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將等同於普通話？

英語將等同於普通話？

（寫作具體日期不詳，應該是在2000年左右）

何必

“央視論壇”嘉賓語出驚人

2003年11月4日，中央電視台“央視論壇”節目播出了一期題為“清剿‘洋涇浜’”的節目。（略。）

修憲以提高英語地位？

聽了這些“專家”的侃侃而談後，實在有些惶惑。

“我覺得英文的重要程度就像普通話一樣，它的趨勢是肯定的。現在沒有普通話重要，但是它總有一天會像普通話一樣重要”、“現在要發展，要融入國際社會，那麽你離不開英語”……“專家”們的“誨人不倦”實在是讓人聽了振聾發聵但又毛骨悚然並且過後心有餘悸。

馬克思認為，共同的語言，與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質是構成民族的四要素。其中，語言是突出的要素。

而按照“專家”們的說辭，當今的中國應該將英語的地位提高到與普通話這種中國人的民族共同語同等重要的位置，那麽合理的推論就是，構成中華民族的語言由於改變成了英語而使得中華民族的屬性也因此而發生變異，成為隸屬於英語民族的分支。

“專家”們更極而端之，認為在中國各處樹立英文標識未必非得給外國人看，“哪怕起到了鞏固孩子學英文單詞的作用甚至都是必要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九條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在第四條裏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而電視節目裏的兩個嘉賓話裏話外是否有要修改憲法、將英語列為國家推廣範圍？是否要倡導中國人要將民族共同語裏也加上英語並視作“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

如此“專家”，實在讓人搞不懂。

為了外國人方便就得使用外語？

“專家”們口口聲聲地娓娓道來著，“一個外國人在中國生活，而且漢語不太通的話，他可能會有很多困擾”、“要搞旅遊，不提供這些方便，怎麽能來客人呢？……在交通樞紐一些地方欠缺，找不到路，給人一種緊張情緒，給外國人帶來很多旅行生活方麵的不便……凡是公共空間，我想有（外國人）可能去的，應該有（英文標識）”。

看上去對外國人多麽友好，體現出了中國禮儀之邦的大國風範。不過，細細品味其之所謂，怎麽著也看不出來有什麽值得頌揚之處。

就“專家”們所提及的“尤其是在大都市，比如說像北京、上海這些公共場所、公共空間裏麵”究竟有多少外國人在此旅居，恐怕這是個很簡單的問題；而為了極少數外來者的方便卻要將整個城市弄得不倫不類似乎是四不象，這符合黨政部門提出的“絕大多數人們利益”的施政綱要？要知道，這種公共設施的投入是需要有資源的，而無論是在經濟高速增長時還是相對緩慢時，公共投資的增加都是很重要的宏觀經濟舉措，是需要納稅人買單的；即使是在凱恩斯理論中，也不能將公共投資視同兒戲。那麽，這種市民為了“外國人的困擾”、“外國人的緊張情緒和不便”就興師動眾將城市“凡是公共空間，有（外國人）可能去的”地方都弄上個英文標識的思路和做法，對納稅人如何交代？是否經過納稅人的許可？是否有浪費納稅人所交納稅賦之嫌？

更不用說，我們現在的都市生活裏已經有太多崇洋媚外的事例了。無論是北京三裏河酒吧裏專門為外國人設立的廁所、還是故宮隻為外國人設立的通道、以及大學裏專門為留學生準備的戒備森嚴的宿舍樓……筆者曾經在位於北京的解放軍空軍總醫院住院，那裏門診、病房裏每個房間門口都有個中英文牌子，作為部隊醫院能讓外國人去的機會更少，但還是搞了這套中西合璧的套路。

筆者曾經在歐洲一些像阿姆斯特丹、赫爾辛基、哥本哈根、奧斯陸等城市，留意到這些都市裏處了國際機場使用本國文字和英文外，其他場合隻有本國文字，就連地鐵、公共汽車站、擠滿留學生的大學生公寓位於其內的超市等處都是如此；而其類似報站的用語也隻是當地語言而沒有什麽英語。大概不能說這些城市還不如北京、上海國際化程度高吧。更不用說德國或法國，如果在這裏用英語向陌生人問路會遭到白眼和冷遇。“專家”們好像也不會以為，如今世界三大經濟體中的歐洲人還處於蠻荒時代屬於刀耕火種文明之中不如中國來得以開發的姿態擁抱世界吧？

即使是在冷戰結束後由於失去了製衡力量而熱衷於單邊主義的美國，這個隻有兩百多年曆史的國家本來就是個移民之國，按道理說更應該是文化的多元化，更應該使用多語種。比如，華人或華裔人口站美國總人口的約十分之一（這怎麽著也比在中國城市裏居住的外國人占總人口比例要高得多），那麽是不是為了給這些人提供方便就應該在“凡是公共空間，華人（華裔）可能去的，應該有中文標識”？如此一來，那些講德語、法語、俄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瑞典語、丹麥語、挪威語、朝鮮語、日語、老撾語等等的人，是否也應該有為其便利而設置的標識？否則，歐美國家也會產生“一個外國人生活而且語言不太通的話，他可能會有很多困擾”、“要搞旅遊，不提供這些方便，怎麽能來客人呢？……在交通樞紐一些地方欠缺，找不到路，給人一種緊張情緒，給外國人帶來很多旅行生活方麵的不便”之類的麻煩？如今，很多國家對華開發了其旅遊市場並馬不停蹄地到中國來來遊客，可我們是否就能因此見到這些國家將本國“凡是公共空間”裏都使用了中文標識以避免中國人的“困擾”、“不便”和“緊張情緒”？他們是否考慮到“要搞旅遊，不提供這些方便，怎麽能來客人呢？”如果是這樣，上個世紀日本曾經取得了經濟高速發展並向全世界輸出了大批遊客，歐美各國是否因此要在其“凡是公共空間”都弄點子日語？假設今後緬甸經濟高速發展了外出旅居人口增加了是否也要為此提供緬甸語標識？顯然不會，即使在中國也不會如此。

那麽為什麽“專家”們對英語情有獨鍾呢？他們的說法是“英語現在應該是一種國際語言，在全世界6000多種語言當中，它是最廣泛的一種，用的地方非常多……現在要發展，要融入國際社會，那麽你離不開英語”。看上去這有些道理，但如果進一步分析，則會看到另一番景象。

文化殖民以語言為手段和先導

曆史上和現實中，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文化進而價值觀滲透以語言為先導。

17世紀，英國自封“日不落帝國”，其勢力範圍迅速擴展，觸角遍及世界許多角落。這之中，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生產力的飛躍進及生產關係的進化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盎格魯－撒克遜民族語言統一與規範，進而在全球殖民地推行英語的影響亦不可小覷，對如今美國、英聯邦國家的廣大英語人口和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現象的存在意義非凡。英美等發達國家在對發展中國家的文化滲透和經濟掠奪以及宗主殖民中把語言作為重要武器；相應地，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各自的現代化進程中將學習和推行英語作為縮短與發達國家差距的技術性手段之一。英語在國際經貿領域的廣泛應用使其貌似國際語言。

從世界範圍來看，其他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的語言也在境外推行流傳，如法語在北美及南美、非洲，西班牙語在南美和非洲，德語在斯堪地那維亞和巴爾幹半島等，與英語擴散進程相似。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國通過強製手段強行統一了日本列島的語言，當時日本有許多公國，很多少數民族語言被視為下等語言不登大雅之堂。日本也搞標準語，由此對日本民族整合、加強民族凝聚力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很快使之從一個與中國一樣的封建社會變成了一個強國。甲午戰爭後，馬關條約規定清政府向日本賠款，日本僅從中國就奪走二億八千萬兩白銀，其中的大多數又投入到日本的教育中，為日本後來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日本在當代世界經濟舞台上擁有了重要的地位不能不說與其語言統一有關。而日本占領台灣時也在那裏推行日語，使得上個世紀台灣很多老人在文化認同方麵從語言上有著親日傾向，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出語言的文化先導性質、及其在殖民過程中的作用。

“央視論壇”這期節目的題目裏“洋涇浜”就是上個世紀充斥洋奴買辦的“大上海”裏一些對洋人唯唯諾諾對自己同胞卻吹胡子瞪眼的“假洋鬼子”們動輒就弄點子中不中、洋不洋的“中式英文”的稱謂。而這個稱謂本身，就有著很鮮明的殖民地文化色彩。

發達國家都在捍衛本民族語言

事實上，即使是“專家”們對其頂禮膜拜俯首帖耳的發達國家，也有著為了本民族語言的規範與推廣鍥而不舍可歌可泣的經曆。

英國沒有官方的規範發音機構，BBC電台聘請了一些人成立英語語音谘詢委員會。

法國作家都德的《最後一課》之所以成為傳世之作，其中的捍衛法蘭西民族語言的激情和悲壯感人至甚。

而其中，法國人麵臨的是戰爭中德國人入侵後廢棄法語強製性推廣使用德語的不得已狀況，那還是德國人幹的事而與法國人無關，比起我們的“專家”自慚形穢主動“讓賢”自毀長城、甚至要讓中國的小孩子們從小就麵對到處林立的英語標識並口口聲聲“哪怕起到了鞏固孩子學英文單詞的作用甚至都是必要的”這種行徑要缺少些殖民心態。

法國用了300多年的時間，使方言和標準音相差無幾。作為發達國家，法國現在也有了文化危機感，麵對英語的世界性擴張與滲透，提出“振興法蘭西”的戰略構想，更將普及推行法語作為首要工作。法國成立了專門的總統委員會，由總統領導，規定參加國際會議的法國人隻能講法語，法國境內傳媒不得傳播外語廣告。

我們如何對待自己的語言？

從發達國家捍衛自己語言的過程和效果裏，我們反思到什麽呢？與法國人提出“振興法蘭西”不謀而合，中國人提出“振興中華”口號已經20多年了，可更多地還是停留在口號上；而實際上如何？

看看奧運會申辦時參加麵對麵國際競爭的中國人都在磕磕巴巴地說著英文而卻忽略了漢語是聯合國五個常用工作語言之一的地位；無論哪級機關的新聞發布會明明都是在說國內的事卻要配個英文翻譯；（如果伊拉克戰事中美國新聞發布會是否也會也弄個什麽法語、德語、阿拉伯語翻譯？美國白宮新聞發布會上從來就不配備翻譯，這美國人實在是太自以為是不顧外國人的的“困擾”、“不便”和“緊張情緒”了！）隨便翻開報章，看看那上麵的招聘啟事，裏麵有的幹脆一個漢字都沒有，滿篇充斥著英文；我們的電視裏有的足球節目板塊幹脆連個中文標題都沒有；而現在足球節目裏頻頻出現的“德比”（derby，本意是英國某地方每年舉行的賽馬，或者是大競賽）大戰在其始作俑者那裏就語焉不詳卻被廣泛應用為“同城”之意來描述類似“上海申花”與“上海國際”、並進而被胡亂演繹到了“大連實德”與“沈陽金德” 作“同省德比”讓人想到大概四川與遼寧比賽也可算是“同國德比”——如此一來世界杯也可以是“同球德比”實在是貽笑大方而“德比”卻口耳相傳美名遠揚；細心的人可以數一數如今大概外國人從來看不懂的媒體裏大大小小的封麵、報頭、欄目裏有多少名稱是中英文同時並存的；我的一些外國朋友對於中國人來不來就弄個英文名字的做法非常不理解同時嗤之以鼻，認為如果姚明也叫個什麽Peter Yao、龍永圖叫個什麽James Long等等將會因沒了中國人味兒而滑天下之大稽，而且也對中國有的企業（像TCL）隻有這幾個英文字母、聯想費了大筆費用推廣其新英文名稱Lenovo的做法很是迷惑；媒體上各種廣告裏有的幹脆就隻有英文的廣告語，而日語也會登堂入室堂而皇之公諸於眾（目前電視上還大張旗鼓的“東洋の花”宣傳廣告）；如今中國人已經很習慣的“拜拜”（bye-bye）取代“再見”的禮儀用語；被很多人熱寵的白領們張口閉口就崩出幾個英文單詞來標明身份與時尚、弄些個“願意接受challenge（挑戰）在down town（市區）嗎？OK？”這種連正常語序都搞不懂讓中國人聽不明白外國人也糊裏糊塗的標新立異、甚至不顧發音上的省力而非將“微軟”還原成“Microsoft”；穿梭於市內、國內的航班、火車、輪渡、汽車上的中英文廣播；清一水中國員工的企業辦公場所卻張貼滿了一個漢字都沒有的英文文件；拔地而起的“羅馬花園”、“威尼斯廣場”……

這是什麽樣的心態？中央電視台“麵對麵”節目裏曾經談及過北京胡同被迅速吞噬的專訪，其中稱之為“民族自尊心”的消亡，而實質上，其更體現著鴉片戰爭後中國人揮之不去的洋奴與殖民心理。

而“專家”們為了區區幾個外國人就要興師動眾為其服務不惜動用政府力量和公共資源全方位將公共設施英文化，也體現出其嫌貧愛富的主心骨。

語言從來就是個民族問題

加拿大是個雙語製國家，講英語和講法語的地區相對立，講法語的魁北克認為經過300年完善的法語優美，與其他地區有矛盾，一直有獨立的傾向。

前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南斯拉夫、捷克等，注重強調民族性、地方性，未能及時統一自己的語言。隨著世界的動蕩，蘇聯很快變成十幾個加盟國（應該說，講俄語、白俄羅斯語、烏克蘭語的地區由於曆史原因彼此敵對，盡管它們是不同的語言，但其間的差別比中國大陸的方言間的差異要小）；鐵托後，南斯拉夫頻繁更換總統，四分五裂內戰不斷，說明其民族問題的尖銳性，到如今，南斯拉夫這個國家及其名稱已經成為了曆史而在現實中不複存在；捷克斯洛伐克一分為二。此類教訓令世人警省。

發展中國家推廣英語問題各有不同。例如印度，其語言問題是最複雜的，主要是印第語，其他語言則不是印第語的方言，印度經常因為語言問題而打仗，在這裏麵表現民族自尊心。印度的民族矛盾非常尖銳，甘地家族兩位總統都被錫克族衛兵刺殺。

文字、文化統一而發音不統一有其極大的隱患。上個世紀90年代中葉，廣東曾經有人撰文，聲稱粵語不是漢語，粵人不是漢人。該文一麵世即引起極大反響，當時港台某些人立即鼓掌叫好。海外敵對勢力曾試圖把粵閩桂港澳劃離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有人更提出不講“國語”而恢複閩南話，稱作“台語”宣揚台獨（在蔣家父子從台灣政界消失後，台灣的地方方言有回潮現象）。

滿清時代，滿族人統治中國，但語言趨同使得滿族如今與漢族和睦相處。而如今的西藏、新疆卻依然麵臨著語言及其所帶來的民族問題。

中國語言之路多舛

反觀中國，秦始皇的民族統一舉措包括了度量衡和文字，但對於語言發音卻未能涉及。此後，時光遞嬗幾千年，中國曆經改朝換代榮辱變遷，朝野內外也沒人能把漢語發聲統一並規範，致使難以數計的方言在華夏這片神奇的山川大地上繁衍生息綿延不絕。中國孔孟之道程朱理學禁錮很長時間。歐洲的拚音文字對普及語言有推動作用，而漢語的方塊字可以不受發音的限製而超越方言，漢字維持了幾千年，方塊字阻礙了共同語的普及。事實上，方塊字維持了大一統，拚音文字則具分裂性。中國小農經濟幾千年，習慣於老死不相往來，萬事不求人，語言觀念非常封閉，崇尚“鄉音無改鬢毛衰”，強化語言的地域化，橫向交往極少。

解放以後，中國大陸曾大力推行過普通話——即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標準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而其發端，則可以由於解放初期，周恩來總理出訪非洲，隨行人員之中有一上海籍話務員，在將兩國協議和公告傳送回國時，由於北京受話方北京籍話務員聽不懂對方發音，致使該文件隻能在周一行人員回國後才得以麵世，給國家造成損失和不良的國際影響。

1955年，召開了推廣普通話的會議，1956年正式在全國範圍展開。如今，推廣普通話更是被寫進了憲法，成了基本國策。

在十三億中國人中能用普通話交流的人口不超過二億，而生活在八大方言區的人口就多達五億人。現在中國大陸，中小學的教師特別是語文教師，還有師範學校的教師，許多人連用普通話教學都很困難。中華民族經過努力，雖然基本做到了書同文，但是語不同音的現狀，近百年來改進不大。時至今日，我國南方的大部分省區，仍然方言繁雜，許多地方甚至縣鄉村之間口語不通無法交流，致使國人戲言：周遊世界易，本土遠足難；解放軍到了這些地區，比出國執行任務更令人發怵。北方人到上海、廣州、南寧、海口、福州、長沙、南昌、西安、等直轄市或省會城市，無不為其發音各異的方言而大感困惑；這些國際知名之城尚且如此，更不必說蘇州、無錫、常州、金華、溫州、汕頭、泉州、廈門、珠海、惠州之類的城市了；大陸北方，中原、西北、魯、晉等地的方言都有自己獨特的方音；而南通地區、安徽徽州地區、膠東地區、晉陝的部分地區的發音更讓人雲裏霧裏不得要領。

海外華人努力推廣漢語

大陸發音迥異現象的存在引起了海內外愛國人士的憂慮。僑居印尼的一位華人曾斥巨資在海外推行普通話致傾家蕩產，由於當時的中印（尼）關係及國際氛圍不良而未果，留下了華夏赤子的終生憾事。

全球的海外華人有約6000萬，分布在150多個國家和地區。許多在經濟發達國家的華人後代已經不會說一句中國話了，令人痛心。東南亞是華僑聚集的地方。華人們在社區內開設有華人小學，除了講授所在國的語言外，普遍開有漢語課。但他們的漢語教學更多地教授閩粵語音，教材不是台灣的就是新加坡的，甚至是佛經。在海外中國大陸漢語教材的地位和影響同祖國的地位和影響實在太不相稱了，這應該引起我們高度的重視。

海外漢語區將普通話的推行作為大事。用普通話統一國家語言最好的是新加坡。將英語確定為官方語言的新加坡用了15年時間推行“華語”。語言的統一對其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新加坡政府頒行法令，不會講“華語”的小商販不能領取營業執照，公務員必須會講“華語”，在閩南、潮州、客家、馬來、英、泰米爾等多語種和方言各自為政的局勢中，李光耀藉此（他專門聘請了私人的華語教師）加強了占人口四分之三的華人的凝聚力，使國家經濟的騰飛、政治的穩定上了一個新台階，（當然，不許華裔講家鄉話也是力求區別於中國）。

港台使用推廣漢語卓有成效

台灣曆經20年時間用普通話統一語言，使其也成為當年亞洲四小龍之一。由於曆史的原因，普通話在台灣稱為“國語”，台灣當局采用立法方式在當地推行“國語”。台灣所謂“國語”與普通話稍有差別。日本長期占領台灣，此期不許台灣當地人講中國話；老的台灣人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以為自己是“台灣國”人；台灣除高山族外都說閩南話，而且不承認閩南話是漢語的一部分。1945年後，國民政府教育部派了一批學者赴台推行“國語”，台灣人才知道閩南話不是台灣國語而僅僅是漢語的方言，隻能推行“國語”（類似普通話），成立國語推行委員會，“國語”是上個世紀40年代魏建功、何容、齊鐵恨等去台灣時帶去的當時北京部分人講話的語音。大陸則在幾十年的變遷中采取“從俗”的語音方針。

大多數外國人學習漢語，是因為其對中國文化的感情所致，對此，作為中國人，我們應予珍惜。台灣在教授外國人學習漢語時印製了非常精美的教材用以饋贈，允許學習漢語的外國人業餘打工，並住在百姓家裏；新加坡吸引外國學習漢語者是靠其社會秩序、夜生活、打工機會；而大陸則普遍靠著對外漢語教學創收，教材、住宿、業餘生活，不許打工，不許租住普通人家，有的地方噪音晝夜不斷，沒有學習語言的良好環境，外國人比較下來，還是去台灣或新加坡了。

香港有人從1976年就開始推廣普通話，這塊彈丸之地有一千多家推廣普通話的組織，為回歸和未來的經濟發展打下更好的語言基礎。香港回歸儀式上，那些說慣了粵語和英語的官員們用普通話進行宣誓，港人麵對攝像機鏡頭講起多少帶有一些方音味的普通話，讓觀眾倍感親切和欣慰。

漢語與外語實際地位不平等

我國留學和外派人員都要經過所去國家的語言測試，如TOEFL、GRE等，而外國人到中國求學或工作，雖有新興的“漢語水平考試”（HSK）和“普通話水平測試大綱”卻未普遍嚴格要求，且應該加入口語項目；即使是在中國的本土上的外國機構或外國投資企業在聘用中方雇員時也把掌握外方語言作為首要條件之一。

漢語的國際地位不高，是與我們的國力不強有直接關係的。而所謂“國力”，大體上就是取決於國家的經濟、國防和民族凝聚力。即使是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情況下，民族凝聚力衰竭也可能是造成國力空虛的根本性原因。而“專家”們所提倡的主張，則在本質上進行以語言為代表和先導的“全盤西化”，麵對西方文明自愧弗如矮人一等。

而造成這種心態以及對於本民族文化的妄自菲薄的根本原因一方麵在於經濟落後，交通不便，人員往來不夠頻繁。世界各國語言規範化都是從市場經濟開始。隨著經濟的發達，交通和通訊的日益便利，計算機網絡的形成和普及，標準語會成為必然的趨勢。而另一方麵，經濟和交通的發展，必須折射到文化上，僅僅有經濟和交通的發達是不足以使普通話順利推廣的。而更重要的，則是民族自尊心與自豪感的樹立與維持。

我國著名播音教育家、北京廣播電視大學主持人藝術學院院長張頌認為，我國的播音水平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無可匹敵。但是，現在我國的語言下降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我國一向有重文輕理的傳統，在播音上則表現為重采編而輕播音；發達國家很羨慕我們的播音專業化製度，認為這是他們力不能及之處，可我們現在卻不顧實際情況地在向他們學習“采編播合一”，致使一方麵寫作水平下降，另一方麵播音水平下降；從語音上說，有對不對、準不準、美不美三種層次，現在的播音狀況隻能停留在對不對的地步，準不準尚不能企及，更不要說語音的審美了，現在的語音教學隻能是啟蒙而根本談不到其它；馬克思說“沒有音樂的耳朵不能欣賞音樂”，現在我們的狀況是沒有欣賞語音的耳朵。

加強漢語地位任重道遠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經濟的飛速發展、國際地位的提升和參與國際事務的日益增多，中國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學習普通話蔚然成為全球性浪潮。

隨著華裔移民湧入加拿大，粵語已取代法語成為渥太華第二大語言；在國外的唐人街，粵語是通用語言，普通話則沒有多大市場。

在我國的語言文字界，無論是搞理論、學術研究的，還是做實際工作的，認同程度最高分歧最小的就是推廣普通話，

語言中積澱著文化和曆史，語言的危機就是文化的危機，我們不能讓文化斷送在我們的手裏。20世紀語言成為世界10大問題之一，21世紀更會受到重視。2000多年以前，我們的先輩就已經使書同文（若非如此，中國的統一則難以維持），200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必須把語同音的任務承擔起來，否則，中華民族的統一會受到影響。

100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學習外國，學了許多東西，也丟掉了不少自己的東西，而外國對我們知道的很少，我們若能充分利用世紀之交的有利時機對自身進行反省改正並繼續學習外國的先進的東西，我們一定能取得長足的進步。21世紀是多極化多元化並存、競爭與合作並存的世紀。這無疑是時代給予我們的機會，也是對我們的嚴峻考驗。

在這方麵，提出了一些至關重要的命題：“語言問題是表現，其背後是民族問題，語言與政治經濟地位有關”；“推廣普通話是戰略行為而非市場或學術行為”；“推廣普通話是一項具有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和反複性的工作”；“推廣普通話是個跨世紀的工程”；“信息時代對於信息的需求日漸強盛，改變我國境內方言繁雜無法交流的狀況迫在眉睫”；“世紀的交流應是文化的融合，21世紀是競爭與合作並存的世紀，中國在21世紀有其獨特的地位，民族形象首當其衝的應以語言的規範化和標準化為前提”；“語言危機是文化危機，中華民族文化不能斷送在我們手裏”；“推廣普通話是對世界做貢獻的事”；“提高普通話的國際地位關係到民族的自尊”；“全世界炎黃子孫的語言是同源的，中華民族絕大多數人講漢語”；等等。這些都是應該左右著中國人觀念和行為的範圍。

“專家”怎麽了？

綜上所述，實在為了節目裏的“專家”們汗顏。

前些時候，也有曾經獲得國家科技二等獎的“專家”做出“城市交通擁堵的根本原因是自行車太多了”的結論。此話一經公諸於眾立即引起了各方嘩然，叫罵之聲不絕於耳，有人則提綱挈領上升到“專家就是為了和老百姓過意不去”的武斷；筆者也曾經就此撰寫過專文“自行車歧視”。這種逆潮流而動、在天下都倡導綠色交通之際卻睜著眼睛說瞎話的作為也算是一大奇觀。

如今，又出現了這個節目裏的“專家”們認為再怎麽強調英語的重要性也不為過、而且要將所有公共標識都英文化即使外國人不看為了讓中國下一代能掌握英文也要在此不遺餘力的說辭，甚至認為英語的地位勢必與普通話同等，將其民族屬性棄如敝屐的宣傳。

在中國這個有著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國度裏，人們對於學富五車並因此位高權重者有著習慣性的依賴與信任。可如今，能像張光鬥、錢正英、蔣彥永那樣力諫時敝仗義執言敢作敢為的專家已經成為日益稀缺的資源，而大量崇洋媚外催眉折腰倚強淩弱的“專家”層出不窮招搖過市，並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通過媒體製造著觀念上的迷茫和文化上的混亂；而可怕的是，這類“專家”還可能是參與政策、法律、法規的製定與監督，能夠成為處於優勢地位的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如此情況下國民的生存環境質量就讓令人擔心了；特別是像這個節目裏的兩個“專家”都是中國頂級大學裏的教學人員，以其如此心智就沒有誤人子弟的可能？

看來，“專家”也該打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