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能養多少人

北京能養多少人

                                          2006年1月

何必

這兩天，北京電視台《城市》節目連續播出了三期同一個話題的內容，就是“北京能養多少人”。

這個節目，是該欄目還沒有開播、甚至連名字還沒有定下來時，由製片人、筆者以及臨時抽調的幾個人一起策劃的題目，原本就是為了做樣片的。到現在，預備做樣片的三個題材（交通、公交和人口）悉數播出，欄目組相關人員也算是舒了一口氣，沒有白忙活兩個多月。

而人口這期節目，正是被當作樣片送審的。在策劃這期節目時，考慮到筆者作為同一頻道的《首都經濟報道》節目策劃時，針對北京到底是否應該限製外地人進入形成的尖銳對立的兩派、而且立場針鋒相對到了刺刀見紅的地步，就認為這種題材是有著巨大的議論空間的。按照2005年北京市兩會期間北京市政協委員張惟英一句“北京應該限製外地人進入”的話招致了滔天的口水、以至於她到現在都不敢再對媒體提及此事、認為如果談論限製人口進京的話題，不想成為明星都不行的情形，那麽這期節目的基本點就已經可以確立。

而談及北京是否該限製外地人，這種問題本身就是個偽問題。其背後牽涉到太多的城市規劃與管理方麵的內容。筆者在央視做節目，曾經做過不少相關題材，其中又以時任中國規劃研究院曆史名城保護研究所所長趙燕菁（現已升任該研究院副總規劃師）的觀點相對專業而突出。那時，他多次在節目中或私下與筆者閑談時說起，2008年北京奧運會是北京最後的機會；北京的行政中心轉移勢在必行；北京作為曆史名城，其文化的保護必須要將舊城區的貧困人口遷移出去，讓有錢人消費舊城；中國必須保留戶籍製度，以避免形成類似墨西哥、印度等國家中密集在城市中的貧民窟……

他也承認，他的觀點廣受指責，被認為是站在富人的立場上。不過麵對現實，這些問題卻是不能回避的；特別是，在北京舊城被毀得差不多的當口，唱高調遠不如腳踏實地幹點子上對得起祖宗下對得起子孫的事來得切實。

筆者不想對其嫌貧愛富的立場進行評論，隻是看，他的一些觀點對於緩解北京現存的城市管理壓力以及謀劃北京市前景應該還是有積極意義，能將如許觀點傳播出去，至少可以引發新一輪的民意唾沫。

因此，當做這期節目的記者與趙燕菁聯係上、得知他正在廈門掛職一時難以進京時，筆者直接打電話到其手機上。趙燕菁知道要做這麽個題目，告訴我說北京市有關方麵非常反感他的意見，這種內容恐怕不會被認可。我則強調這個節目本身就是要反映這個領域裏的不同觀點，形成對這個問題的社會關注，就像在央視忽悠來那幫子經濟學家一樣，把他活生生拽回了北京接受製片人李峙冰的采訪。

北京能養多少人？這的確是像《城市》這類節目該關注的事。我們到底是相信1800萬這個數字，還是依賴適宜人口與極限人口的界限？北京到底能不能維持下去？

北京能養多少人？這個問題換個提法，也可以變成多少人能養北京？如果把問題解析開來，北京負擔人口與消費北京人口應該是不同層麵的概念，從人口紅利的角度看，北京已經走到了差不多的盡頭。

但問題的另一麵就是，雖然市場經濟了，可北京依然享受著太多的計劃經濟時代的特權。因此，問題還是回歸到了如此的層麵上。

卡爾•波普爾認為，“矛盾的意義在於解決矛盾，而不是停留在矛盾中。”或許，按照西方名言指稱的，問題的提出比問題的解決更重要？把北京能養多少人這麽個“既有偉大的現實意義又有長遠的曆史意義”的命題提出來，目的當然不僅僅是為了引起一場新的口誅筆伐或者黨同伐異，更不是想與科學上像原子運行軌道那般具有著測不準原理所揭示的人類知識盲區分庭抗禮。

皮埃爾•卡藍默在其《破碎的民主》中指出，“變革的速度本身不是全人類的目的。完全相反，最要緊的是減緩、甚至停止一些變革，至少留出思考和討論的時間。”

也許，我們真是應該從經濟高速增長及其帶給全中國甚至全世界的驚喜當中冷靜一下，想想我們都幹了些什麽，如此亢奮之後留給我們以及我們後代的還能有些什麽。意大利著名時裝品牌Etro創始人Gimmo Etro對中國的迅猛發展感到憂心忡忡，“我無法想象，我不知道對生活在這裏的中國人來說，這一切究竟是否是好事情。”

北京與全中國一樣，處於經濟高速的發展過程當中，而且這種發展已經、正在並且還要持續一段時間。而恰恰是這種快速的經濟增長，掩蓋了太多的社會問題，積澱下來太多的社會矛盾、隱患、痼疾甚至頑症，跑馬占地般的粗放式的增長方式呼嘯而來飛奔而去，讓人來不及思索，來不及尋求些許理性、特別是良知。我們都成為經濟發展的犧牲品，在指責比如日本人是經濟動物的時候，我們自己卻比日本人更加惟利是圖並利令智昏，被經濟發展的表象騙得神魂顛倒、麻木不仁甚至喪盡天良。於是，文化消失了，道德淪喪了，環境毀滅了，國民腐敗了，理想不再有生命，生命不再有價值，世界就這麽悲觀主義化。

實質上，我倒是感覺，很多時候，我們都太相信我們自己對於這個世界的認知與判斷能力。愛因斯坦說：“最令人不解的是：世界是可以解釋的。”在認識論的層麵上，我們試圖給自己製造包打天下的秘訣良方，並得意於虛幻的刻舟求劍上。

而且，愛因斯坦臨終前對女友說：“蠢貨的統治是無法撼動的，因為蠢貨那麽多，而他們的選票又和我們的一樣算數。”這句話在此的含義如何呢？2005年10月郎鹹平在墨爾本演講中提到，“你一切向錢看的結果呢，是把整個社會的道德文化都打散了，你發現整個中國社會是個沒有文化的社會，是個人吃人的社會，什麽改革都向錢看。”這與泰戈爾所謂“老虎並不吃老虎，隻有人才用人來養肥自己”的警句何其異曲同工。

問題可以這麽追問下去，可的確挺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