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李文一起罵

我與李文一起罵

                                            2005年3月5日

何必

“融會大事小情，源自身邊百姓。說到人與人之間非常密切的交流、但有可能完全不認識的情況，可能最先跳出我們腦海的就是搭乘公共汽車。介紹一下我們的嘉賓：李文博士；這一位潘褘老師，他有一個背景，是每天搭乘公交車上下班，這在媒體人士當中是非常難得。”

這是3月3日北京電視台《身邊》欄目播出的一期名為“坐車的故事”節目開場白中主持人胡紫微的用語。

節目播出後我到首都經濟報道欄目組，就引發了一陣陣哄笑，女記者拽著自己的毛衣讓我簽名，並嬉笑我在節目中穿的那件襯衣是“臊紅臊紅”的；其他人也紛紛往我身上靠，說自己就是那個在車上撞我的女青年；幾個製片人也“冷嘲熱諷”三言兩語著什麽我是名人、最佳出鏡培養對象，但最早的出鏡還是貢獻給了首經報，今年春節期間尋呼機被停鬧了個過年的煩惱。欄目之外其他人也擠兌我說是像三陪女那樣終於出台了；雲雲。

作為製片人，胡紫微對我在這期節目裏的表現評價為她所看過我出鏡節目當中最好的。然後她還是自尊心過於強盛而給自己添累地自言自語說，就是不知道這期收視率會如何。

不過，節目播出當天，恰逢全國政協會議召開之日，而且也是全國人大代表紛紛到京準備開會的日子，節目還能順利播出，也算是頗有些個膽量。

與我同時作為嘉賓的那個李文博士，其實就是台灣那個李敖的女兒，在北京教授英語，並且由於看什麽都不順眼經常投訴這個投訴那個而廣受矚目和議論。談及國內人們的文明狀況，她是滿肚子的話要說，麻煩的就是她的中文表達不那麽順暢，即使是在演播室攝像機麵前還是忍不住要在言談話語中蹦出幾個英文單詞，或者就是為了尋找一個恰當的中文詞匯絞盡腦汁造成冷場。

短短約18分鍾節目裏，我大概講了有7個以上的故事，還夾雜著些許資料和數據。

比如，人們曾經做了一個計算，一平方米裏要擺鞋墊大概能擺27雙，但公交車往往一平米裏麵要擠30多個人；

車很久不來，一來的時候車站上已經聚集了很多人，一旦車門開了以後就很難關上，上麵的人誰都不動，實際上裏麵並不是沒有空，但是大家都不動，都堵在門口不往裏走，我就在那兒把著門，車裏頭的人就開始罵：“嘿！我們都有事，要不然你下去吧！”我覺得很奇怪：你上去了，就讓我下去？我就問他一句話：如果30分鍾它再不來車怎麽辦？要不然咱倆換換？

乘客是消費者，有知情權，應該知道下一趟車是什麽時候，不能無休止地等下去。在挪威，每一個站牌子上都有什麽時候車得到這個地方，比如5分鍾一個間隔，如果連續比如說三趟車20分鍾沒來車的話，你可以叫出租車走，公交公司來給你報銷。

我長久地就能保持金雞獨立，為什麽呢？在車上你另外一隻腳沒地方放；

車上假如說人不多的話，很多人在那兒翹著二郎腿在那兒大模大樣一坐，目的是什麽？擦他的皮鞋，拿誰擦呢？誰過去他在人家褲子上蹭一下；

有的女士過來踩你一腳，然後一瞧這哥兒們戴一個眼鏡，也這麽大歲數了，沒事，不用道歉，踩了白踩；車也可能突然踩一腳刹車，她也不扶，就撞到你身上了，有一次就給我撞急了，說你能不能扶著點兒？那是一個挺年輕的小女孩一張嘴：“怎麽的？這車就這樣！”我說“這個事咱們反過來，如果我要撞了你，你就該說我耍流氓了，那你撞了我這算什麽？沒事？”

有公共汽車上掛著窗簾，一天之內車上的20多個窗簾全被偷；

有個報道是在河南，一個婦女帶著一個兩歲的小孩上車，售票員跟乘客們說哪位能給抱小孩的讓個座？叫了幾遍沒有人反應，最後是一個拄著雙拐的殘疾人站起來了，這個婦女熱淚盈眶把孩子放在那兒；

北京也有個人帶著一歲多的小孩上車，車上所有的人都有座，就她抱著孩子沒座，售票員也在那兒說，全車絕大部分是青年學生，也沒人讓座，結果車經過一個著名的學府，這些學生都下去了；（其實，我在演播室指名道姓說這就是北大的學生，而且這件事我曾經在北大什麽座談會上說過，讓在座校領導和學生會幹部好生難受。）

我父親70歲，他說不願意去坐車，沒有人願意讓座，好不容易有一個座坐下來，剛過一站上來一個80歲老太太，最後我父親站起來了，老太太坐他那兒了，父親說：“沒辦法，現在就時興70多歲給80多歲的人讓座”；

有一次中午坐出租車，師傅正在放很大聲聽收音機評書連播，我實在不愛聽，跟他說“您能不能小點聲？”他說：“您擔待點，我困了”！他要真是一下迷瞪過去的話我不定就出什麽事了；

司機連問你都不問就開始抽煙，至少您可以問一下客人能不能抽煙；

在一條沒有紅綠燈的人行橫道上，行人要過馬路，機動車從來不讓，鳴著笛呼嘯而過，有時我在出租車上，說你帶一腳刹車讓他過去不就行了，他說“我要一讓他，我後頭的車就該罵我了”；

其實我們並不是沒規矩，開車的、坐車的、走路的、騎車的都有自己的規矩，可現在有很多人視若無睹，胡作非為，我們從來就不缺乏規矩，缺乏的是守規矩的意識；

胡紫微介紹說，李文博士做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來北京兩年的時間，她給要雇的司機開了一個80大條的崗位責任。像第11條講讓女人和孩子有優先；還有轉左轉右一定要打燈，不要按喇叭。可以給開出租車的哥兒們看看。播種習慣就收獲性格，播種性格收獲命運。

李文常常講一句話：“沒有投訴就沒有改善，沒有改善就沒有文明，沒有文明就沒有中國”。

……

把如此多的內容以很快的語速抖落出去，讓不少狐朋狗友看了擔心我一個氣接不上來就背過去。

其實，由於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我是必須減少最好是杜絕出鏡的。要不是胡紫微氣勢洶洶威逼利誘，我定然是不會鋌而走險出賣色相的。

而這種坐車的煩惱，幾乎是所有人都曆曆在目的感受，並且形成了廣泛而堅挺的集體意識，而很可能就此發生像球場暴亂那樣的悲劇。法國人古斯塔夫•勒龐對此有剴切的剖析：“個人在群體的影響下，思想和感覺中道德約束與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衝動、幼稚行為和犯罪傾向突然爆發。”

但是，對待這種社會現象，作為地地道道的中國人，我與那李文的處理方式迥然不同。她認為沒有投訴就沒有改善，於是就到處投訴，到現在已經不敢在自己的住處附近乘坐出租車，因為所有的司機都被她投訴遍了，在小區門口趴活的司機沒人拉她。到處投訴的成本也居高不下，不是隨便什麽人都承擔得起。在責任缺失的社會環境當中，這種投訴能起到什麽樣的作用，也很令人懷疑。

也難怪，李文出過本書，書的名字就是“我和爸爸一起罵”，把罵人當作改善社會的一種方法，並且借著李敖的名聲營造自己的事業。可這種方式能否成全她美籍華人在北京的生活追求，確實是個問題。現如今她把鄰居幾乎都投訴過了，鄰裏關係很緊張，就是米國人到中國來產生的水土不服，她自己也說，如果不行隻有再回到美國去。

我也曾經什麽事都較真，但經過太多訴累乃至有法不依執法過程的暗箱操作，很多時候隻能采取忍耐的辦法度過。比方說，在央視若幹個欄目裏混跡過，但卻懶得把它告上勞動爭議的法庭，雖然掌握了其製片人簽字畫押的書麵證據，可我從沒想過借此出個什麽名，而且也實在覺得央視那樣的還真不值得告丫挺的一把。換了李文，央視不定作為被告人多少次了。

就在節目播出後次日，我在胡紫微辦公室裏恰巧接到一個觀眾的電話，喋喋不休地說他已經70多歲了，看了節目很反感，他和老伴上車從來都有人讓座，那些擦皮鞋的也就是幾百萬分之一，作為北京市委宣傳部主管的節目，總是追逐這麽點社會陰暗麵，是什麽動機？而且還找了個美籍華人來當嘉賓，不知道節目到底要幹什麽？不宣傳社會進步，卻把一些角落裏的事情挖出來，簡直是給北京人丟臉。其間，我再三說我還有事，他可以過會再來電話，我當然沒想聽這種聲色俱厲指責的義務，但對方立即高聲威脅“幹什麽？你還敢不聽完我說的話？”對於生性怯懦的我來說，打破腦袋也不敢招惹如許熱心觀眾，隻得咬牙切齒地繼續聽著。然後此公鍥而不舍地問我的名字，就是要讓我向節目主編轉達他的意思，並要求改變節目方向，否則還會繼續找我興師問罪。我保證一定會轉達，才沒透露自己那可憐的身份。

之後，我的確對我們社會的健康發展充滿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