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龍危機的背後

科龍危機的背後

                                           2005年7月21日

何必

顧雛軍所掌控的科龍，正麵臨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略。）

該報援引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劉誌彪觀點：“如果顧雛軍確實挪用上市公司資金，那就應當按照相關的法律法規進行處理，但是國企肯定要改革。”而華東政法學院教授汪康懋則認為，“近年來很多企業家出問題，一個根本原因在於國家在改革過程中缺乏對企業家的激勵機製。”

把國企是否要改革，這在理論上還有著很大的爭議。目前的局勢裏，人們已經習慣於全民資產向國有資產的蛻變，也習慣於國有資產向私有資產的轉換。國有企業的改革，已經成為轉型過程中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團綁架國家要挾政權侵害公共利益、並將這種轉型固化為社會常態的屠宰場了。

如果把科龍事件簡單歸因於改革中缺乏激勵機製，那麽直接的結果就是企業家成為這個過程中最大也是最冤枉的受害者，掩蓋了事情的真相。什麽是真相呢？李毅中擔任國資委主任時曾經說，現在全國的一些縣級城市有的是將國有企業全部賣光了！這也是今年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出台對於國有企業實行MBO（管理層收購）規定後坊間認為是賣光了再別有用心出台買賣規則的亡羊補牢之舉，被稱作是“遲到的正義不是正義”的典型。

2004年8月9日，郎鹹平在複旦大學作了一次名為《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的演講。進入2005年後，事態的發展，卻似乎在一步步應驗郎鹹平當初的幾個大膽假設。郎鹹平曾被斥為“嘩眾取寵”的幾個假設，如顧雛軍和格林柯爾在收購中存在關聯交易、對財務數據做手腳、挪用科龍資金用於收購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驗證。

去年夏天，來自香港的大學教師郎鹹平以格林柯爾為目標，展開了對內地國有企業改製中存在的大量問題的揭示，成為了那個率先指出皇帝沒穿衣服的直言不諱的毛孩子，自此也揭開了國有資產流失的大幕。

此後，顧雛軍向郎鹹平發起精心策劃的強勢反擊，在北京華僑大廈二層舉行的“科龍20年發展與中國企業改革路徑”研討會，來自北京中央政府、經濟學界、法學界的重量級官員、學者15人一起為顧雛軍正名，明確表明支持科龍繼續發展的立場。支持顧雛軍和科龍的一係列權威名單包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陳小洪所長、張文魁副所長、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軍擴、國資委企業改革局助理巡視員賈小梁、國務院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陳東琪、研究員常修澤、產業所副所長胡春力、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寧向東、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副院長盧東斌、中國社科院工經所副所長黃速建、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劉小玄、社科文獻出版社總編鄒東濤、中國政法大學李曙光教授。

如此整齊豪華的陣容，特別是在這個會議過程中還形成了國家發改委對於科龍企業行為認可的書麵材料，也算是很具有中國特色地由官方為一場民間鬥嘴劃清界限的創舉。

其實，人們還記得，在這場聲勢浩大而由於指桑罵槐醉翁之意不在酒更別有風味的論戰中，不少“主流經濟學家”都顯示出超然的態度，特別是有些巨掣更是表現得對郎鹹平表示出不屑與之一辯的姿態。

而《瞭望東方周刊》的資料，倒是從一個側麵表現出如今的經濟學家忙碌的真實原因與未能明火執仗的背景。

鍾朋榮（三九集團顧問，茅台酒廠顧問，中房銀川獨立董事，浙江電信獨立董事，裕興電腦獨立董事，誠成文化獨立董事，長運股份獨立董事，年薪4萬元；華立控股獨立董事，年薪6萬元；備注：為大慶、三九集團等70多家大企業製定發展戰略和體改方案，兼20多家大型企業經濟顧問。）

董輔礽（國泰基金獨立董事，ST猴王獨立董事，年薪5萬元；成都正光科技獨立董事，國光瓷業獨立董事，年薪1.88萬元，長江證券獨立董事，泰康人壽獨立董事，現代資產投資顧問名譽顧問）

吳敬璉（神州數碼獨立董事，中國聯通獨立董事，中石油獨立董事，中水漁業獨立董事，年薪5萬元；中國國際金融公司首席經濟學家，TCL集團首席顧問，永安信專家顧問）

蕭灼基（大唐電信獨立董事，中集集團獨立董事，清華紫光獨立董事，年薪6萬元，嘉實基金獨立董事，華安基金獨立董事，現代資產投資顧問首席顧問，成都正光科技總顧問，中國資產管理公司專家谘詢委員，天津泰達生物醫學非執行董事）

魏傑（華紡股份獨立董事，年薪8萬元；新疆屯河獨立董事，年薪3萬元；三九醫藥獨立董事，年薪20萬元；澳柯瑪獨立董事，年薪3.6萬元；中國資產管理公司專家谘詢委員；備注：兼15家企業經濟顧問）（作者注：他在德龍係擔任獨立董事，而在事發後辭職被社會上指責為臨陣脫逃，凸顯獨立董事不懂事的色彩。）

張維迎（國旅聯合獨立董事，家世界連鎖商業集團獨立董事）

吳曉求（鳳凰光學獨立董事，年薪1.5萬元；華立控股獨立董事，年薪6萬元；用友軟件獨立董事，年薪6萬元；廣匯股份獨立董事，年薪8萬元）

張曙光（煙台華聯發展集團獨立董事，年薪2萬元；湘財證券獨立董事；備注：張任所長的天則經濟研究所是湘財證券的首席經濟顧問）

高尚全（寶鋼股份獨立董事，年薪20萬元，備注：不包括差旅費；寧波海運獨立董事，年薪8萬元；）

劉紀鵬（萬向錢潮獨立董事）

盛洪（三聯商社獨立董事，年薪12萬元以上；備注：基本津貼6000元、會議津貼每次3000?10000元、風險津貼月4000元）

周道誌（南玻科控獨立董事，年薪5萬元）

曹遠征（華僑城獨立董事，年薪8萬元）

王鈺（三九醫藥獨立董事，年薪20萬元）

該刊分析，據中國證監會規定，一人擔任上市公司獨立董事最多不得超過五家，獨立董事每年為上市公司的工作時間不應少於十五個工作日，並確保有足夠的精力和時間有效地履行獨立董事職責。難以想象，那些身兼數職，不斷出現在大眾媒體上，對各種經濟問題發表意見，一場接一場的趕場子——出席各種論壇和研討會——的經濟學家在百忙之中，是如何來履行這麽多的兼職的應盡職責。三聯商社的前身鄭百文獨立董事經濟學家盛洪先生的前任陸家豪先生，在2001年因鄭百文的作假而被證監會罰款10萬元後，連連喊冤，稱自己對造假之事毫不知情。

楊帆在接受采訪時直截了當地表示：“中國企業界分三個集團。一是投機集團；經濟學界的代表人物就是厲以寧、蕭灼基、韓誌國；二是民營企業集團，是幹實務的；三是買辦資本集團，正在興起，理論界的代表就是吳敬璉、林毅夫、樊綱、張維迎、江小娟、張五常等。任何社會理論都代表一定的利益和社會集團。按馬克思說的，利益集團必然耍爭取把自己的利益上升為政策，還要尋找理論和理論家，要掌握自己的宣傳工具。”

似乎，我們看到了知識變為財富的遊戲，一場圍繞在資本及其方方麵麵的明爭暗鬥。學者們唇槍舌劍，資本家們腰纏萬貫揮金如土，形成了轟轟烈烈的熱鬧場麵，在這個大賭場裏，不同身份不同立場的人都在自己的麵具的遮掩或覆蓋下，進行著或和緩或殊死的較量。屁股決定腦袋，利益決定立場，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無論怎麽說，我也不相信像鍾朋容那樣的那些把資本家的錢裝進兜裏還一本正經聲嘶力竭叫嚷什麽“經濟學家做研究，立場觀點都是站在國家立場上的。我是不會因為拿了那個公司的研究經費就怎麽樣，就替他們說話的，不要以為站在富人立場上，就是站在窮人對立麵。現在窮人更需要富人”、“民營企業發展好了，受益更多的是窮人，而不是民營企業家自己”之類的說辭，（說窮人更需要富人，說民營企業發展好了受益更多的是窮人而不是企業家自己，這種常識性的論斷大概也算是中國經濟學家的獨特腔調了。）而更願意聽憑眼見為實，從新聞執業經驗裏，有過2001年北京某高校的著名經濟學家應邀在一個著名電腦製造企業的新產品發布會上信口雌黃出該企業年利潤率高於20%這種讓在場所有人員瞠目結舌的荒唐宣言，直鬧得邀請方的企業不得不趕緊出麵左右亂抹才算是打了圓場，經濟學家為了區區幾個錢而出台賣身，也實在不是什麽新鮮事了。

可這種爭辯與較量的舞台上，好像一直缺少了個什麽按說應該而且必須在場的角色，或者我們可以問，在這場國退民進的喧囂的背後，是什麽樣的情況呢？

九十年代中期，中國產業結構大調整和“減員增效”的提法引發了原國企職工大下崗。從1995到2003年，國有單位職工減少了39.6％，國有單位製造業職工減少了74％，而國家、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的職工增加了12％。同樣的時間跨度，國有單位職工工資總額增加了59％（從6080億增加到9694億），國有單位製造業工資總額減少了38.7％（從1754億減少到1076億），而國家、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的工資總額增加了2.2倍（從555億增加到1775億）。”（見王錬利《對工業企業改製中若幹問題的審視》。）同樣的時間跨度，國家、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的職工比製造業職工人數增加了34％，而工資總額要比製造業增加65％。國有單位製造業職工工資總額減少了678億，而機關、社會團體職工工資總額的增加數是1220億，是國有單位製造業職工“減員”減去工資數的1.8倍。如果以國有製造業減少的工資總額678億除以國有製造業裁減的職工人數2472萬，每個裁減人員分攤數是2743元，再攤到八個年頭，平均每年祇不過少為每個裁減人員支付343元，而把機關增加的工資總額1220億除以增加的機關職工人數122萬，每個增加人員的人均分攤數為十萬元，平均每人每年1.25萬﹗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特別是企業改革的發展過程。從“經濟責任製”（1980）、“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製”（1983）、“實行政企職責分開”（1984）、到“實行廠長負責製”（1986）；從“國家對企業實行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1988）、“承包經營責任製”（1990）、打破“鐵交椅鐵飯碗和鐵工資”、到“股份製企業試點”（1992）；直至“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製度”（1993）、“股份製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1997）、“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2003）……這整個一條線索理下來，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樣一個傾向：中國的企業改革更多地是順著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產權理論所描述的兩權分離道路在發展，更多地是在企業的控製權和所有權之間的製衡和失衡上花工夫、更多地是在管理層（廠長經理）和所有者（國家、國資委）之間尋找矛盾衝突和協調一致的平衡點。在企業改革的過程和治理的框架中，我們基本上看不見組成企業的基礎、與企業休戚相關的員工應有的身影。

現行《公司法》在第一條中明確表明了其立法宗旨為，“為了適應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的需要，規範公司的組織和行為，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根據憲法，製定本法。”其中，根本看不到企業員工的地位到底在什麽地方。

所以，在我們把目光都盯在郎鹹平、顧雛軍以及他們背後那些或正或反的經濟學家們身上時，卻習慣性地忽視了那些國家名義上是真正債權人實質上卻在被社會轉型名正言順地當作是改革代價義無返顧的承擔者的國有企業員工。

我更覺得，經濟學家的集體失語就失語吧，有他們更鬧得慌；可如果企業員工被忽略，卻是個頂天立地的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