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悲觀時事

潘曉來信的作者之一。老麽哢嚓眼的。不迎合不爭論,不自以為是否定其他,不以為掌握真理,隻是口無遮攔唧唧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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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慧麗推銷大米引發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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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慧麗推銷大米引發關注

                                    2006年1月6日

何必

中國農業大學社會學係的副教授如今卻在北京賣起了的大米……(略。)

該節目播出後,收到大量觀眾短信和郵件,對何慧麗和蘭考農民在京銷售大米的遭遇表示同情,並支持他們掙脫現成體製不接受盤剝的做法,很多人都詢問到哪裏去購蘭考大米。

也許,光是通過一個首經報的宣傳,現在北京的這些蘭考大米就可以銷售掉不少呢。

何慧麗如此銷售無公害大米的事件儼然已經成為北京乃至全國的一個重大事件。媒體紛紛關注。

其實,由於筆者被溫鐵軍列入其鄉建組通訊錄,所以經常能夠與該通訊錄中的人士共享信息,也因此早就能夠收到何慧麗群發的掛職蘭考前後相關情況的各種郵件,對於這次帶領蘭考農民進京出售無公害大米,筆者也早有所耳聞。

媒體報道,何慧麗在談到這次銷售大米的經曆時坦言,“知識分子隻會教書,不會賣東西。現在大米賣不出去,發現自己非常無能。”這樣說的時候,並不感到不好意思。她邊說邊向聽眾們曆數賣大米過程中受騙、受冷遇的種種情形。“我們這兩位農民跑的第一單生意,就賠了七八千。”何慧麗說,“他們根本就沒有進入過市場,碰了很多釘子。”

那麽,那些沒有麵對過市場的農民到了北京,碰到了哪些麻煩呢?媒體對此也津津樂道。南馬莊無公害大米協會副會長的張硯斌不明白,為什麽一個多星期的時間,隻賣了100多斤大米。張硯斌的賣法很傳統,他就是到社區的門口掛個宣傳板,旁邊放上兩袋大米,有人經過他就向對方講,這是他們自己生產的無公害大米,絕對是好東西。可是絕大多數人都不以為意,甚至有人把他稱為“騙子”。

“我上了北京兩個批發市場,看他們怎麽搞的。我問他們賣的米有認證嗎,他們說什麽認證不認證的,你想要什麽商標我就給你貼什麽商標。聽了這話我真是特別泄氣。市場怎麽是這樣的?”張硯斌說。

張硯斌說起這些新“發現”來一時停不住,又舉了價格的例子:“我說要足斤足兩5公斤包裝的,結果賣米的說沒有夠秤的。我說我就要夠秤的,結果人家說,那就得加錢———而我們的大米不但是夠秤的,還每袋多給一二兩,這跟人家能競爭嗎?”

其實,這些大米在種植過程中如果有蟲子也不能噴農藥,以保證其無公害的品質。

到現在,這些大米隻能放到知識分子密集區域中的一個書店裏,碰到有人前來選購圖書,順便推銷一下這些大米。書店賣大米,這也的確是樁新鮮事。如果米裏生蟲把書給毀了該如何?畢竟,米的儲藏與書籍的保管還不一樣。

被居民當作騙子(尤其在河南人被整體妖魔化的當下)、隨便貼商標導致無公害與其他大米混淆成全格雷欣效應(劣幣驅逐良幣)、缺斤短兩是市場常態而足夠分量卻成了異類、大米無處可放隻能暫存書店……這就何慧麗所帶領的蘭考農民來京推銷無公害大米的真實境遇。

何慧麗弄得不行了,找到了溫鐵軍。於是,很多人都拿到一張宣傳頁,白紙黑字,看上去有些簡陋。宣傳頁的最後不是廣告語,而是“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教授的推薦信。“各位城裏人:本推薦不是廣告,”名為《溫鐵軍教授鄭重推薦》的推薦信這樣開頭,“我們城裏人吃的食品,由於化肥農藥超標而迫使我們每天慢性中毒,對家人的健康是越來越大的威脅……”推薦信的表述很理性,但看得出試圖說明所推薦的南馬莊村無公害大米的品質,也在試圖說服消費者來購買。推薦信的結尾,溫鐵軍寫道:“現在,農民已將大米拉到了北京———城裏人的家門口。大米的價格根據其真正成本計算,已遠遠低於一般超市的無公害大米價格,歡迎您選購!歡迎您做個好消費者!”

這封推薦信好像是個宣言書,為了新型的農村合作組織的產品進行鼓吹。不知道,在全國2000多個縣裏,如果都進行這種嚐試,那麽這種推薦信會有多少。

而在1月6日這天,筆者又收到了何慧麗群發的郵件。除了附件中外,還有一些文字。雖然沒有經過何慧麗的許可,但考慮到是群發並且為宣傳計,還是抄錄如下:

各位:

1月2日,烏有之鄉有50人聽講後,賣了400斤:

1月3日,楊帆老師講座完後,賣了400斤:

1月4日,競報發表後,有大老遠去中心去買米的,有到烏有之鄉去買的,共賣出500斤;

有數不清的電話打來,希望能以此宣傳我們的合作組織的理念。

明天中午有北京人民廣播電台要播此事。

下麵如何辦?

林林總總這麽多,讓人感覺什麽?淒涼和悲哀。

雖然有媒體評論,何慧麗作為一個大學老師,去做她自己並不熟悉的行當,推銷大米,這本身違反了現代社會分工原則,但筆者並不想在此糾纏。

筆者在央視做經濟學家訪談節目時,溫鐵軍等人是節目的常客。法國巴黎百富勤總經濟師陳興動在談到溫鐵軍的領域時,希望我們能夠讓溫鐵軍談談中國的糧食購銷體製,因為這本身就是爭論非常激烈而且牽涉到太多利益集團糾葛的領域。

實際上,溫鐵軍也好,何慧麗也好,還有鄉建組織中的太多人,都可以被看作是當代中國的理想主義者。

現在,何慧麗在蘭考掛職後,把觸角伸到了皇城根兒,用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氣勢和勇氣幹著一件讓人欽佩的行動。

可她和蘭考農民在京的遭遇,折射出建立新型農村合作組織所必須經曆的陣痛以及可以預見的難度。麵對龐大、沉重而進化得近乎完備精製的中國社會運行潛規則,想要實現類似讓農民富裕起來、讓國民食品安全水平有所提升,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甚至一代兩代人就能夠完成的事。

我們通常總是在談及,上個世紀30年代全世界經濟大蕭條後各國社會規則遭遇抵抗的曆史,來為現在中國社會的混亂找托詞或借口。比如,那個年代美國也是欺詐橫行犯罪遍地,所以把現在中國的無法無天看作是發展中的現象。可畢竟,美國的體製與這裏有著太大的區別,政教分離、輿論監督、法律至上等等,這些背景構成了社會平穩過渡的基礎性條件。

而當欺詐掠奪無法無天愈演愈烈卻得不到切實對待之際,好像怎麽著也隻能把何慧麗的此類舉動看作是手持長矛衝向頑固而惡劣的風車的唐吉訶德,從心底裏欽佩她和蘭考農民的膽量和激情的同時,實在對他們這種行動的結果不敢樂觀。畢竟,此次簡單的農產品直銷過程中,已經透露出太多的社會矛盾的激發或者張揚,而一旦觸及到權力階層的利益,後果將更難預料。

無論如何,祝何慧麗和蘭考農民們在京別太坎坷,如果能順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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