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佩張光鬥們之餘

敬佩張光鬥們之餘

（寫作具體日期不詳，應該是在2000年左右）

何必

《經濟半小時》報道觸目驚心

最近，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播出了中國水利界泰鬥張光鬥和原水利部部長錢正英呼籲三門峽水利樞紐應該盡快放棄發電停止蓄水、以及今年渭河洪水泛濫的相關報道。（略。）

老年人挺身而出  年輕人幹什麽去了？

看了這期節目後，心裏沉甸甸的，好像總有什麽東西壓在心頭，很多想法揮之不去。

首先，我們應該向張光鬥、錢正英、溫善章等老前輩們致以崇高的敬意，他們在如此高齡之中還能夠心係國民，在本來可以安渡晚年時卻憂心忡忡，懷著獨善其身同時兼濟天下的情操在國民受災受難之際發聵振聾，呼籲為了民眾的利益、為了“渭河的老百姓太苦了”而放棄現行的操作。

緊接著，就會心有餘悸：今年渭河水災發作，幸好92歲高齡的張光鬥還健在並能清晰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並向社會發出呼籲；假如渭河水患不是在今年發作而是再過些時日、假如張老身體欠佳甚或更為不測而不能具有如此社會作為，那麽是否還會有如此呼籲出現？張光鬥、錢正英、溫善章的責任心和使命感是否決定於時光流逝和他們的存在與否？他們的社會作用如何能夠維係下去？

也許看上去他們是名聲顯赫位高權重才會使其聲音震耳欲聾餘音嫋嫋、而由於論資排輩使得比他們年齡要小權柄要細的人們人微言輕不能有所作為？但今年非典當中，麵對有人謊報疫情，年逾72歲已經退休了的解放軍總醫院老軍醫蔣彥永卻是個已經沒有了權力的人卻毅然決然站了出來向社會公布了事實真相。他的敢作敢為使其獲得了民間“抗非典英雄”的稱謂，官方媒體上更是以《蔣彥永：誠實的醫生》為題對這個人微言輕卻仗義執言的老人進行了事跡報道。如此說來，是否敢麵對真相袒露心聲並不取決於個人身份和社會地位。

而進一步的問題是，無論是張光鬥、錢正英、溫善章，還是蔣彥永，他們都已經是年過古稀的人了，張老更是朝著百歲高齡挺進；就連因為在抗擊非典而舉國聞名的廣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長鍾南山院士也已經六十開外了。而類似渭河洪水、非典疫情這樣的舉足輕重的大是大非，怎麽都是如此耄耋老人出來匡複真理主持正義？年輕人都幹什麽去了？如果說改革開放之處人們都還可以將社會上人力資源狀況令人擔憂出現了很多斷檔局麵歸咎於十年浩劫，那麽自從1977年恢複高考製度以來，到如今已經有26個年頭了，大概誰也不能再將責任推給曆史、而隻能從自身尋找原因了。

筆者在1981年處於窘境之中時，曾經對西方經濟學說史很感興趣，冒昧地給這方麵的泰鬥級人物陳岱蓀老先生致函想請教，他親筆作複不厭其煩地告訴我應該去讀哪些方麵的著作和應該注意什麽事項；而去年到今年，我有幸在電視台做了檔有關經濟學家的演播室訪談節目，采訪的都是全國知名的經濟學家，但即使是就節目有關事宜與他們聯係，也很少能得到回複，更不用說對其談及非業務事宜了；而如今禮尚往來的古風也成為敝屐陋習正在被世人所唾棄，在給各級領導的意見和建議裏、在給媒體的線索中、在互聯網上與相識的聯絡上，都會碰到如此的境遇。世事變遷人心不古，社會高速發展過程中，人情荒漠世態炎涼，經濟高增長過程裏也浸透著經濟本身見物不見人的特質，物質的相對豐富也產生了馬克思所告戒的人對於物質的屈從進而發生了全方位的異化。

年輕人是不是比老年人更迂腐？如果這是時代變遷所致，那麽這個時代本身是不是可以質疑的？年輕人作為生產率最活躍的部分，卻沒有了老一輩的使命感，那麽年輕人除了東施效顰外還能幹什麽？

而這種狀況反映在本話題裏，就有了張光鬥們氣喘籲籲白發蒼蒼的為民請命、而血氣方剛中西合璧叱吒風雲的精英們卻鴉雀無聲的奇特景觀，並由此讓國人從“薑還是老的辣”的現實結果裏甚感中國孝道之英明。

或許，隨著中國的人口老齡化，中國的道德、良知、環境、生存等方麵的社會資源也麵臨著老齡化；我們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也逐漸在放逐著自己的靈魂，將責任感委托給年逾古稀的老年人或者幹脆拋向遙遠的天空。

無論如何，對於一個社會的發展來說，這都是不正常的。周遭很多人總是對於環境怨聲載道，但卻很難從自身尋找原因。社會不僅僅是經濟，還有更多的內涵。經濟決定論在我們的社會裏已經彌漫了太久的時間，各級地方政府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率已經造成在與增長率同時構成宏觀經濟要素的就業、物價、進出口等方麵形成了唯中國所有的“縮長”局麵（指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卻出現了通貨緊縮和失業增加）並被中國經濟學家稱作是中國經濟領域裏的“哥德巴赫猜想”這樣的世紀難題，而其解決已經遠遠超出了經濟學範疇。

從老年人挺身而出捍衛國民利益裏，我們看到了太多的辛酸。

中國人和外國人是否平等？

其次，報道裏提到，當年三門峽水利工程上馬時，蘇聯專家說了算，這又是一個“外來的和尚會念經”的範例，而且，依然對我們今天的社會產生著不容忽視的影響。

當年，中蘇關係友好時，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建設“大幹快上”時期，蘇聯方麵提供了許多支持，其中就包括了人員方麵的支援。但是，不爭的事實是，由於文化、曆史、資源稟賦等方麵的差異，外來專家很難針對本國情況進行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析、判斷和出謀劃策，絕大多數時間裏，都還是處在紙上談兵的狀況。即使是在國際化程度很高的今天，這種局麵依然是無法規避的。

很具有說明意義的是，前蘇聯接受了哈佛大學教授薩克斯（“休克療法”的首倡者）的建議進行私有化改造但最終卻使前蘇聯解體，薩克斯本人後來就此評論道：“我過去對於大眾私有化是過度樂觀了。1991年捷克和1993年俄國的證券私有化，很快就變成了腐敗性的資產掠奪。管理者侵吞資產，而證券持有人到頭來則一無所有。”他甚至主張在俄羅斯有選擇地重新國有化，將一些嚴重腐敗的私有化交易推翻重來。

如此一來，在中國三門峽水利過程裏由於“過於樂觀”而給中國人留下了後患無窮的前蘇聯人卻被“過度樂觀”的美國人貽害。三門峽水利工程被外來的前蘇聯專家的盲目樂觀所連累，至今仍然讓我們這些尚存的人為此並將繼續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而美國人的“過度樂觀”也催垮了前蘇聯，致使普京總統最近對俄羅斯富豪接二連三地動手開刀並宣傳要重新評價當年的私有化。

但是，這其中的代價太沉重了。如果這種決策是以民生塗炭甚至國家分崩離析為代價，那麽其“容錯率”在現實和邏輯上都是不可能的。

而不可否認的是，我們現在的周邊這種現象卻依然在發生著，並且大有席卷華夏蕩滌所有之勢。就此，我曾經寫過不少文章。從一些地方政府爭先恐後地聘請跨國公司頭麵人物作為政府顧問的舉措中、從城市大街小巷裏中英文標識的各類名稱中、從白領粉領金領們個個都弄個美國式的洋名字中、從我們一方麵對於原始森林大加砍伐另一方麵卻模仿德國進行人工造林的破壞自然法則的荒唐作為中、從中央電視台足球節目裏連個中文名稱都不取隻是喚作TOP TEN中、從報刊文章裏動輒就得引用西方什麽名人的語錄否則就不是篇“有分量”的文章中、從各色人等張口閉口以能崩出個英文單詞而洋洋得意中、從各類裝模作樣的“專家”在媒體上鼓吹“英語地位今後會等同於普通話”之類的說辭中、從形形色色特權化了的“外賓通道”、“外賓專用”設施的設置中……國人能領略到些什麽？還是“白人至上論”的各種翻版而已。“外事無小事”，話裏話外內事有小事或者可作為小事，甚至很多事都要看外國人臉色行事。且看看我們這裏普遍出現的“牆裏開花牆外香”——隻要是洋人點頭稱是的我們才會唯唯諾諾的普遍傾向裏，就能體會到日漸深遠的民族自卑感。

我還是以為，要想贏得國際上的尊重，必須首先自己尊重自己。如果我們還是抱定鴉片戰爭後給中國人留下的思維定勢，那麽三門峽這樣的事例絕不會是空前絕後，而更多地會以決定性和曆史性的效應對人們的觀念進行嘲弄。

“研究”何時了？

對於三門峽水利樞紐“遺留問題該如何解決，至今還在繼續研究”。在今年渭河水災造成“西全省有1080萬畝農作物受災，225萬畝絕收，成災人口515萬人，直接經濟損失達82.9億元”的情況下，“還在繼續研究”。從1957年有70多名專家匯集起來進行“討論”，到今年張光鬥、錢正英發出停止蓄水的呼籲（還僅僅是呼籲而沒有到決定程度），已經過了過了46年，按照報道的敘述，“至今還在繼續研究”。如此研究也實在是讓人感到空擲光陰沒完沒了不知終於胡底。

而我們又有多少事都是在這“研究”之中被耽誤耗費荒棄。筆者在幾年前就曾經寫過一篇題為“人事腐敗更可怕”的評論並見諸報端，認為我們平常所提及的腐敗大多是在物質和有形資產層麵上，而卻忽略了非物質與無形資產方麵的腐敗，而事實上，按照通行的有關腐敗的定義，就是利用公共權利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而這種不正當利益在非物質層麵上，則是包含了職位、晉升、名譽等方麵的內容，從而導致了很多政府機關和政策研究製定部門的“不作為”現象的屢屢發生。

麵對類似渭河水災這樣的事關國計民生的大事，有關方麵依然閑庭信步不緊不慢地“還在繼續研究”，殊不知，這個漫長而使得某些專家功成名就的研究過程之中會繼續成就著多少災難與無可挽回損失；在腦海裏浮現的是兩種迥然不同的情形：一邊是在大都市豪華的辦公室裏端著鐵飯碗品茶讀報享受著越來越稀缺的社會福利，（目前中國的社會保障體係僅能覆蓋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而涉及福利的部分則更少，已經逐漸貴族化了。）若無其事地發布些無關痛癢的高談闊論，另一邊卻是洪水滔滔頃刻間吞沒家園和所有的財產家破人亡露宿荒野隻企盼著“今年的冬天別太冷”（《經濟半小時》該報道采訪受災民眾現場話語），這種對照實在令人膽寒。就此，我在那篇評論裏曾經引用魯迅先生的話“耽誤他人時間無異於圖財害命”而聯想到，如果這種說法成立，那麽我們那些“不作為”的各級部門還不成了屠宰場了？

要知道，行政效率也是在當今為國人所津津樂道“全球化”、“國際化”洶湧澎湃浪潮中很為世人所關注的領域。傳統裏，人們認為企業追求效益，而政府則追求社會公平，但現代的政治理念是二者的趨同。從政府方麵說，由於其在社會生活中無法替代的位置和所掌握的權力，提高行政效率對於整個社會的正常運行起到了無與倫比的作用。眾所周知，在這方麵一向以嚴密得幾乎刻板的德國人和越來越趨向單邊主義的美國人做得是最為利落的。但我們舉凡提及此時卻總諱莫如深。個中滋味發人深省。

當事關國計民生時，我們的科研和行政決策是否能也本著“群眾的利益無小事”的原則行事，腳踏實地以人為本，當屬首屈一指之列。

三門峽所造成的災害是否應該追求責任？

這個話題也許太觸目驚心了。不過，張光鬥所謂當年“一邊倒”的情勢卻讓如今的人們自然會想到，作為決策過程的參與者，除了張光鬥、溫善章等少數幾個人外，大多數人都在這“一邊倒”裏失去了作為學者的社會良知和起碼的科學態度，或者唯權至上催眉折腰，或者敢怒不敢言。於是，科學讓位於權力，個人利益排擠掉社會責任，公眾利益被參與“一邊倒”們的一己私利所廢棄，遺留下來如今的禍害。更有甚者，溫善章的實話實說卻由於“一言堂”而給自己帶來了耗時良久的傾軋和整肅，無論是真理本身還是對於真理的追求都受到了無情的譏諷、捉弄和踐踏。從溫善章個人來說，這種曠日持久的“挨整”無疑是對其身心的摧殘，也是對其個人生命和職業價值的貶低乃至否定；而從社會層麵看，這種做法導致了對於科學、理性、自主、坦誠、正直等品質和人格的蹂躪和偏廢，進而促使社會信用體係、道德空間、環境係統的惡化，助長了偽科學、任人唯親、欺世盜名、倚強淩弱等惡俗觀念與行為的甚囂塵上屢禁不止。

那麽，是不是該有人來為此承擔相應的責任？從法理上看當然應該如此。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但是，我們的法律上有著訴訟時限和法律追訴時效的規定。我不想在此專門討論法律問題，隻想說，即使按照當事人知道自己的權利受到侵害的這個現行發條上看，今年渭河災民也可就此對於相關方麵與人員主張自己的人身和財產權利。

同時，法律對於責任體係的維護應該是通過法律手段調節社會關係、進行社會資源再分配的主旨。在這個意義上，如果對於社會中的人們（法人、自然人）的行為規範不能有效遏製對於責任的褻瀆，那麽勢必導致社會運行機製的惡化。

說到這個話題時，我就想到，在二次大戰過了快六十年後的今天，以色列還在全球各地的角落裏搜尋追捕獵殺二戰中對猶太人犯下種族滅絕罪行的前納粹分子和哪怕僅僅作為集中營看門者、鍋爐工等並沒有直接參與殺害猶太人暴行的相關人員。這裏是否牽涉到時效問題？而以色列人如此作為，不是在弘揚正義並以罪錯當罰的理念向全世界的人們提出著任何人也不要對自己曆史責任采取規避態度和措施的警醒？

而且，目前三門峽水利工程的問題由於渭河洪水而暴露，現在能說除了三門峽工程外就沒有類似也應該關停並轉的項目了？1998年特大洪水後，災區一些地方政府部門拿著全國人民捐獻的財物或者中飽私囊或者進行部門小金庫積累或者幹了些後患無窮的“豆腐渣工程”，最近媒體報道出的就有福州長樂機場項目投資30億到如今虧損逐漸增加到11億、綿陽機場好大喜功至今入不敷出、安徽淮陽興建“亞洲第一”高爾夫球場投資30億卻半途廢止……也讓人不寒而栗；更可怕的是，即使現在上馬的一些項目，由於我們的責任追究體製不完善而繼續增加並埋藏著各式各樣的隱患。

我們總是看到一旦東窗事發當事人被查處，但也僅限於當事人而已，其上司、委任者等都依然泰然處之招搖過市；而類似三門峽這種工程則大可以“時過境遷”為由歸咎於曆史，並且由於“集體決策”產生的法不責眾而將責任推脫給曆史，致使諸多災禍的責任人得以免責甚至逍遙法外，進而導致類似災禍層出不窮大行其道而肇事者卻無人問津。

更不用說，溫善章“挨整”事件中的整人者是否也應該受到製裁，這好像已經不單純是個人恩怨了。

我們要什麽樣的增長？

一方麵，三門峽方麵對於蓄水的說法也是堂而皇之的：“如果失去了發電這一塊，三門峽樞紐的正常運行就缺乏經濟來源；缺乏經濟來源這個樞紐的管理運作就無以為繼”。據三門峽方麵人士介紹，目前三門峽水庫每年可發電10億度左右，收入約為2億元，這是三門峽水利樞紐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另一方麵，該報道提到：今年的渭河洪災裏，“陝西全省有1080萬畝農作物受災，225萬畝絕收，成災人口515萬人，直接經濟損失達82.9億元。”這還僅僅是陝西一省今年的災情，如果以三門峽水利設施所牽涉到的所有方麵並且不僅是今年的影響看，損失絕不限於此。

即使僅僅從經濟數字角度看，每年收入2億元（姑且不論物價上漲、處於壟斷狀態中的電力價格是否具有市場價格決定能力等方麵的因素）與今年陝西省直接經濟損失82.9億元（還不加上間接經濟損失）相比，僅三門峽水利設施給陝西一省帶來的直接經濟損失就相對於三門峽近42年多的經濟收入，而這恰恰是三門峽水利設施從開始運行發電到現在年頭的總和！換言之，三門峽水利設施曆年來所形成的所有效益隻在今年陝西一省的災害中化為烏有。

就算是僅從經濟得失方麵考慮，“兩害相較取其輕”也當是決策部門的權衡思路。

進一步看，這組對照意味著什麽？從法理方麵說，人權高於物權，任何經濟運行都不能以其中的人的生存、財產、健康、教育等方麵權利的缺失為代價。這也就是剛剛舉行的人大會議上對於類似“撞了白撞”等法律界稱之為“惡法”的法律法規進行廢止的法理依據，也是從某個方麵對於傳統經濟學“見物不見人”的學理方法的現實否定（這種方法到現在還依然被廣泛地應用在我們的經濟學研究和經濟現實操作當中）。

推而廣之，我們現在為中國經濟幾十年取得高速增長而歡呼雀躍沾沾自喜，並為了保持經濟增長而不惜代價，各級地方政府也將轄區GDP當成考量政績的唯一指標並為此不遺餘力一往無前。當然，中國經濟需要增長。但是，早就有觀點指出，目前的高增長掩蓋了很多的類似失業、社會治安、產業結構、貧富差距、區域經濟、對外依存度、以及教育、醫療、司法等諸多社會問題；如果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降到6％以下，就會使這些社會問題浮出水麵並造成社會危害（楊帆主編《以民為主，關注民生》，石油工業出版社）。

當我們從自以為是的喧鬧中冷靜下來，思考增長本身的時候，會麵臨我們到底要一個什麽樣的增長的現實而嚴峻的問題。就目前情況看，我們的增長還是處於追求資本原始積累式的盲目擴張型的增長，追求有形資產而忽略了類似品牌和知識附加值的無形資產，追求增長數量而忽略增長質量，追求粗放式增長而忽略集約具有品質內涵增長，追求增長本身而忽略增長的目的（即使還是按照斯大林時代的說法，增長的目的並不是GDP本身，而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

有人曾經提出過“質量營銷”的概念，說的是我們的市場經曆了從計劃經濟時代的“關係營銷”（走後門拉關係）到“數量營銷”（拚廣告、打價格戰）並進一步轉向“質量營銷”（以專業化、難模仿性、以客戶為導向、係統性等為其標誌和內涵）。（張詢，1997年財經報刊。）就此類比看來，我們現在的增長還更多地是處於“數量增長”階段，從而使很多表麵化的增長很容易失去其轉瞬即逝的意義，在“一心一意謀發展”當中將手段變成目的乃至各級地方政府的執政目標，鎖定“發展”而忘卻發展的目的如何，將目標異化為過程甚至程序本身。

現在媒體上到處都在關注“目標的公正同時還要程序的公正”，強調各種決策過程中公正的必要性；我們還是應該防微杜漸，擔心用過程侵害了結果的得不償失。

如此，我們至少需要的是有質量的增長及其所帶給我們的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