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悲觀時事

潘曉來信的作者之一。老麽哢嚓眼的。不迎合不爭論,不自以為是否定其他,不以為掌握真理,隻是口無遮攔唧唧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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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背後的爭端

(2022-12-21 22:32:43) 下一個

短信背後的爭端

                                          2005年10月15日

何必

據悉,這種變相的含有挑逗性語言的黃色信息,屬於前幾天信息產業部亮出生死令牌的不良信息之一……(略。)

記者建議觀點寫道:(略。)

定製天氣預報卻引來了一夜情短信,這實在也太荒唐了。特別是對於那些乳臭未幹的孩子們來說,收到這樣的短信注定是很危險的。但這種事情,還是在我們的身邊的的確確的發生著,讓我們防不勝防。

信產部要對這種短信出重拳,狠狠收拾濫發短信者,連帶收拾那些運營商、服務提供商,淨化短信空間,應該說是件好事吧。

可其中的問題依然是不可回避的。比如,對於發送垃圾、色情、欺騙等不良短信,不僅僅要追究內容提供商的責任,而且把運營商和服務提供商都當作一根線上的螞蚱栓在了一起。可如此一來,很可能會對公眾法定通信權利形成侵害。在目前條件下,網絡運營商和服務提供商針對可能的責任,也許會采取寧可錯殺一千不肯放過一個的策略,使得通信內容受到嚴重影響。筆者在此就有過親身經曆。由於各網站都被要求禁止傳播與政治、色情等方麵的內容,因此都對電子郵件文字進行掃描,而這種掃描有時很莫名其妙。筆者在撰寫新聞評論時,一次援引2004年8月3日北京晚報有關輝瑞公司生產的藥品萬艾可的文字時(在網絡上很容易查到),連帶著將原文中該藥品的英文名稱也捎帶進去,不想目前使用的搜狐企業郵箱卻禁止發送整個郵件,經過與網站反複查詢,才發現該網站屏蔽文字目錄中有這樣的條目(僅針對英文)!而其他網站卻沒有針對該文字的限製。事實上,要求網絡運營商和服務提供商連帶不良短信責任,就如同要求公共交通部門連帶犯罪責任一樣,假如乘客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遭遇盜竊、搶劫、傷害等,除了要收拾犯罪分子外,也要追究公共交通部門的責任。這種政策在目前的社會條件下,應該是很荒唐的事。

其實,筆者的親身還不止如此。

國慶節期間,北京太多的手記用戶受到有關不法分子利用短信進行資金詐騙活動,筆者在近距離耳濡目染了記者在電話裏與犯罪分子短兵相接的采訪過程,並就此寫下了“短信資金詐騙驚心動魄”的短文。溫鐵軍收到該文後轉發給了鄉建小組成員,我猜想一方麵是提醒各位提防如此詐騙,另一方麵也是對如此驚心動魄而明目張膽的犯罪行為感到震驚。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節目編輯記者看到此文,趕上要做一個如此題材的節目,讓筆者到演播室參與10月11日的直播節目。被接進電台時,老潘安慰前來的編輯,不用擔心,咱也做過廣播節目主持人,而且也是直播節目,心裏有數,像在那篇稿子裏麵提到的諸如政府正當性之類的說辭在節目中注定是不會出現的,那些是給報刊的,寫可以暢所欲言,責任在報刊編輯;而老潘在廣播直播節目中是會把握分寸的。

同時被邀請的,還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講授治安的王太元教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的樊平研究員。節目開始前,公安大學教授認為這幾天公安部門群發警示短信,實際上還是反應太慢,應該在案件一旦發生的當初就采取提醒措施,會避免更多的人上當受騙。

節目進程中,筆者詳細介紹了欄目記者與深圳方麵不法分子電話連線的全部過程。公安大學教授則一上來就指責公眾為什麽要相信如此短信,認為目前信息時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信息不對稱,解決信息不對稱的方法隻能是依靠自身力量改變均衡狀態,完全可以自己從公共信息渠道獲知銀行和警方的電話號碼。這種說法讓筆者實在不敢恭維。

接下來,節目主持人向筆者發問,目前政府對這類現象有什麽樣的對策,以及這種現象會有什麽樣的前景。這哪兒是問老潘,分明是要宰了老潘嘛!像老潘這樣的人,在一個麵向全國直播的節目中該怎麽回答這樣的問題?老潘不得已,吭哧了半天(事實上還是很迅捷),回答說相信我們的政府能夠迅速采取措施,對此類現象進行整治,還公眾一個安全的通信環境,目前政府相關部門也在積極研討並準備出台各種對策與措施,保護公眾的權益不受到侵害。

在外麵汽車裏收聽節目的密友聽到這裏,感覺老潘滿嘴胡說八道!鬼才相信丫挺的真是這麽認為!

然後公安大學教授表示,把到現在這種短信鋪天蓋地的原因歸咎於公安部門並不合適,公安部門力量有限,根本無法核查此類短信,麵對浩如煙海的短信,以及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發送方式,不可能要求警方能夠確保每個通信都在控製範圍之內;何況,接收到此類短信者也許數以百萬計,真正上當受騙者也許就那麽一、兩千人,為什麽其他人都沒有受騙?社科院研究員隨聲附和,認為這還是應該由消費者自己來判斷,接到此類短信應該區分其真偽,對那些陌生短信應該不予理睬,等等。

聽到這裏,老潘實在有些聽不下去,口口聲聲“站在媒體立場說兩句”(實在不知道如此大言不慚代表媒體發言是否犯忌,至少該節目主持人以及節目後其他編輯記者很認同老潘的立場),認為把責任完全推給消費者不公平,消費者原本應該在一個童叟無欺清淨廉潔的環境中放心消費,如果讓消費者自行判斷,在如今信息不對稱狀況下,幾乎使得其寸步難行;讓消費者拒絕陌生短信,隻能加劇以鄰為壑的不信任狀況的蔓延;雖然在收到如此短信的幾百萬人裏中招的也許隻是區區一兩千人,但對他們來說就是百分之百地損失,他們完全不應該收到如此待遇,(老潘指的是受騙上當、以及此後還要被敷衍塞責和推波助瀾的專家學者“落井下石”的待遇。)……

節目時長所限,討論沒有進行下去。假如時間再長一些,說不定會是一場論戰。而那將會是什麽角色之間的對壘?社會盲流與社會精英?專家學者與憤世嫉俗者?學院派與媒體人?社會效率主張者與社會公平叫囂者?社會責任與政府責任?……

出了直播間,二位教授意猶未盡同時也是有些解釋性質地對筆者說,那是實在沒轍,公安部門根本沒那種能力。

所以嘛,在如今專家學者對政策製定與頒行起到越來越大作用時,這種基本立場能不讓人擔憂?實在話,也許這類避重就輕甚至有點幸災樂禍的專家學者參與下製定出來的政策規章,可能比不法分子的不良短信更讓人膽戰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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