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決定專業招生又是個餿主意

就業決定專業招生又是個餿主意

                              2005年3月1日

何必

教育部下發有關招生文件稱，就業不好的專業減招或者停止招生（略。）

針對高考，教育部又開始了新的行動。有關教育，現在幾乎成了全社會不良情緒發泄的最佳對象，萬眾一心眾誌成城，無論是什麽人，無論在什麽場合，隻要有了什麽委屈或不滿，罵教育部是最安全而穩妥的宣泄方式，而教育部成為破鼓萬人捶也在情理之中。隨便到網上搜索一下，有關教育部無能、教育腐敗、教育瘋狂搜刮民脂民膏的新聞與議論成千上萬不計其數，可見以往為人師表乃至作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行當，如今已經淪落到了什麽地步，教師的社會評價水平急遽下降，教育對社會安定與正義的作用日漸勢微，逐漸蛻變成了所有人裝卸憤怒的垃圾箱。

周濟到任部長後，對於所謂教育產業化嗤之以鼻，對於行政權力的熱衷自然阻擋了教育資源向社會的流動。雖然說，那些倡導教育產業化者裏不乏居心叵測惟利是圖之輩，但拒絕教育產業化卻是以教育費用超過社會人均收入數倍的速度增長、並因此導致教育資源分布越來越向少數人集中引發民不聊生為基本背景的。

就這，教育部自然不肯善罷甘休，死活也不會認可自己逐漸從人民大眾心目中神聖地位退化到二奶小妾甚至婊子的客觀現實，還是要把手伸得長長的，統管轄區裏的方方麵麵。本來嘛，手裏有權當然要及時行樂，要不然過期作廢。

到現在，全國幾千所高等院校自主招生基本上還屬於紙上談兵的狀態，而高考考生加分和高校選取學生的分數線降低等，都要高高在上的教育部事無巨細來規定，把下邊的地方教育行政部門和具體學校的手捆得死死的，凡事都還是要很計劃經濟地由教育部說了算。當然啦，咱們中國就是一放就亂，這還沒放呢，利用高考招生全國性腐敗就已經大張旗鼓了，要是再放權到地方甚至學校，勢必天下大亂國將不國了。盡管大學自治、學術自由、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取消全國統一高考，這是國際上現代大學教育的通行模式，但我們萬萬不可在這方麵尊重國際慣例、或者是與國際接軌，否則一定崇洋媚外有賣國傾向，還是要針對奴性十足的中國國民素質所組成的國情。所以呀，行政許可法發布實施了快一年了，但在教育領域裏還是要由最高教育行政當局規定到高考考生考分增加或減少的每一分，（而且這本身就是在考試外加分領域而具有著不公平競爭的嫌疑，不管這是否具備政治因素。）因此教育部門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行政許可領域享受治外法權的。誰也攔不住教育部製定招生計劃本著認真貫徹科學發展觀思想，將高等教育工作重點從規模擴張轉移到深化改革、提高質量上來，每每將手長長地伸向華夏大地教育領域的各個角落。“陽光工程”下理直氣壯合理合法地侵吞國民財富，把教育變成一個張著血盆大口咬碎越來越多人安生日子的怪物。所謂確保招生錄取工作全程公開、信息透明、接受群眾和輿論監督，在目前的社會生活中與現實語境下，幾乎與入室劫掠財產然後還要自欺欺人說這是為被害人謀利益殊途同歸，越來越被公眾所決難相信。

比如說吧，規定就業不好的專業減招或者停止招生，這又是個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創舉。雖然說，教育沒有產業化，但教育產出的商品（畢業生）還是要與市場對接，要符合市場的需要，這也是與時俱進尊重市場的必然選擇。可不是嘛，如果高等教育培養出來的都是沒人要的廢物，就業總是存在著很大的困難和問題，那可不就是高等教育本身的失敗嘛，那還不找著社會上罵聲一片？當然要針對市場崗位需求而設置專業了；同時，假如畢業生就業成問題，以後怎麽能繼續讓考生及其家長心甘情願地掏出錢來上大學並借此一舉擺脫日益嚴重的貧困呢？

可仔細一想，這好像也不是那麽回事。

一個國家是否能夠取得戰略優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基礎理論的教育和科學研究能力與水平、以及人員儲備上。為此，很多國家都在基礎教學科研方麵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那些國際知名的高等院校裏，基礎科學教育研究是政府財政補貼與財團資助的重點，有著非常雄厚的實力。那些跨國公司往往都在高等院校裏投巨資扶持一些基礎科研教學，並且由於其慈善性質而不具有商業價值，或者說對投資者來說隻投入沒產出，而真正的產出則表現為綜合國力以及長期的功效上。別說高等院校，就連微軟這樣的純種軟件開發企業在其研究院裏也要找來什麽地球物理、兒童營養、古人類學等稀奇古怪專業的優秀人士做基礎理論方麵的研究，為其競爭力形成寬厚的根基。

靠就業來決定專業設置，勢必會出現冷門或偏門專業逐漸被淘汰。而市場隻是短期配置資源的場所與機製，並不天然具備合乎人類前程的生成機理，也不必然符合人類繁衍生息的客觀條件。凱恩斯之後人們對於市場失靈現象及其實質的關注、以及當今包括最崇尚市場能力的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都在加強對於類似社會福利、公共產品和赤字財政的熱切依賴，都是對市場決定論地位的抑製。而那些所謂的冷門偏門專業，有些並非是人類可有可無的。

筆者在挪威時，曾經專門采訪過研究易卜生的博士學位攻讀者。這劇作家易卜生也算是個古董了，挪威為其設立了專門的獎學金，但可想而知的是，該專業的畢業生很難找到工作，特別是在西方文科學生人數遠遠多於理科的情況下，要想依靠研究易卜生作為終生職業幾乎是不可能的，畢竟，全世界所需要的易卜生研究者也不會熙熙攘攘。（事實上，很多取得該專業博士學位者並沒有“學以致用”，而都是將此作為業餘愛好，並由此以及全社會的文化資助而保持了這份傳承。）那麽，這是不是意味著就應該把這個專業減招或停止招生、把易卜生打入冷宮等什麽時候世界上再度具備了有關他的熱潮再從地下請出來？

如果研究恐龍、外層空間或者是微觀粒子專業的畢業生遇到就業問題，那麽是不是這類專業都要被殲滅、而將該專業的研究探尋權拱手讓給外國人、致使中國永遠在這方麵失去話語權？這種勢利而浮躁的製度選擇，會給中國帶來什麽樣的短期效益和長期影響？

同時，從中國總體就業狀況上說，勞動力供大於求的局麵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改觀，還會延續相當長的時間，

這個局麵的形成不單純是教育方麵的原因，而其解決也不是教育部門可以一手遮天獨當一麵的。就業難是個長期而嚴峻的社會問題。如果按照教育部的規定，隻要是就業不好，那麽專業就要減招或停止招生，那麽在就業狀況整體不盡人意的環境裏，會有多少專業隨時可能被瘦身消滅，又有多少人類文明會在這種急功近利的製度設計與實施思路下作古？如果甲骨文、中藥、中國曆史、乃至中國學等專業就業不好就可能被徹底消失，未來還會留下什麽呢？如果按照這樣的思路下去，還要中國幹什麽呢？

還有，中國高等教育所惠及的人群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雖然我們興高采烈（但在數字上並不是問心無愧）地宣稱中國大學的毛入學率已經達到了19%，因而中國高等教育已經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化的時候，我們心裏也都很清楚，高等教育已經並正在還將繼續把越來越多的人擋在大學那道用學生家庭可憐收入堆得日益增高的大門之外，形成了新的貧富不均的發源地，在起點上就在製造著不公平和社會動蕩的基因。而如果就業不好就減少乃至取消專業招生，那麽對於將高等教育普及化絕無好處。目前，中國高等院校的規模與國民教育需求之間還存在著巨大的差距。看上去，減招停招學生似乎是為了考生畢業後的切身利益著想，但實際上卻一方麵是對高等教育發展趨勢的反動，另一方麵更是對中國社會現實責任的刻意回避與逃離。

這樣說，並不是說目前高等院校裏的專業設置沒有問題，或者調整專業結構與規模幹脆是不可能的。但是，完全根據就業狀況的好與不好來決定招生與否，這並不是個科學而合理的政策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