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交往裏中國樂於服軟

中外交往裏中國樂於服軟

                                    2005年6月6日

何必

薄熙來4日在北京與古鐵雷斯舉行的會談是古鐵雷斯就任美國商務部長以後，中美兩國商務部長的首次會晤……（略。）

這兩天，有關中國向歐美出口紡織品引發的國際貿易爭端的台前幕後被幾乎全球都吵得沸沸揚揚。隨著美國商務部長和貿易談判代表先後抵達中國，並試圖就中美在雙邊貿易上出現的對峙尋求化解之道，這種關注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短短10天之內，中國政府對中美歐之間貿易摩擦的態度發生180度大轉彎，這讓中國1900萬紡織品行業人士，冷不防大悲大喜了一場。”這是同一天出版的《?望東方周刊》的說法。在文章裏記述道，“麵對配額取消之後，美國、歐盟相繼對中國啟動紡織品特保，中國政府先從大局出發，於5月20日決定對中國74種出口紡織品大幅度提高關稅，這被業界視為‘退讓’之舉。孰料10天後，中國政府又宣布取消出口關稅，以讓中國人大快人心的強硬態度表明，要為中國紡織品企業謀利益，針對歐美向中國企業施加的‘半斤重擔’，中國要為他們卸下‘八兩包袱’。”

說是“從大局出發”，這又是個模棱兩可的說辭。到底是誰的大局？是中國的、是歐盟的、是美國的？還是彼此交互在一起的共同局麵？眾所周知，在國際關係上，沒有永恒的友誼，隻有永恒的利益。是此，所謂的大局，隻不過是中國人習慣了的本末倒置的“大河有水小河滿”的思維，而且這種說法甫一出台，立即引起國際上一陣哄笑與不屑的指摘，在國內更是由於這項措施很有向在中國的國際貿易中隻占據了一部分份額的歐盟和美國委曲求全、枉顧中國向這二者以外其他國家出口的紡織品企業的利益，而廣受坊間詬病。

而當中國看到自己的主動姿態並沒有換取歐美的笑臉與回應後，在宣布提高74種出口紡織品關稅後的10天，又宣布取消81種出口紡織品的關稅。這一舉動被國內媒體吹捧為中國政府空前的強硬，很滿足了中國國內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者們華夏中心情結。

可是，這種朝令夕改出爾反爾的政府行為，卻在給世界強烈的強硬表象的同時，更遭到了政策穩定性、連續性、可靠性的懷疑。國際輿論在評價中國關稅政策如此密集調整對自身的效用時，更多地是從如此頻繁改變政策基準究竟是給自己掙了臉麵還是丟了國際信任的層麵上進行估算。顯然，站在如此高度，中國如此行政作為的成效就大打折扣。

而從開篇新聞裏，可以注意到，中美商務部長會晤中所涉及的議題絕不止是紡織品貿易一項，而還有包括知識產權保護、雙邊貿易平衡等諸多話題。同日《東方早報》數據，美國政府為了國內5萬人就業的紡織品問題與就業人數百倍於己的中國大動幹戈，實際上隻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是拿紡織品這張牌逼中國在知識產權問題上讓步。美國商務部長古鐵雷斯上周起來華訪問，但其最關心的問題不是紡織品，而是知識產權保護。古鐵雷斯稱，除了知識產權問題，一切都是可以協商的，保護知識產權不是一個可以談判的問題，“坦率地說，我拒絕將紡織品和知識產權問題放到同一範疇內討論”。布什政府更願意通過談判而不是立法來解決貿易爭端，“但是在保護知識產權問題上遲遲沒有效果，這隻能讓美國政治體製中那些試圖逆轉全球化的勢力更加強大，自由貿易的反對者可能因此得逞”分析人士指出，古鐵雷斯上任以來，美國政府在沒有接到產業界申請的情況下啟動了針對中國紡織品的調查，並先後對七項產品實施了進口限製，而他的上述講話已經清楚地表明，中國必須以知識產權問題的讓步來換取美國對紡織品問題的讓步。

而美國以紡織品貿易為借口，向中國尋求利益突破，這種架構和動向是顯而易見的。國際輿論認為，即使美國不是在紡織品領域向中國發難，也注定會尋找其他題材來挑起事端。其核心利益就是為了逼迫中國在知識產權問題上向美國就範。

事實上，中國在知識產權領域所做出的承諾，幾乎是全世界最為服帖而嚴厲的。即使是在知識產權嚷嚷得最凶的美國，侵犯知識產權行為所遭受的處罰更多的也隻是在民事領域，而中國卻懾於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強權的壓力，在對該領域的侵權行為的處罰方麵，更多地采用了刑事手段，這在全球範圍裏都是絕無僅有的。除了中國法治曆史當中重刑事輕民事的背景外，即便與近鄰的印度相比，中國在對國際勢力的屈服上也明顯走得太遠。

今年4月在日內瓦，發展之友集團中的14個發展中國家，已經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成員國提出了一個四點建議，要求製定一個“發展議程”，並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進行改革。巴西作為這些國家的代表，提交了一份詳盡的長達30頁的報告，內容包括許多有關知識產權的重要概念，發展問題，以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運作問題，還提出了具體的改革建議。發展之友集團包括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國、厄瓜多爾、埃及、伊朗、肯尼亞、秘魯、塞拉利昂、南非、坦桑尼亞和委內瑞拉。發展之友集團的新報告包括四個要點：審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管理；推動有利於發展的規範製定；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技術援助工作及其評估的原則和指導方針；為未來有關技術轉讓以及相關的競爭政策工作確立指導方針。他們認為，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向來注重知識產權政策標準化途徑的傳播，而這些知識產權政策想當然地假設，隻要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發展會自動跟上來。發展之友集團在介紹中說，他們最為關注的問題，是要確保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活動是以發展為導向的。“發展議程”的基本建議是，在任何涉及知識產權體係的談判中，發展問題都應該是中心內容。發展之友集團認為，“發展議程”促使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對日益增強的知識產權保護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展開批判性的檢查，而不是從私人的權力持有者單方麵的角度，處理這個存在高度爭議的問題，忽視更廣泛的公眾利益。“發展議程”承認知識產權與締造科技能力相關，但同時也強調，為了製定以發展為導向的政策，由知識產權體係規定的公共利益彈性極其重要。當前，全世界質疑這一方法適當性的聲浪此起彼伏，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工作卻沒有對此作出反應。更有甚者，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內部的討論，忽視了不斷增強的、標準化的知識產權保護對科學、技術以及相關的知識傳播和使用的影響。知識產權本身並不是結果，它隻是推動公共利益、創新和科學運用的方法。因此，正如聯合國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達成的協議已經預見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有義務將促進發展作為其主要目標中的一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應該在公共利益和知識產權持有人之間，在科學界的利益和以技術與知識產權為基礎的工業界的利益之間，尋求某種平衡。知識產權協定應該關注各成員國不同水平的發展問題，關注各成員國的社會需要和工業挑戰，以及他們參預並從知識產權體係中受益的能力。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不顧各個國家的發展水平不同 ，以不斷完善知識產權法作為其追求的目標，導致所有國家都執行更嚴格的保護標準，這是很成問題的。

在目前類似發展之友集團等為集中組織表現的發展中國家麵對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名義揮舞的勒索與製裁大棒說“不”時，中國卻還在向歐美信誓旦旦於如何把自己的國民送進牢房，麵對像鬆緊帶般的法律自由裁量權的度量。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責任除了麵向發達國家外，更應該是像印度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所希望的那樣，中國加入國際政經社會理應出演的何時角色是發展中國家的代言人，而不是比如美國之類的強權國家的應聲蟲。

可現實是，中國在與歐美紡織品貿易談判中朝秦暮楚，在知識產權領域更是亦步亦趨，被美國單邊主義的國際交往原則嚇得屁滾尿流，在知識產權名義下拱手將民族利益與國家安全出讓，喪失了並正在喪失著越來越多的戰略製高點，臣服在發達國家的國際分工體係的製度安排當中對成為世界加工廠和垃圾場津津樂道。這種情形實在讓人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