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開播之際的胡思亂想

《城市》開播之際的胡思亂想

                                2006年1月1日

何必

2006年1月1日，北京電視台財經頻道一檔全新的日播節目《城市》開播。

作為該節目的參與者，筆者應該算是比較了解節目的總體架構與操作路數。

開播第一期，按照該節目組的思維方式，解讀了有關“城市”這個概念，用頗具娛樂性的手段通篇隻關注了“什麽是城市”這樣一個傳統而新異、矯情且宏大、細密又混沌、庸俗還學理的似是而非的問題。

什麽是城市？提到這麽個問題時，人們首先以及最終會想到些什麽？是那在城市酒吧街則專設了供外國人使用的廁所？是中國的城市正在消失著自己的曆史文化信息而顛覆著自己的文明？

不妨非係統而非連續地看看有關城市的一些浮世繪。

城市性別比失調的背後，還隱藏著權力、金錢對生育過程的侵蝕。比如，海南省在第五次普查中發現，“辦事人員及有關人員”的嬰兒出生性別比是170，“專業技術人員”為221.7，“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黨群組織負責人”250。“社會精英”對出生嬰兒的性別選擇，加劇了城市出生性別比的結構矛盾。

摩根斯坦利亞洲首席經濟學家謝國忠在談及2005年由一家化工廠發生爆炸、大量有毒的苯汙染物流入了中國東北部的主要河流鬆花江、受汙染的水流到達下遊俄羅斯多個沿海省份時認為，這起事故是中國工業化進程中龐大環境成本的一個具體例證。在工業化進程中，環境質量降級無可避免。然而，為了經濟可以持續發展，政府必須製止環境的不斷惡化。讓發展中國家先汙染後治理的流行說法並不適用於中國。盡管中國的人均收入才1,500 美元左右，全球10 大嚴重汙染城市它已占了8 個。“先汙染，後治理 ”有可能在中國觸發一場嚴峻的健康危機。

簡•雅各布斯在《美國偉大城市的死與生》中列出一個好的生機蓬勃的城市在形態上四個要點：用途要複雜，街區要小路網要密，不同年齡建築物要並存，密度要夠高。

柏蘭芝（台大城鄉所、柏克萊、現任教北大）分析，高增長的中國將沿著（幻想中的）美國的道路前進……在新鎮或衛星城的建立過程中，就業機會的分散始終不及於居住的分散，而道路建設的速度又不及私人汽車增長的速度，如此延伸的是通勤距離的拉長，城市向郊區無邊無際的蔓延。低密度的郊區化發展鯨吞蠶食了都會區周邊的青山綠水及肥沃的農田——想象一下今日的江南的陷落可以作為對比。

新華社記者、《城記》作者王軍說：“北京絕對是一個‘最好’的研究標本，在過去幾十年中被證明是失敗的各種規劃方案，你在北京全能找到。”

土地批租，就使有些地方政府3到5年內花掉了50到70年的土地收入，使城市基本建設占用的資金，大大超過經濟增長應該提供的資金。前些年引進外資5500多億美元，合人民幣47000多億元；再加上都可數以萬億計的股票、債券、財政赤字、銀行呆壞賬，以及拖欠工資、養老金缺口等等，實質上“負債已經達到13萬億元左右”（《世紀沙龍》2004年月12月7日）。就是說，全國男女老少每人頭上都掛著一萬元的債。這等於說，20年來我們每天吃的大米白麵都是借來的；今後10年每人每年要還1000元的債。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的調查顯示，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有20％－30％留在鄉以下，其中，農民的補償款占5％－10％；城市政府拿走土地增值的20％－30％；各類城市房地產公司、開發區、外商投資公司等，拿走土地增值收益的大頭，占40％－50％。學者估計，農民在土地的收益上已為城市化“貢獻”將近30萬億元。

中國審計署發布的2005年第二號審計公告，通報了對杭州、南京、珠海、廊坊高教園區即“大學城”的審計結果，結果表明，“大學城”普遍存在違規審批和占用地，貸款比重過高容易引發貸款風險等問題，四城市有9個高教園區，實際占地13.57萬畝，其中教學實施僅占47％，基礎設施占11％，而高爾夫、房地產等經營性項目占5％，山體、綠地、水麵及閑置地占37％。有的地方政府通過調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拆分審批規避法定審批權限。公告顯示，截止到2003年底，這些園區的銀行貸款已經占到其實際籌資的59.42％。

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濟調查總隊發布的調查顯示，和城鄉收入差距一樣，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已成為一條“鴻溝”。根據對全國54000多戶城鎮居民的調查，2003年占總體20％的最高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472元，比上年增加2012元，增長13％；占總體20％的最低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295元，比上年增加263元，增長8.7％。最高組與最低組的收入之比由2002年的5.1：1擴大到5.3比1。其中差距最明顯的是江蘇省，其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已高達10.7倍，超過全國平均水平一倍以上。

日本築波大學的田中洋子教授說：“現在，中國經濟加速發展的同時，貧富差距正在變得很大。據說城市和農村的收入差距在擴大，少數富裕的人享受著非常優雅的生活，而多數貧困的人連教育和醫療都不能得到保障，過著非常窘迫的生活。近幾年有人說中國的貧富差距比美國還要嚴重，甚至不敢相信中國是以平等為宗旨的社會主義社會。”

根據2002年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研究報告，在未成年人犯罪群體中，文化程度普遍較低，下學以下文化程度占34.6％，初中沒畢業的占到了47.3％。身份比較集中，主要集中在城市閑散青少年、進城務工青年等群體。

英國《金融時報》2005年12月19日報道，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簡稱UNDP）18日警告稱，中國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可能會威脅其社會穩定。該機構建議中國政府增加社會支出、改革財政體係並推進政府改革，以縮小這一差距。UNDP的這一呼籲表明，中國過去20年經濟迅速增長所伴生的分配不均問題正日益受到關注。該問題也被視為中國決策者麵對的最為緊迫的問題之一。UNDP公布的一份發展報告所引用的數據表明，中國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持續上升。基尼係數是衡量財富分配均衡狀況的一種尺度。UNDP駐華代表馬和勵(Khalid Malik)在報告發布會的開幕致辭中指出：“目前中國的基尼係數已超過0.4，甚至可以達到0.45，而這通常被認為是表現一國潛在社會動亂的門檻性指標。” 馬和勵在接受采訪時強調，很難判斷何種程度的不平等會嚴重威脅中國的社會穩定，但他指出，對政府而言，滿足人們對醫療和教育等基本服務的需求非常重要。UNDP報告所引用的民意調查表明，這個名義上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許多公民對不平等加劇表示不滿。該報告由中國學者完成，並得到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支持。

根據UNDP的數據，中國的收入分配不均狀況已大大高於公然標榜資本主義的美國。報告引用的2002年中國家庭調查數據顯示，盡管被列為絕對貧困的人口數量已顯著降低，但中國10%的最富有人口占有41%的財富。UNDP希望，這份報告能夠在決策者中間就如何解決貧富不均問題引發更廣泛的討論，並計劃在中國各省市開展推介活動。胡錦濤主席領導的中國政府已將“和諧發展”確定為一項核心政策目標，而這份報告提出的10項政策建議中的部分內容，比如呼籲改善農村基礎設施等，與當前政策非常相符。有些建議可能很難執行。例如，該報告呼籲中國停止令很多農民無以為生的國家征用農地製度，並稱，中國政府必須實行更加高效的財政轉移體製，以支援貧困地區。

報告稱，中國應增加醫療衛生、福利和教育開支，統一所得稅體係，並在加強對公民權保護的同時，考慮開征物業稅。它還呼籲政府進行改革，稱其應改善“管理風格”，增加透明度，依法規範自身行為；但是，報告並未呼籲中國引入民主進程。

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徐月賓《建構中國的發展型家庭政策》中指出，改革以來，中國的社會政策一直以減輕企業（國家）的社會負擔、增加家庭和個人責任為主導思想，因此，新的社會保障製度建立在由家庭承擔主要社會責任的基礎之上，並且具有濃厚的應急色彩，它所覆蓋的人群隻是與國有企業改革直接相關的一部分社會成員以及傳統社會弱勢群體中的一小部分，即失去家庭依托的社會邊緣群體，如城市的“三無對象”、農村的“五保戶”和孤殘兒童等。其他凡是有家庭的社會成員，包括兒童、老人以及其他有特殊需要的人員，則首先必須依靠家庭來滿足其相應的保障和發展需要，而家庭以外為家庭及其不能自立的成員提供幫助的渠道幾乎不存在，政府和社會隻有在家庭出現危機或遇到通過其自身努力而無法克服的困難時才會幹預。這一政策取向使轉型時期的中國家庭陷入一種明顯的政策悖論中：一方麵，中國的社會政策賦予家庭以重要的社會保護責任，使家庭成為滿足社會成員保障和發展需要的核心係統，在社會保護體係中起著最為重要的作用；而在另一方麵，家庭變成了兒童、老人以及其他生活在家庭中的弱勢群體獲得政府和社會支持的一個障礙：一個擁有家庭的社會成員就意味著他將得不到政府或社會的直接的支持。在某種意義上，這一政策取向實際上是對家庭承擔社會責任的懲罰，而不是鼓勵家庭行使其應有的或希望其行使的職能。它的另一個後果是，由於家庭中弱勢成員的生活質量和發展需要完全依賴其他成員的幫助，任何與家庭相關的風險，包括家庭照顧者個人的和環境的因素，都會使他們受到直接的影響，特別會使兒童的成長環境麵臨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2005年12月13日商務部網站透露，12月9日《金融時報》報道，國際自由工會聯盟(ICFTU)當天發布的一份報告警告說，中國自4年前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消除貧困的進程一直停滯不前，預計在2001至2007年間，將有超過四分之三的農村家庭實際收入減少。報告稱，隨著大量農民和國有企業下崗工人進入城市工作崗位，進一步壓低了工資，中國正成為世界的“血汗工廠”。英國的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Oxfam)本周早些時候發布的另一份報告警告說，從美國進口有政府補貼的廉價棉花，今年將導致中國棉農損失2.08億美元收入和72萬人失業，對甘肅和新疆這兩個中國最貧窮的地區的打擊尤其嚴重。國際自由工會聯盟表示，中國成為世貿組織成員後，私營企業資本家和白領工人的收入增加了；但藍領工人、農民和缺少技能的辦公室人員在過去10年裏卻未見增長。該聯盟警告，中國在未來10年需創造3億個新就業崗位以彌補農業和國有企業流失的就業崗位，這“遠遠高於中國目前創造就業的能力”。“如果中國政府的經濟增長、創造就業和消除貧困戰略隻是建立在獲取更大全球貿易份額之上”，那失業將會繼續增加，不平等將繼續加劇。國際自由工會聯盟秘書長Guy Ryder說：“多數人隻看到中國的經濟成果，而無視其負麵情況。各國主要擔心的是自身的貿易逆差，以及因進口中國廉價商品對其造成的就業衝擊，這掩蓋了國際上對中國企業為什麽能夠生產出售價不到50美元的DVD播放機的懷疑。

理查德•森內特（Richard sennett）在其《民主的空間》中辨認，從心理學角度講，人性本身帶來的隻是一種盲目，並且夾雜著發現的欲望。自我以及世界如果是靜止的，那麽也就意味著心理上的死亡。從論理學角度來看，人們隻又在不同生活方式的衝突眾感受痛苦和尷尬，才能變得謙遜。也正是這個原因，我相信，人類需要城市，需要在城市集市環境的熏陶之下成長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類。

……

城市是什麽？也許，除了該節目製片人李峙冰懷揣著光禿禿腦門上流淌下的理想主義情結和舞文弄墨詩情畫意親自走筆撰文出的文字外，還應該從城市是個曆史的錯誤、是個結束的開始、是個野蠻的文明、是個需要被忘卻的紀念等上才能獲取確切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