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打折

專家打折

（寫作具體日期不詳，應該是在2000年左右）

何必

媒體上，總是以能夠就正在報道的內容請有關方麵專家進行點評、解析為采訪－發表標準；其他領域也是以專家奉若圭臬。但近來，人們對於專家的所作所為有了很多議論。

北京郵電大學文法經濟學院教授杜振華拋出《手機雙向收費比單向收費更有利於消費者》，新浪網轉載後，引起了廣大網民的極大關注，成為熱點新聞，批評的聲音占到95%以上；在此之前《南方周末》刊登了北京郵電大學?教授闞凱力的文章《支持移動降價反對單向收費》，在新浪網上同樣是熱點新聞，6388條網友留言，批評聲不絕於耳。有評論說，“立場不同，得出的結論當然不同。作為電信專家，如果總要說什麽雙向收費比單向收費更有利的話，那麽我們不得不懷疑他們到底是在替誰說話。我不想怎樣來反駁二位電信專家的觀點（其實不值一駁），我隻是要說，如果專家的觀點不能得到絕大多數老百姓的認同，那麽這種觀點肯定站不腳。我們黨不是在正倡導並踐行‘三個代表’嗎？不能代表老百姓根本利益的觀點注定是要被人唾罵的。我們發表任何觀點亦或做任何事情，首先要考慮的是老百姓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當然，如果我們老百姓都有二位電信專家那樣的收入，我們對於實不實行單向收費無所謂。”

10月份，國家“暢通工程”專家組組長王煒教授可謂語不驚人死不休，一句“自行車多是城市交通擁堵的主要原因”引起了軒然大波。10月27日《中國青年報》發表署名評論文章，題目幹脆就是“專家‘專和老百姓過不去’”。評論說，王煒之說一出，“爭議驟起，至今猶有餘波。爭議是一邊倒的，王煒被群起而攻之，並摻雜有學術之外的人身攻擊與謾罵，而支持王煒的聲音則相當微弱。有人質疑：專家，專和老百姓過不去的家夥？公眾首先認定王煒的觀點是一種悖論，進而推想，為什麽一個國家級專家竟會有這麽荒謬的觀點？惟一能解釋得通的，是王煒的觀點並非出於科學精神，而是出於故意———專和老百姓過不去！”

2003年11月4日，中央電視台“央視論壇”節目播出了一期題為“清剿‘洋涇浜’”的節目。節目裏請了中國人民大學英語係主任張勇先和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焦國標擔任嘉賓。節目裏兩位嘉賓開宗明義直奔主題，說到如今在我國英語地位越來越重要。焦國標說：“我覺得英文的重要程度就像普通話一樣，它的趨勢是肯定的。現在沒有普通話重要，但是它總有一天會像普通話一樣重要”張勇先也認為，“我覺得英語現在應該是一種國際語言，在全世界6000多種語言當中，它是最廣泛的一種，用的地方非常多，……在交通樞紐一些地方欠缺，找不到路，給人一種緊張情緒，給外國人帶來很多旅行生活方麵的不便。”

筆者專門就此寫了篇稿子，認為這種奇談怪論也許是想修訂憲法裏有關普通話的法律條文，而實質上是暴露出一種鴉片戰爭後一直存留在中國人內心裏崇洋媚外的殖民心態。這篇稿子發給著名媒體人陳笑後，他回複認為看了很痛快、說出了他一直以來的心裏話，並認為也許應該搞一場“母語保護運動“了。

最近筆者參加一個聚會，碰到經濟學家楊帆先生，他當眾對於一些拿民眾利益當兒戲、聲稱在股市裏賠得一幹二淨的中小股民是“活該”——已經提醒股民股市有風險是股民自己選擇進入的、並對外口口聲聲說是代表社會良心“經濟學家”大加嘲諷，認為這簡直是對民眾的侮辱、社會良心如果是這樣還不如沒有的好。

而就在這次會上，一個國內著名財經媒體的著名人士卻無視社會上越來越廣泛的對於腐敗的反感和黨政部門加大反腐敗力度的現實，依然宣傳著“腐敗是經濟發展的溫床”之類的說法。而這種說法也早就被中國經濟學家們熱捧過，說“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腐敗是次優選擇”（《有些腐敗的存在，不是最好也是次優》，經濟管理出版社《中國經濟大論戰》）。

……

如今的專家都怎麽了？

專家者，術有專攻並因此滿腹經綸功成名就也。在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氛圍裏，到現在人們還依然是將專家當成孜孜不倦追求真理治學嚴謹不卑不亢的集體，在心目中把專家作為社會良知與正義的符號和化身，他們是民眾所碰到的各式各樣熱點、焦點、難點的搜尋者和勇敢直麵者，會出於崇高的道德情操並本著社會責任感對於權力進行製衡。

同時，由於信息浩繁知識更迭迅速，當下的行政與法律部門的官員們很難保持工作當中沒有失誤，在各種決策程序當中聘請專家進行論證已經形成了製度化措施，專家進入政府和法律決策過程就是社會生活的正常組成部分。作為國家“暢通工程”專家組組長，結論於“自行車多是城市交通擁堵的主要原因”的王煒教授還因此獲得了國家科技二等獎，這種情況就很可以說明專家在決策參與方麵的角色之重要。

但現在看起來情形好像不太讓人放心。中國人民大學傳播學研究所長喻國明教授在最近的一次演講中，認為媒介應該去關注掌握著社會話語權的人——那些“產業界、財經界的領袖”，應該關注這些人所關注的事務和現象，這樣才能“觸及社會崩得最緊的那根神經”，來適應媒介競爭。

於是，就出現了“專家的屁股該往哪兒坐”的問題。以前，我曾經寫過題為“媒體是否讓弱勢群體多說話？”的稿子，就此進行過討論，認為實際上屁股決定腦袋——專家都處於體製之內，讓他們在既得利益麵前大義凜然甚至舍生忘死為弱勢群體發言是不可能的，按照時髦的話說，這也算是一種“體製性”弊病。而看喻國明教授之所謂，則更是直截了當地說出了專家們的取向，誰有“社會話語權”就追隨誰，廣大民眾（即前麵被各方屢屢提及的“老百姓”）顯然不在其視野之內。（順便說一句，我對於“老百姓”這種帶有明顯等級森嚴性質的稱謂與指向不大認同，認為應該減少用這樣的詞匯，並就此專有撰文。當然，這是另話。）

專家是社會財富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整個社會知識載體的集中人群，也應該是社會良知的負載者、提倡者、主導者和實踐者。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於宗教采取著實用理性的態度，因而在這種泛神化和無神論的背景下，專家的功能還很有中國特色地被賦予了教化民風弘揚社會道德與正義的特質。但是從三門峽水庫對於上遊的渭河兩岸居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有著日益嚴重的威脅的局麵裏隻有92歲的張光鬥和80歲的錢正英呼籲停止蓄水發電、麵對非典肆虐北京隻有72歲退休醫生蔣彥永挺身而出仗義執言、而在位專家麵對事實都緘口不語熟視無睹顧左右而言他卻在剝奪已經被剝奪者方麵手舞足蹈興高采烈大放厥詞的狀況，我們該如何評價和對待周邊越來越多的“專家”？當民眾發出“專家，專和老百姓過不去的家夥？”的發聾振聵的疑問時，人們不禁對於“專家”這種社會財富的構成、水平、作用和質量乃至其存在的必要性產生著深深的懷疑，理由很簡單：這種專家並沒有代表著社會先進文化和大多數人的利益。

如此，時下各種各樣的商品都在打折，於是，我們的社會財富也麵臨著打折和縮水，人們戲言有青春打折、生命打折、正義打折。筆者認為，其中，專家也在打折之列——他們的所作所為太名不副實了，太辜負社會民眾對於他們的希冀和評估了。

那麽，專家打折了，知識打折了，社會良知打折了，道德打折了，還有什麽不能打折？

曾經被一大堆人所熱捧過的“知識經濟”由於其核心載體（專家）的打折，這種經濟本身及其對於社會發展的影響和所帶來的後果是否也麵臨著打折？

如是，我們是否處於一個打折的時代？

由是，我們每個人生命的價值也不得不打折？

社會上流行的規則是該社會主流價值觀在社會規範方麵的反映，在這種規則製定過程當中擔任越來越重要角色的專家們利益、價值與情感取向當然地決定著社會倫理、法製乃至運行的方向。而什麽是“主流”？如何界定主流與非主流？是不是隻有唯利是圖趨炎附勢、對於權力和財富以及擁有“社會話語權”階層催眉折腰才能符合主流？追逐主流是否意味著就應該視非主流為草芥？而說到底，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是否應該得到尊重、維護與保障？如果將喻國明教授的這種說辭推而廣之，那麽倒是可以理解為什麽類似“手機雙向收費比單向收費更有利於消費者”、“支持移動降價反對單向收費”、“自行車多是城市交通擁堵的主要原因”、“英文的重要程度就像普通話一樣”這樣的專家話語層出不窮的原因所在了——專家也是在追逐“產業界、財經界的領袖”並“關注他們所關注的事務與現象”來“觸及社會崩得最緊的那根神經”。實際上，從群體性質上說，專家已經成了嫌貧愛富以強淩弱的集團，以其資源（專業知識）與（行政、財富）權力進行交換，並通過與這些掌握“社會話語權”勢力的結合獲得新的語境從而主導社會走向；而廣大民眾由於沒有掌握“社會話語權”被自然地排斥在這個過程外；更可悲的是，廣大民眾還要為此承擔著這種交易的外部性代價，在社會資源的分配當中處於無人問津狀態而遭受各種強勢利益集團的冷落、歧視、盤剝甚至羞辱，可遺憾的是，由於信息不對稱，專家把握著越來越多的資源並與“社會話語權”相結合，作為社會上絕大多數的民眾對此卻並不知情，而往往還要承受專家們義正詞嚴的教訓、指責、嘲諷、指導並進一步誤入歧途。

幾年前，經濟學家左大培就提出過“經濟學界也要反腐敗”的論斷，認為一些處於霸主地位的經濟學家們對於廣大民眾喜怒哀樂生老病死於不顧，與利益集團勾結起來瓜分社會財富，“這一批所謂的‘著名經濟學家’的所作所為向我們發出了一個明確的警告：警惕有人用金錢來收買經濟學界！過去我們揭露‘尋租現象’，總以為‘尋租’的人隻是在政界用金錢收買政治家和官員，而在不知不覺中，各種有錢人物的‘尋租’之手已經伸進了經濟學界。……可惜的是，某些戴著‘經濟學家’頭銜的人也愛吃這一套。他們或者兼著一些不明不白的公司的董事和顧問，拿著人家的錢為人家說話；或者到處開會吃請，誰招待優厚就替誰說話，而且樂此不疲。這些人也沾著‘大款’們的光先富起來，隻苦了中國那些在通貨膨脹中掙紮的小老百姓們……”（石油工業出版社2001年8月首次印刷《以民為主，關注民生》44～45頁）楊帆也提綱挈領地指出，“在中國學術界和思想界卻出現了頑固的‘市場教條主義’。這種市場教條主義在思維方式上並沒有超過計劃經濟教條主義的水平，隻不過是在同一層次上的簡單對立，這就嚴重地妨礙我們科學地認識目前問題和未來發展趨勢。更為嚴重的是，一旦市場教條主義與新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相結合，並被國際敵對勢力所利用，就必然以各種手段排斥異己，樹立學術霸權，從根本上破壞經濟學以至整個社會科學的客觀公正性和實證性。”

在那次聚會上，楊帆公開宣稱由於目前經濟學家集群裏的功利短視、嫌貧愛富、欺世盜名、趨炎附勢、以強淩弱、黨同伐異等風氣愈演愈烈，而媒體也追隨著這些經濟學家的顛倒黑白混淆視聽而一唱一和亦步亦趨鼓噪喧囂，自己不得已，“退出經濟學家”，不再做什麽經濟學家了！

筆者不想討論或評價這種“退出”是否有效、或者是否能對改變腐敗愈演愈烈的狀況有所助益、以及經濟學界所發生的各種紛爭是否在“文人相輕”的層麵上糾纏不休，隻是由此而聯想到，腐敗豈止是存在於經濟學界，更是蔓延到整個“專家”群體當中。當代表著社會知識的專家越來越與權力和財富結合時，民眾的利益被忽視也就是在所難免的了；前麵所提及的諸位專家是否也有著出於本意和真情的媚俗與猥瑣、並相應地與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和主張背道而馳？而既然存在並激化著學術霸權，同時又有具有“第四權力”之稱和功用的媒體的推波助瀾，形成社會上的話語霸權並進一步惡化本已存在諸多問題的社會語境也是不可避免的；同時，社會文明就必須在這種氛圍之中得到耐人尋味並心有餘悸的演進。

筆者作為媒體人員，曾經參加過某電腦公司所組織的新聞發布會，會上主辦方邀請了北京某著名高校裏的一個也算得上小有名氣的經濟學家。該專家在被主辦方煞有介事地隆重介紹給與會人員後，一本正經介紹商家及其產品時居然聲稱該公司的產品利潤率能夠達到25％！這讓在場所有人都瞠目結舌——眾所周知，在市場微利化的情況下，在不掌握核心技術隻是作為組裝部位從而在產業鏈條中隻能處於末端而每台電腦隻有區區幾十元利潤的現實中，經濟學家卻瞪著眼睛說瞎話，鬧出了天大的笑話。商家千把塊錢的出台費就能讓專家信口雌黃胡說八道，這經濟學家也太好當了。當時筆者注意到，連主辦方對於這種說辭也不得不漲紅著臉趕緊搶過還繼續侃侃而談的專家的話頭並找借口搪塞支吾轉移話題，大概主辦方事後支付這個專家出場費時也心有不甘，認為專家如此“出台費”並非物有所值，因而有了新的打折版本。

在商場裏，打折是一種促銷手段，而從經濟學上看，打折也供求關係達成了某種一致（馬克思經濟學認為這是價格向價值的靠近，其後的經濟學則認為這是供求雙方作用的結果），是一種合理的價格機製的產物，如此，打折實際上也就是商品的貶值。這樣類比起來，專家打折也意味著專家的貶值，及其所代表的社會知識與社會良知的貶值，並由於專家參與社會決策程度的加深與場合的擴大、以及專家對於現行文化的作用與影響而使得社會發展也在貶值當中，這是讓人想起來毛骨悚然的情形，其可能的結局太可怕了。

專家用不著促銷，也犯不上打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