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差距再度拉大

貧富差距再度拉大

                                         2005年9月19日

何必

中國居民的收入差距自從2003年以來急劇加大，目前已達到第二嚴重的“黃燈”警戒水平……（略。）

看到這樣的消息，心裏麵很不是滋味。中國的貧富差距在短短1/4個世紀裏，完成了資本主義國家通常要上百年才能形成的社會階層分化，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下對社會資源與財富成就了惡性的重新分配。

記得2002年我在央視做經濟學家訪談節目時，一直給節目以很大幫助的溫鐵軍對我提到，當時他擔任總編輯的《中國改革》雜誌做了一個專刊，名字叫做“中國拒絕拉美化”，討論這種題材是否可以做節目。實在地，這種話題放在電視上顯然是太敏感了，別說什麽“拉美化”，溫鐵軍在我們那個係列的其他節目裏談到“三農問題”這個詞，就導致節目被槍斃，不得不趕緊請他來另做了一個溫暾話題的節目打補丁。

因此，討論中國是否會拉美化是萬萬不能的。為什麽？因為拉美化非常現實地發生在當今的中國，而且一發而不可收。在溫鐵軍發出拒絕拉美化的呼聲之後，2003年以來中國居民收入急劇加大。很多學者私下裏都提到，聯合國測算的基尼係數所依據的材料本身就不準確，因為在中國太多的生活都發生在暗地裏，遵循著所謂的“潛規則”運行，依照表麵上那些雜亂紛繁而且互相衝突的官方數據，根本無法準確計算出該係數。而經驗上，中國的基尼係數要是達不到0.6才叫見鬼呢！

不知道，到現在還經常給我發來些很有價值的材料的溫先生是否還會對那個氣壯山河的標題所具備的含義堅定不移，或者說，中國到底是否能夠、以及如何拒絕拉美化？

達到警戒線是什麽意思？這個警戒究竟會對社會產生什麽樣的影響？如果按照坊間所說，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了國際的警戒線，那麽這個社會還怎麽運轉下去？這個國家還怎麽能夠讓國民安居樂業？

吳敬璉將改革進程中諸多不公平的核心歸結為“機會的不平等”，但另一個對中國改革產生了並還在產生著至關重要影響的泰鬥級人物厲以寧是怎麽說的？2004年4月22日《社會科學報》上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結果平等是不應該的，機會均等是不可能的。”一副恨窮人不死的架勢；於光遠在上世紀的80年代就大講：“隻有低頭向錢看，才能抬頭向前看”（轉引自《詰問與答辯》第46頁）。這讓我想起印度生態學家安尼爾•阿加爾瓦那句傳遍全世界的名言：一個腐敗的、驕橫的官僚體製不會以尊重的態度對待窮人！

而在如此改革路徑設計者的策劃引導下，中國的改革是怎麽幹的呢？僅僅從公共衛生領域看，1994年，原公費醫療和勞動保險醫療製度覆蓋人口占當時全國總人口的19.3%；至2001年9月，新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製度覆蓋5676萬人，占當時全國總人口的4.5%。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最近發布的那份結論作中國的醫療改革基本不成功的報告，實際上給該領域的改革開放蓋棺定論。而其他領域的改革到底如何，相信類似國研中心那樣的報告會摩肩接踵。事實上，開篇勞社部勞動工資所的報告已經透露出，中國社會的岌岌可危。

結果呢？清華大學社會學係教授孫立平提供了如下數據：2004年前10個月，除西藏外，在全國31個省市中，有337個地級市和1955個縣發生過未經核準的100人以上的遊行集會事件。其中城市每天發生120至250件。農村每天發生90至160件。也就是說全國100%的地級市，68%的縣都發生過100人以上的群眾爆發性遊行事件。這些數據經過官方媒體披露後，引起了各方的密切注意、焦慮與擔憂。

而更可怕的是，這種貧富分化已經具有固定化的趨勢與格局，不平等在起點與結果上無處不在也廣泛存在。中國社會科學院2004年7月發布《當代中國社會流動》指出，研究報告幹部子女當幹部的機會比平常人高2.1倍。這在中國權錢交易的現實社會裏，意味著資源的世襲。孫立平研究結論是，首先，社會分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最終的結果是形成兩個越來越大的集團，即強勢集團和弱勢集團。其次，這種格局趨勢已基本定型化了。三是社會流動出現新的趨勢。四是從80年代到90年代，一部分人的社會心態發生變化，開始產生挫折感。如果將來老的失業群體抗拒的方式是上訪、靜坐、攔車，那麽新失業群體將會是擾亂社會治安，甚至是犯罪。

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徐月賓博士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政府的社會福利角色》一文中指出，過去對貧困的界定主要從收入角度出發，如相對或絕對貧困等概念都是以“貧困線”為標準劃分的，而采取的相應對策也是以解決收入問題為主。20世紀90年代以後，“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概念開始進入對貧困的定義中，由此而將貧困視為是貧困者的經濟和社會功能受到限製的一種生活或生存狀態，而不僅僅是沒有收入或收入不足的問題。??社會政策必須以增強貧困者的經濟和社會功能為原則，使他們融入到社會的主流生活中來，而實現社會包容的先決條件則是勞動者必須進入勞動力市場並且有一定的競爭能力。也就是社會政策的重點從創造就業機會的需方為主導轉為以提升社會成員就業能力的供方為主導。

法國學者皮埃爾•卡藍默和安德列•塔爾芒在《心係國家改革》中指出，任何國家的改革如果不從其最普通的成員尋求意義的需要出發，則注定會失敗。我相信可以這麽說：對危機的意識，代議製民主的崩潰，統治者失去合法性，社會主體尋求存在的意義，這些問題無處不在。

我們接受的傳統教育裏，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描述是什麽？一端是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一端是雇傭勞動者，除了自己的勞動力而外，一無所有。於是就出現了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由此派生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個別企業中生產的組織性和整個社會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生產的不斷擴張和消費的相對萎縮之間的矛盾。

雖然這裏沒有提及什麽基尼係數，可其中的種種，怎麽看怎麽與當今中國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景象幾乎嚴絲合縫。生產的社會化，生產資料（社會主義的？）私人占有，形成個別企業生產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生產的不斷擴張與消費的相對萎縮，這難道不是當今中國社會生活情形的真實寫照？更嚴重的是，號稱社會主義的中國，在聯合國進行的全球醫療公正性排名中，名列倒數第四！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社會主義不但要消滅一切剝削製度和剝削階級，而且要大大發展生產力，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並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逐步消滅一切主要由於社會生產力發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會差別和社會不平等，直到共產主義的實現。這是人類曆史上空前偉大的革命。”

我們置身於人類曆史上空前偉大的變革當中，應該算是幸運的；而真是要達到那些宏偉目標，無論如何還是先把基尼係數降下來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