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稅調整更是社會政策問題

個稅調整更是社會政策問題

                                 2005年8月28日

何必

日前，關於個稅法“起征點上調”的消息備受關注……（略。）

起征點之爭與貧困線、個稅改革的當務之急、公民社會的納稅人意識，被當作這個專家專題采訪的各篇主題。其中有些是故意色彩：夏業良：“我覺得（1500元）這個起征點還是太低。這東西與其這樣改，還不如不改。如果按照20倍左右的比例確定起征點的話，那麽現在確定的起征點就差不多是16000塊錢。”“我想更值得關注的是，誰有權力來決定起征點。起征點不應該是收稅人來決定，應該是納稅人來決定。要收稅人來確定起征點，那它永遠是偏低的。”“我覺得我們國家目前還是應該強調‘藏富於民’。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覺得基本原則應該定得高一點，讓收入稍微高一點的人納稅更多一些。”“通過強化納稅人的權利，然後加強它委托給政府的權力的監督，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提供進行監督。”姚中秋：“稅的問題最終落實到使用的時候，就是一個民主的程序或者說憲政的程序，是公共選擇、公共決策的過程。這就引起代議製的問題。我們國家每年征收稅的增長幅度都遠遠高於GDP增長幅度，這並不是一個健康的趨勢。政府可支配的收入多了，但相對而言，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就會減少。”“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和它的常委會有決定財政預算、監督預算執行的權力。但是現在這隻是一個憲法規定，我們在具體製度中並沒有把這個規定落到實處。”毛壽龍：“過去我們認為，市場經濟和國家是直接發生關係的，實際上還有許多東西是由國家來提供技術性的製度安排的。這是不對的。如果社會不民主，國家也很難有民主。沒有交費意識也不會有納稅意識。這種把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聯係在一起的就是公民社會。”

光是看這麽多危言聳聽的說法，就知道這種題材的立意無非是借著他人之口表述自己的傾向、打著理論研討的旗號道出岌岌可危的老生常談。而這種做法，在目前的新聞界也是日漸純熟。電視節目中不時出現的同期聲裏什麽人繪聲繪色的驚人之語，太多都是被安排出來的，如此可以避免寫進解說詞正文裏被指過於敏感。

顯然，這個專題采訪是在打擦邊球，矛頭直指早被詬病得體無完膚卻在時下越來越具有固化趨勢的政治體製。找些學著來談及比如應該由納稅人決定個稅起征點、讓富人多納稅、強調納稅人權利、高賦稅不健康，以至於最終還是拖出了“公民社會”的概念，依然把討論引向憲政的道路上。

新華網8月23日發表題為《“一鬆一緊”：中國修改個稅法意在縮小貧富差距》的評論，提到“統計數字顯示，工薪階層是目前中國個人所得稅的主要納稅群體。2004年中國個人所得稅收入1700億，其中65%來源於工薪階層，這違背了大家公認的‘二八定律’——20%的人擁有80%的社會財富，也與個人所得稅促進社會公平、調節貧富差距的初衷相違背。”

有關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調整、加強富人交納個稅監管等，成為最近媒體熱議的話題。從1200元突然間躥升至1500元，被當作是當權者新三民主義的一個標誌性動作；而把富人納入征稅範圍這種在全世界都是家常便飯的舉措，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卻要當作是一個開天辟地的創舉來說三道四，在基尼係數早已吵過國際警戒線、短短20幾年就完成了社會分化和權力對社會財富的殘酷剝奪並迅即形成無堅不摧的權貴的當口，富人終於被要求向社會做出點貢獻也要被大吹大擂，當然又是奇觀。

說到稅原本是公共選擇和公共決策過程，我倒更願意援引我在挪威結識的朋友、現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徐月賓博士在《中國社會科學》上所寫“政府的社會福利角色”一文中的說法，將其看作是社會政策的必要成分。他寫道：“新右派（New Right）批判福利國家的理論依據即是：龐大的福利開支浪費了社會資源，降低了經濟投資能力和生產力，最終拖垮了經濟。現在，這一觀點早已被人們拋棄，而社會政策是生產力要素的觀點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學者和政府所接受。”“近年來，很多學者和政府開始認識到，一些非經濟因素，如社會穩定、社會凝聚力、和諧的社區生活以及功能完整的家庭等，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因而正在形成這樣一些認識：社會政策的作用不再隻是再分配，而是具有社會投資作用的一種資源配置手段；社會政策的作用不隻是促進社會公平，對經濟效率也有重要貢獻；相反，缺少社會政策不僅會帶來社會成本，更會對經濟發展產生廣泛和長遠的負麵影響。”

而談到“公民社會”時，他談到，“正像市場經濟不能自動生成一樣，公民社會的形成也不是一個自發的過程。在我國，培育公民社會組織的核心是政府要承擔起支持者和規範者的角色。這是政府轉型的首要任務和前提條件。”

由是，如果在社會政策層麵上來看個稅政策調整，那麽問題似乎就更不是這麽幾個專家涉及內容了，必須要對政府的全部存在進行翻天覆地的重新審視、研判與設計、規定。而這就不僅僅需要智慧，更多的則依賴於正視現實敢於正義取出諱疾忌醫習性的勇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