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擁堵與公共場所垃圾化

交通擁堵與公共場所垃圾化

                                  2006年1月9日

何必

2006年1月8日、9日連續兩天，北京電視台《城市》播出了交通擁堵的節目。其中，各方的說法還是頗為有趣。

鄭也夫在《轎車文明批判》一書中說到，“最嚴峻的問題不是我們能否進入轎車文明，而是我們應否進入轎車文明”。

國際交通谘詢專家徐康明：“你可能看人家車尾的時間，比你看你孩子的臉還多。”“中國城市交通的發展是不適合機動車發展的，這是一個定律，我們早點晚點會認同的。”

首都規劃建設委員會谘詢專家、20世紀北京市政府曆屆交通顧問組組長李康：“人家本來沒招沒惹的，怎麽這平均車速都普遍降下來了，甚至騎車都有問題，鑽車縫都沒有了。”

中國社科院教授張國初計算出北京市每年交通擁堵的成本超過100個億：“有200萬人坐車上班，一天要多浪費了200萬個小時，一個小時的費用，我按保守一點20塊錢算，一個小時20塊錢，200萬人，一乘就是4000萬，這是一天的代價。”

毛壽龍：“在英國連貓都不會輕易下馬路崖子，出去溜狗，溜貓，貓肯定會在人行道上走，因為它已經養成習慣了。”

北京市城市規劃院院長朱嘉廣：“路是大家的，不是專給小汽車開的，路是交通，不僅僅是車道，是為了大家通行用的。交通的目的是為人服務，不是車的奴隸。”

該節目甚至采用了網上一些針對堵車而創作的段子：在北京三環以內各大路段設置露天幕布，24小時播放露天電影，供堵車解悶；要求飯館推出全天候“送飯上路”、“堵車套餐”活動，以解決長期堵車帶來的司機饑餓問題；必須在車上設置流動廁所，以便及時處理新陳代謝；有乘坐飛機或火車的乘客建議提前一天出發，步行前往機場或火車站；建議“打的“的出行者每天包車，可以減少堵車“蹦字兒”帶來的巨額損失；對常年堵在城區第一線的司機授予“堵神”稱號；禁止司機把北京各大擁堵路段當成停車場，借堵車的名義逃避停車費；在堵車的時候，一切焦急狂躁等等諸如此類的心理上的反抗都是徒勞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利用和享受堵車時光；“痛並快樂著”這句不再時髦卻通俗易懂的口號同樣適用於堵車的日子。

又是交通，又是堵車。如何為這樣的節目做點評？

簡•雅各布斯在《美國偉大城市的死與生》中列出一個好的生機蓬勃的城市在形態上四個要點：用途要複雜，街區要小路網要密，不同年齡建築物要並存，密度要夠高。

柏蘭芝（台大城鄉所、柏克萊、現任教北大）分析，高增長的中國將沿著（幻想中的）美國的道路前進……在新鎮或衛星城的建立過程中，就業機會的分散始終不及於居住的分散，而道路建設的速度又不及私人汽車增長的速度，如此延伸的是通勤距離的拉長，城市向郊區無邊無際的蔓延。低密度的郊區化發展鯨吞蠶食了都會區周邊的青山綠水及肥沃的農田——想象一下今日的江南的陷落可以作為對比。

新華社記者、《城記》作者王軍說：“北京絕對是一個‘最好’的研究標本，在過去幾十年中被證明是失敗的各種規劃方案，你在北京全能找到。”

勒•柯布西耶：“我們一定要殺死街道”。

……

該節目裏引用了同濟大學教授楊曉光說法：“中國不少地方對待交通的態度就像對待廁所一樣，需要的時候上一下，方便完了就完了，所以中國的廁所都很髒。”這倒是非常值得說的。

2002年筆者在央視做演播室訪談節目時，曾經就當時旅遊業井噴現象采訪過筆者的大學校友、時任國家旅遊局旅遊規劃與財務司司長的魏小安。在節目中他談到，“在1980年代的時候中國的廁所可以說在世界上臭名遠揚，當時很多旅行商說，中國什麽時候解決了廁所問題我再組織旅行者來，因為我們覺得無法容忍這種現象。所以1983年國家旅遊局就召開了一次全國旅遊廁所工作會議，進入1990年代之後，情況稍有好轉，至少飯店了廁所解決了。1994年馬來西亞市場對中國開放，當時馬來西亞的旅遊商對馬來西亞人就說，說你們到中國去就一定要帶一把傘。他們就說中國很多廁所沒有門，所以你要帶一把傘臨時可以當門用，當時搞得馬來西亞人非常緊張，把中國想得及其愚昧。所以從1994年到1996年連續三年，國家旅遊局每年無償給地方撥款1500萬解決廁所問題。2001年我們桂林又專門開了一次廁所會議，2002年又在泰安專門開了一個廁所會議，一年開一次會，這個力度是非常大的，所以現在我們不僅在基金上解決問題，更重要是在機製上解決問題，我們有信心，爭取在5年之內，把中國的旅遊廁所的這種的臭名遠揚的形象徹底的磨除掉。”

舉辦全國性的廁所會議，而且一年一次，這夠驚世駭俗了吧？走遍全世界，誰聽說過舉國每年要召開一次廁所大會的？

2002年到現在，廁所問題解決得如何呢？依然如故。

中國的廁所都很髒，這種說法不完全準確。至少，家庭裏的廁所還不至於如此。

眾所周知，中國人有重進口不重出口的習慣，就是看重吃喝而輕視拉撒。經驗裏，凡是到了一個餐館，判斷是否可以用餐的一個簡便途徑就是視察其廁所。太多的廁所都像魏小安所謂的“臭名遠揚”。

家庭廁所還能忍受。那麽無論是楊曉光還是魏小安，所指的廁所都是公共的。大凡公共廁所就免不了臭不可聞屎尿橫流蒼蠅密布。即使是那些知識分子密集的場所，也要在廁所便池上方張貼上“來也匆匆，去也衝衝”、“請方便後方便按一下”等指示標語，可還是攔不住排泄物堆積，更不用說公共場所裏的廁所了。

而凡是到過歐美國家的人都會對其公共廁所的幹淨整潔印象深刻，因為是公共的，所以公共都在維護。公共的權利與義務是對等的。

於是，人們就看到了中國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隻要是公共的，就成了齷齪肮髒下流惡心的場所。

姑且不說中國的公權力裏麵的“公”究竟指的是什麽，也不論中國是否缺乏公共社會的傳統，隻是看，現今中國社會中凡是沾染上公共屬性的事務，在被邊緣化、貧困化的同時，也都在被垃圾化。

當大公無私的道德訓誡隨著政治威信掃地而為人唾棄之時，公私之間的界限也就愈發分明，公共資源也就日趨窘迫到了萬劫不複的境地。

從上班打私人電話、使用單位打印機等細微處，一直到城市道路被肆無忌憚地侵占，公共資源被當作是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劫掠對象，“公家的”成為一個抽象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源泉的符號，在家裏誰也不會隨地吐痰可到了馬路上就如梗在喉不吐不快，潑髒水必定要弘揚到門外不可點滴存留於家中，道路上隨處便溺，馬路中間相識旁若無人高談闊論根本不管其他人行路受阻，官場上更是將公共財產視若己有損公肥私得越來越大義凜然，社會整體公共權利意識的衰敗，成就了全社會將公共場所廁所化的進程，在侵占公共資源並造成了社會公害的同時，也徹底埋葬著中國人的社會責任感，短短幾十年時間將中國葬送在了我們手下。

從這個意義上說，那些鋃鐺入獄的高官們也是如此公共意識殘缺不全破敗不堪的社會所特產的畸形兒，是時代的犧牲品。僅僅將違法亂紀喪盡天良的責任一股腦統統栽到他們財迷心竅的腦袋上，有失公平：一方麵他們無法擔當如此道義和法律責任，另一方麵這種加害或問責方式也是為製度和社會推卸責任的避重就輕文過飾非的行徑。

具體到北京的城市道路上，小到往車窗外拋灑廢棄物，還有根本無視“路德”隨意行駛，再到隻顧自己開車方便無視城市道路幾近停車場，以及各地政府競相把汽車作為本地的支柱產業全然不管中國人地關係現狀以及土地承載能力，更加上全世界罕見、非常具有中國特色而且比比皆是的黨政軍警司法等特權車輛無法無天橫行霸道無視公共利益的景象，說穿了，哪個不是把城市道路這種公共場所當作是廁所般的垃圾場？哪個又不是萬眾一心眾誌成城齊心協力把中國社會的公共場所弄得慘不忍睹汙穢渾濁？目前人們越來越認可，中國已經並且越發成為全世界的垃圾場，問題的實質就在於我們非常樂意於如此作為，把自己小家門外的所有地帶都毀壞成垃圾，並在垃圾當中簞食瓢飲安之若素喜不自勝與時俱進。

回過來再看城市交通，之所以成為眾矢之的卻在徹底解決方麵裹足不前，原因就在於這是個社會所有都必須共處的公共場所，是在城市中男女老少貧富優劣都不得不集中於此的區域，更是所有交通主體以及當權者和禦用學者都要傾倒垃圾的地方。

誰叫那裏是公共場所來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