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澱公園企業化才高收費

海澱公園企業化才高收費

                                   2005年10月4日

何必

海澱公園在10月1號到4號，門票卻由原來的2元每人漲到了30元……（略。）

公園不顧遊客意願，擅自抬高門票價格，引起了不少遊客的不滿，這種事在當今的周邊發生得已經讓我們見怪不怪了。

這個海澱公園在什麽地方？記者出去拍攝這個題材時，辦公室裏誰都不知道這個神秘的景點到底位於何處。等記者回來介紹，才模模糊糊得悉，建在萬泉河路旁，占地40公頃，裏麵有個科技館。可到現在，它的準確方位還是讓人懵懂不清。

就這麽個海澱公園，在節日裏卻鬧出了這麽大的動靜，讓媒體盯上，也算是個不錯的業績了。

說起北京的公園、博物館、圖書館等等地方，早就是被詬病得一塌糊塗的了。

2004年5月19日該節目報道，5月18日是博物館日。針對向中小學生免費開放博物館的建議，大部分博物館都采取了定時、定量的限製措施，國家博物館隻有每周五半天免費對中小學生開放、大多數則在每周二；故宮將免費人數限製在200名，據說要求免費參觀學生已經預約到今年底。由此招來很多民眾的抱怨，認為要享受到這種免費很不容易，規定免費時間學生通常都還在校上課，即使到了假期，這種限製性措施也依然如故，要麽別免，要麽全免。對此，國家博物館有關負責人認為，控製免費人數是為了控製參觀者流量而非收入。而每天學生參觀上千、節假日更要翻上兩三倍的北京自然博物館卻幹脆不實施免費措施，其負責人表示如果免費博物館將為此每年在經濟上損失200萬。就此，筆者認為博物館這種惟利是圖的做法顯然是有違公共空間屬性及其所承載的社會使命的，並提及，在發達國家，博物館的門票收入並不被館方看中。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每年門票收入才區區幾百萬美金，而其主要營業收入卻放在了參觀者購買紀念品等上，這方麵的銷售收入達到了每年5憶美元的水平。在我國博物館方麵，缺乏專題性、經營粗放、形式單一，在實力、策展水平、宣傳、經營等方麵與國外相比都相去甚遠。同時，發達國家的博物館對於未成年人基本上都是免費開放而且全天候如此，不去規定什麽固定時間；而我們的博物館卻不盯住孩子隻一味向錢看，在看錢之際又沒有相應的市場意識與能力，隻能把精力放在“要從此路過留下買路財”那點門票收入上。

放眼望去，將公共空間淹沒在一派銅臭之中的圖書館、博物館、科技館、紀念館、公園、俱樂部……哪個不是利令智昏地把目光緊緊盯在花花綠綠的鈔票上？公共空間的公共性質迅速讓位於對金錢恬不知恥的追逐上，而達到贏利性層麵，透露著我們的社會已經在市場化的喧囂中被金錢涵蓋了包括公共利益在內的所有；哪個地方沒有原先免費安上個門就收錢的城市公共空間？哪個規模稍微大一點的公園又不是在裏麵還畫地為牢再行收費向遊客強取豪奪？

但是，現在的問題並不那麽簡單，絕不單純是享受著國家財政投入的那些景區點的惟利是圖。海澱公園號稱是全市唯一一家“企業化”、“市場化”經營的公園。

我們常常指責國有單位效率低下昏庸無能，可如今海澱公園私有化了，可卻還是不能免俗，鬧了半天還隻能是背靠著科技館依賴撈取門票收入這麽點起子，根本就弄不出什麽有附加值的產品和服務來，到底還是淪為與國有部門沆瀣一氣、在經營水平上臭氣相投不相上下的貨色。

所以，海澱公園現在出現的問題的背後，更是公共品私有化之後的命數問題。於今看來，企業化、市場化、私有化並不能給人們帶來更好的產品與服務，反而更加重了公共品的提供成本，使得公眾難以享受。

而海澱公園交由企業運作，是要經過政府批準的。這個過程到底是什麽樣的，現在無從知曉。隻是，該公園已經運營了些年頭，可見政府目睹該公園的企業化市場化經營是頗為習慣的。

而作為公共品的管理者、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管家，管家（政府）沒有經過主人（國民）或者其利益代理人（理論上說是人民代表會議，現實狀況如何姑且不談）的許可，並不具有這類公共品所有權的處置資格，不具有公共品的處分權利，不能隨心所欲把公園交給企業（也暫且不設想這類企業與政府相關官員千絲萬縷蠅營狗苟的聯係）去運營。把公共區域（像該公園原本免費開放的綠地、水域等）畫地為牢變成與企業狼狽為奸的提款機，顯然與現代政府的正常機理相去甚遠。

擴大國民文化的公共空間，提升“公共建築”的“公共性”，這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文化建設的必行之路，而也必然伴隨官方意誌的淡化。我的朋友、現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徐月賓博士在其《建構中國的發展型家庭政策》一文中介紹，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英國工黨在社會政策領域提出的“第三條路線”中的一個基本價值觀念即是，任何成功的社會，必須建立在一個強大、積極和活躍的公民社會的基礎之上，這是社會民主得以落實的基礎；如果公民社會軟弱無力，權力、利益和社會財富就會毫無顧忌地流向少數既得利益者的手中，社會不公平狀況不僅得不到解決，反而會更加嚴重，也就不可能有社會公平和社會民主。

被稱之為盛產世界上最好的知識分子的法國，如今也有了皮埃爾•卡藍默及其《破碎的民主》，其中談到，政府和企業的兩方麵做法都是對現實的過度簡單化。公有部門低估了現代國家龐大組織的運轉的複雜性；對私營部門而言，似乎企業的目標就是製造利潤，簡單而明確，惟一的問題是如何達到這一目標。對於公共行動來說，投入過少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後果；當公有部門最終認識到有關機構運轉的思考的重要性，或者意識到管理大型組織的重要性和複雜性時，又隻能趕緊抓住市場上現有的觀念和方法，即私營部門的管理技術：要麽將其移植到公共部門，而不考慮公共服務的特殊性，要麽直接把公共服務交給私營部門去經營。   

卡藍默有過在法國和國際組織中擔任公務員和職員的經曆，才得出如此的結論。如果他到中國來，看到不少政府部門已經完全蛻變為利益集團、徹底失去了政府的功能與使命時，大概對於他的表述會進行更改？或者，幹脆定義說這根本就不能叫做政府？

公共品私有化進程大張旗鼓，公園企業化經營，警察收取保護費，文教衛生市場化，等等。誰敢說，中國沒有市場失靈？誰又敢說，殘存的那些比如國防之類的公共品不會被什麽與時俱進而先進的官僚一拍腦門就交給市場去糟蹋？

更困難的是，國有的沒有什麽公共意識和社會責任心，放逐在逐利的區間裏，而企業化、市場化也並不能給我們帶來什麽生存境況的改善，反而加大了存在成本和惡劣生活質量的頻繁出現。於是，國家指望不上，企業更是惡狠狠地隻見腰包不見人，我們還能指望誰呢？“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怕是沒那麽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