的魔窟當中無動於衷。

皮埃爾•卡藍默在其《破碎的民主》中提到，“《世界人權宣言》雖然沒有明確提到超驗性，卻提到了每個個人所擁有的不可剝奪的平等權利，也即人類相對於機器或植物而言所特有的性質。”“在一個知識社會裏，掌握知識的科學家、工程師等的責任問題今天以格外尖銳的方式再度提出。社會賦予一些行動者和一些階層一種權力，做事的權力，研究的權力，治理的權力，教育的權力，但是條件是這個權力必須以負責的態度行使。”

實際上，責任和倫理問題有新的發展。與將人縮小到可以利用的看法相反，1998年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倫理和經濟》提出了“責任倫理”，將重點放在每個人的“能力”上，即使是窮人，也能行使他的自由權利和責任。社會有責任通過其準則鼓勵這種自由。

人類社會的演進是責任進化的過程，沒有了責任，人類將徹底崩潰。責任是社會的根基和防火牆，是個人存在的必要前提。

而在我們這裏，責任卻被逼仄到了微乎其微的空間，形成了全社會的責任虛無化。可悲的是，像近視眼這種頑劣的社會痼疾，竟然隻有孩子們來擔責，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社會破敗的真實寫照和危險征兆。

而孩子們在如此社會環境裏能夠一如既往擔責下去？不會的。隨著他們向社會的融入，也會了解責任是沾不得的。而且這種推卸責任的趨勢，也會在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下實現低齡化。用不了多長時間，穿著開襠褲的頑童也會推卸責任，必將是偉大祖國欣欣向榮泡沫中令人激動而心碎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