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與皇帝新衣

CPI與皇帝新衣

                                           2005年5月27日

何必

“通貨膨脹壓力仍需關注。”……（略。）

這種景象很有趣。

而近來有關水電煤油運以及城市交通等公共品價格全盤趨漲，更是為各界耳熟能詳。光是北京對水電城市公交價格瘋漲的喧囂早已吵得讓人腦漿子疼。

同日《東方早報》數據，雖然未來仍有通脹因素，但4月份企業利潤和CPI增幅下降，官方已經開始擔憂經濟變冷的問題。宏觀調控的重點將由單方麵防過熱，轉變為既防過熱也防過冷，以免出現通貨緊縮的局麵。一季度，水泥業虧損3.5億人民幣，而去年同期是盈利31億，近80％的電解鋁企業出現虧損。更重要的是，4月份國內平均糧價下跌了1.7％，是兩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一旦形成趨勢，將直接打擊8億農民的收入和消費能力。此外4月份M1和M2增幅分別隻有10%和14.1%，均低於央行年初製定的15％控製目標。雖然一季度GDP增長了9.5%，但有經濟學者指出，國內產能過剩的問題依然相當嚴重。對此文章指出，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進入了一個較為平穩的中性階段，此時的宏觀調控就不再是單方麵的調控了，應由原來防止過熱苗頭，轉變為既防止投資反彈也防止需求不足。即使是重點調控對象，也要注意不能限製過度。

這可叫人怎麽辦呢？既要踩刹車又要踩油門，既要義無返顧又要瞻前顧後，既要防止過熱又要警惕過冷，通貨膨脹壓力還沒見什麽緩解，通貨緊縮的危險已然呈現。

人們早就注意到，一直被熱炒的所謂人民幣升值卻被另外一層隱含的內情。最新一期《中銀經濟月刊》認為，人民幣升值的迫切性被過分誇大及政治化，若從內地經濟增長的方式、結構、體製等方麵分析，人民幣升值空間不僅相當有限，甚至會有貶值壓力。人民幣升值預期僅反映內地經濟增長的一麵，但沒有反映這種增長的方式、結構、體製等問題，如銀行不良資產、隱性財政赤字都是人民幣信心的潛在隱患。隨著未來內地環境保護、資源門檻和社會保障等方麵的逐步健全，內地生產要素和商品的價格都將體現有關成本，人民幣升值空間不僅相當有限，甚至會有貶值壓力。

英國人對於由CPI所主使的經濟政策很有非議，認為由於房地產市場以及股市沒有被放到消費價格指數中考量，因而極大地弱化了該指數對於真實經濟生活描述的真確性與可靠性。事實上，美國CPI指數一直在低位徘徊，但其住宅市場卻一直興盛，假如考慮到如此因素，那麽美國通貨膨脹率應該在6%的水平附近。而這種說法在國際上有著越來越大的市場。

國內學者也就此進行過分析。易憲容認為，對於中國的教育、醫療等成本上升卻不計入該指數的狀況，以及房地產市場泡沫浩蕩陰霾雲湧的情形中，CPI的失真已經使其根本不具備用以當作製定經濟政策依據的資格。考慮到近兩年鋼材、水泥、電解鋁等產品價格瘋狂上漲但卻一直沒能夠傳遞到消費品價格上這種奇怪的現象，如果真是看到房地產根本不在CPI考核範圍之內的現狀，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而如此片麵得近乎欺詐的指數根本無法反映出房地產價格上漲對消費的致命影響。

說到股市，一向以語不驚人死不休著名的吳敬璉新近又提出“股市關閉論”。數據指出，股權分置改革試點之後，股市數創新低，看不到一點起色。對此吳敬璉近日做了一場關於大曆史環境下法製化建設與社會發展方麵的報告，把國內當前焦點的股權分置的方案問題放入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格局來看待，最後指出，中國股市的曆程猶如18世紀的英國股市一樣，如果在沒有信托責任的社會環境下，不如關閉算了。吳敬鏈認為，紐約的股市是靠其嚴厲的監管，倫敦是靠的信托和良心的傳統。這些因素都是長期的發展，積累而完成的，是不可移植的。.當前的中國股市，兩者皆缺，在一個官商勾結，管理鬆懈，良心丟失的市場上，怎麽可能指望股市的健康成長。中國當前的經濟表麵上繁榮昌盛，社會天下太平，但表麵下隱藏了最動蕩不安的基因。中國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快法製建設的進程，有嚴格的法律來約束無序的社會，民主，自由隻是法製化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分析人士指出，雖然吳敬鏈論調過於激烈，但無疑點出了國內股市症結所在，令人不能忽視。

看來，吳敬璉還是願意保持那份童稚，在眾精英集體失語的當口，童言無忌地指稱皇帝的新衣。

而說到勞動力價格，也有著另外的言辭。該數據介紹，從1996年至2002年，國有、集體單位在崗人員累計減少了5500萬人。對此國情專家胡鞍鋼認為，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從微觀經濟角度看，這也許能夠增加效益，但從宏觀經濟角度看，反而形成巨大的經濟損失。當實際失業率超過自然失業率時，就形成了所謂“奧肯損失”。下崗人員越多，失業率越高，造成的經濟損失就越大。回過頭來看，1997年因下崗和失業引起的奧肯損失占GDP比重為5.2%至5.6%，1998年為5.6%至5.7%，1999年為5.9%至7.2%，2000年達到7.4%，最近幾年估計在7%至8%之間。盡管目前下崗高峰已經過去，但下崗失業已經形成了人力資本或人力資源損失，即奧肯損失，隻能在事後才能估計出這些損失，即國企改革的經濟成本，這還不包括對下崗失業人員及其家庭造成的心理成本和社會成本。因此，選擇改革的路徑、方案，不僅要考慮到提高經濟效益，還要考慮到實現社會公平和社會和諧，長遠來看，如果沒有社會公平和社會和諧，將會激化在改革過程中造成的社會分化、社會衝突乃至社會動蕩。

易憲容、吳敬璉、胡鞍鋼，如此密集地直截了當，到底是怎麽了？再有痛斥外資給中國經濟帶來短期不可康複傷害的左大培、力主關注弱勢群體的王紹光、堅持不懈地把三農問題嚷嚷到公共語境當中的溫鐵軍、以及一向以“非主流”經濟學者自居的楊帆等等，構成了新的景色。

在此氛圍裏，再看什麽CPI低位也還是要關注通貨膨脹壓力這樣的念叨，好像就別有風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