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家庭官司？

如何看待家庭官司？

（寫作具體日期不詳，應該是在2000年左右）

何必

北京九頭鳥酒家訴北京九頭鷹侵犯商標權案終於開庭審理。這宗女兒狀告親生父親的案件一時間也由於其血緣背景而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略。）

如今，動不動就把家庭內部矛盾公諸於眾甚至對簿公堂的事情越來越多，家庭成員相互之間糾紛不斷，父母之間、長幼之間、兄弟姐妹之間反目成仇的事情日漸增多，而且總是公開化到隻能依賴權力機關做出裁決的地步，讓人們逐漸習慣於家庭矛盾社會化處理方式的現代氛圍。

誰對誰錯，自有法院審判，遠非我等非專業人士可以妄自評說的。不過，麵對洶洶而來的家庭糾紛案件傳聞在社會上流傳被媒體跟蹤宣揚並為人茶餘飯後津津樂道，卻有著另一番回味。

傳統裏，中國一向以家庭為社會基本組成單位，這與西方以個人為基本單位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中華文化裏所謂“忠孝”都是基於將社會作為一個家庭實體來看待的觀念之上，社會就是家庭的放大化，依照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衍生出各式各樣的社會關係。當然，這種傳統造就了論資排輩、等級森嚴等等值得存疑反思的觀念與行為積澱，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對於形成曾經被很多人趨之若騖的“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概念下的大一統社會的安定與文化傳承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即使是到了中國人都熱衷於口口聲聲“國際化”、“現代化”的當下，家庭的作用還是對於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發展不可小覷；而且，所謂國際化、現代化並非全盤西化和白人中心化甚至美國價值觀的主流化，文化的兼容並蓄、不同社會運行機製並存且相得益彰才是人類發展的要義。中國人在追求自身物質與精神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時，應該防止恩格斯所提醒的“潑洗澡水把孩子也潑出去”的情形，在盲目學習西方技術同時囫圇吞棗地承接其附帶的全部價值觀，把作為中國社會基石的家庭及其存在和觀念毀在我們這一代人手裏。

也許人們會認為，將家庭糾紛訴諸法律是法製化的表現，是一種社會進步。其實問題沒這麽簡單。如果所有家庭矛盾都泛化於社會，交由社會處置，家庭的功能勢必萎縮，而家庭矛盾公開化並都經由法律，這並不是法製化。所謂法製化，更多地是存在於人們的觀念之中，具備對於法律的敬畏、景仰、推崇與維係的思維方式，法製化程度的高低取決於公民遵紀守法的意識水平及其普及程度，而不是看有多少家庭成員走上了法庭。

而如今日益增多的家庭官司，是一種泛訴訟傾向的蔓延。人們都認定並隻認定法律的作用，動輒就訴諸法律。這種行為在主觀上造成了對於道德自律意識的輕慢，而在客觀上則加劇了人際關係的緊張程度，來不來就法庭上見導致了道德作用和社會其他調節人際關係手段效果的日漸軟弱。筆者還記得，以前類似街道居民委員會、企事業單位裏的工會、鄰裏間的德高望重者、家庭中的年長著都對於家庭矛盾有著消解平和的作用，而到時下這些都已經隨著商品經濟及其附帶的惟利是圖集體無意識的形成而如風吹去，隻是淡淡地存留於往事的記憶當中供人玩味品評毀譽功過，代之以無親無密的對簿公堂。

目前中國訴訟率的節節攀升並不是社會進步與文明升華的表現，不管是與發達國家相關情況比較，還是與東方文明中的周邊國家權衡，中國的泛訴訟化傾向使得法律的尊嚴受到挑戰，社會運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人們對於彼此行為及其結果所產生的信任危機正在毒化著社會風氣，而這種趨勢向家庭中的滲透和侵蝕，也正在破壞著家庭並毒害著整個社會機體。而包括媒體在內的社會力量對此的津津樂道，也在客觀上助長了所謂“財富效應”（被股市裏泡沫化的財富所蒙蔽進而忽視實質性的物質收入）在這個領域裏的演變形成可悲的本末倒置。

家庭訴訟率增加，也使得大量的社會資源耗費在訴訟方麵，從而造成社會財富的浪費和資源的不合理利用。訴訟成本日漸加大，維係正常運行所必需的社會關係所需要的資源越來越多，家庭成員之間戒備心越來越強，血緣關係蛻變為單純而稍顯嚴酷的法律關係，在表麵上好像是用於維持家庭的成本下降，但卻由於關係的模糊化帶來了更大的風險，需要有更多的資源投入予以應對。同時，司法部門麵對紛至遝來的家庭訴訟也不得不增加應付能力，從而加重財政負擔。

由是，家庭訴訟的增加似乎更可以被視作社會關係危機的表現，而不是可以歌功頌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