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教育勢必收費
2005年9月16日
何必
2006年研究生收費改革暫停,但研究生按培養成本收取部分費用彌補教育費用之不足是遲早的事……(略。)
怎麽樣,多少年都沒有出現過如此熱烈的停課場麵了。
看上去,研究生收費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加上如今就業困難越來越大,溫鐵軍所謂“中國的現代化就是就業的現代化”的言論在當今的就業形勢裏被賦予了全新而時不我待的含義。而即使如此,還是攔不住政府要把研究生教育市場化進程繼續推向前方,“按培養成本收取部分費用彌補教育費用之不足”。
事實上,中國的高等教育一直占據著財政投入的絕大部分。數據顯示,中國的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平均公共教育經費之比為1:1:23,而美國為1:3:2。也就是說,中國的高等教育攫取了太多的社會資源。同時,坊間熱議的將政府對教育的財政投入增加到GDP之中4%的水平,卻怎麽著也不見動靜。
而在高等教育已經訛詐了諸多公共資源的情況下,依然要向學生收費,這種行政取向實在令人費解。
1870年普法戰爭取勝後,普軍元帥毛奇感歎:“普魯士的勝局是在小學教師的講台上決定的。”在1806年的普法戰爭中,遭到失敗後的普魯士當局在經濟條件極其匱乏的困難年代裏,做出了一項有戰略眼光的抉擇,即於1819年頒布了普及義務教育的法令。恩格斯評價這樣做的好處是:“普魯士就仍然有可能把人民群眾中的潛力有朝一日發揮到任何其他地方在人數相同的情況下都不可能達到的程度。”
明治初年,一個旅日德國醫生貝立茲,對當時明治政府激烈的教育改革評論說:“我們歐洲經過五百年才達到的文化發展,日本國民隻需要十年就達到了。這是文化革命,而不是文化發展。”日本學者桑原武夫更精辟地指出:“明治維新是個文化革命,而其成功的要因在於民眾高度的讀寫能力。”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就確立了“教育是日本立國之本”的國策。短短十年左右時間,日本國民的識字率就由原來的百分之四十多,猛升到百分之九十多。“二戰”戰敗後的日本更是舉國上下勒緊褲帶辦教育,從而帶來了20世紀60—80年代日本經濟的騰飛,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強國。
中國政治製度的特色與科舉製度的優越性,比如說,知識政治、道德社會、公平競爭、階層流動等。或者說,中國對於教育的重視並以此為社會風尚也是由來已久。
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割地賠款,應考十九年、剛被賜進士出身的康有為“立國育才,所關至大”。
但改革開放後,在市場化的叫囂當中,教育被當作向國民口袋伸出搜刮之手的最大提款機之一。楊東平曾說影響我國教育發展的製度原因有兩個,一個是教育資源配置不公,一個是教育政策和規則不公。南京大學社會學係張玉林教授在一篇論文中提到,“政府的政策製定和宣示是一回事,而政策的執行又是另一回事。”“政府在教育領域的作為往往顯示出口惠而實不至的濃厚傾向。” 4%的目標沒有實現,造成目前農村教育嚴重的困境,政府沒有給一個明確的說法,隻是很含糊曖昧地將目標推遲了(全國好像推遲到07年),新聞媒介、人大代表也沒有予以追究。這個問題不解決,今後還會這樣。
我在挪威結識的朋友、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徐月賓博士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政府的社會福利角色》一文中指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基本職能在學術界有大量的論述,概而言之有兩點:一是提供市場規則這一市場運行的基本條件,二是保證社會公平,特別是實施有效的再分配政策。遺憾的是,我們在實行體製改革時忽略了這兩點,將政府職能轉變簡單地等同於政府退出,導致政府在經濟和社會的很多領域中嚴重缺位,造成了大量經濟社會問題。”他在討論結束時,頗有些極端化甚至不無矯枉過正地提出:“目前,我國政府不僅不能退出,而是需要進入很多新的經濟和社會領域,並在其中發揮更加積極主動的作用。直白地說,就現階段的中國來說,政府沒有不該管的事情;或者說,在任何領域或過程中,如果缺少了政府,其結果都是不堪設想的。為什麽這樣說?應該認識到,政府退出有兩個必要的前提,一是社會上有相應的載體,足以承載政府所退出的功能;二是政府對這些載體的表現,包括其運行的過程和結果,具有有效的監控和評估能力和手段。”
而在《建構中國的發展型家庭政策》一文中,徐月賓認為,經濟體製改革使大多數中國家庭失去了傳統的就業保障以及相關的福利和服務,在經濟和社會變化的過程中,完全要靠自身的力量來滿足其成員的保障和發展需要。雖然大多數城市家庭的生活水平在改革以來得到了明顯的提高,但隨著教育、醫療、養老和育幼等基本社會服務日趨商品化的趨勢,特別是對於那些承擔養老和對未成年人提供撫育和教育責任的家庭來說,普遍麵臨著如何獨立地應對保障和發展的壓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大多數家庭及其成員都是潛在的社會弱勢群體,遇到任何風險如失業、疾病或其他天災人禍時都有可能陷入極端的困境而成為現實的弱勢群體。
從這個層麵再來看研究生教育勢必收費的趨向,更讓人憂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