謊言比腐敗更可怕
2004年12月13日
何必
一些幹部對巡視組不講真話的現象比較普遍,……(略。)
應該說,中央決定開支針對省部級領導幹部巡視工作,這也是一個萬不得已之策。這種行動類似於古時欽差大臣執掌尚方寶劍巡查地方的情形。聯想到現在,凡是發生天災人禍,總是要由最高級黨政機構組成聯合工作小組或調查小組從北京千裏迢迢趕往事發地點的常規性模式,就可以看出,地方黨政機關在處理這種本來應該屬於自己職權範圍事件方麵已經處於癱瘓或準癱瘓狀態,不得不依靠皇城根來的欽差大臣們才能調動資源。說是現在廣泛遍布著中央與地方的各方麵利益的博弈,殊不知,各級地方之間也頻繁有上下級的利益博弈;再加上中央越級直接到基層,使得中間地方機構的權威受到挑戰、積極性受到影響,基層也常常把上級指令束之高閣;還有,類似軍隊以及國務院直屬企業這些地方很難幹預的領域,也形成利益平衡方麵的掣肘。因此,在腐敗頻仍到了時時刻刻無處不在之際,最高黨政部門將巡視工作當作例行公務,除了要有大筆行政開銷外,也形成了政治利益格局的新分布。
而為什麽最高黨政機構可以或公開或秘密到各地進行巡視?這還是由於集權體製所致。要知道,中國各級官員隻是向其上級負責,而並非向地方選民負責。假如地方官員完全是通過民選上任,那麽除了像國家安全這類必須服從的事項外,國家級別的機構是不能對地方事務進行任何幹預的,否則就會有法律所禁止越權行為而受到責任追究。
而從任克禮對媒體所談到的中國地方官場現狀中讓人能體會到什麽?一副黑暗齷齪的新版《官場現形記》。通看其中那些已經為廣大的人們所熟悉的官場行徑,雖然令人惡心,但卻是實實在在無時不刻都正在發生著的。這種政治生態係統裏,豢養了多少這樣的社會機體的蠹蟲?作為巡視行動負責人,任克禮在麵對媒體時自然會有所保留,還是用了中國官場上習以為常的“有些幹部”、“個別幹部”、“一些幹部”這類語焉不詳的量化定語,但在小心翼翼之中,他還是不得已采用了“欺上瞞下”、“弄虛作假”之類的詞匯,可見形勢之嚴峻,也足以看出最高黨政部門必須要啟動對省部級領導幹部的巡視製度,否則已經難以控製局麵。
從任克禮的談話中,還可以清晰地知道,“現在對黨和國家造成威脅的就是幹部的腐敗和不講真話這兩個大問題”。對於腐敗,人們耳熟能詳,已經變得有些麻木不仁了。無官不貪幾近中國政壇模式,進一步退兩步,任憑最高黨政部門千呼萬喚暴跳如雷,到了下麵還是我行我素兵不血刃無疾而終。人們對於腐敗現象的習慣已經演化為對於腐敗治理不力的習慣。
而幹部不講真話卻是鮮見被如此與腐敗並駕齊驅擺到台前,成為被巡視行動忍無可忍當作是禍國殃民罪大惡極的幹部習氣咬牙切齒。
其實,無論是共產黨員入黨誓詞中,還是公務員任職誓詞裏,甚或成人誓詞當中,都有對於黨、祖國、人民忠誠的內容。這裏的誠實,不僅僅是作為一級幹部的職業操守,更是作為一個公民的道德要求;遑論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和禮儀之邦,誠實也從來都是作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萬變不離其宗的要義。
可如今已經成什麽樣了呢?君不見不久前被法辦的西安體彩案當中體彩部門負責人在事發最初在大庭廣眾之下信誓旦旦說敢以自己的腦袋擔保沒有舞弊做假行為,當他被判決時,沒看到他遵守承諾把自己的腦袋換個地方,人們對於他現在的結局已經認為是法律提供的公平與正義,而對於其腦袋的諾言也就不予理會了;君不見諸多地方違法亂紀事件東窗事發後媒體采訪時地方官員麵不改色心不跳胸有成竹鎮定自若地扯著彌天大謊,可最終被揭露後也沒見什麽人為自己的謊言而負責。
人們麵對中國的統計數字怎麽說?“上級壓下級,層層加碼,馬到成功。下級騙上級,層層攙水,水到渠成。數字出官,官出數字。”
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中,官員在很大程度和很多場合都被當作是道德模範,而且在發生社會矛盾乃至衝突時更是被看作是父母官,起到著社會良知代言人的作用,因而官員的一舉一動對於社會(民間)的行文規範起著不可小覷的示範作用。官場上盛行的欺騙謊言,對於社會風氣的毒害作用早已顯現。同時,由於欺騙對於社會風氣的大規模大範圍敗壞作用將有著很長的時滯效應(看看自己日常生活中守時、守約、守信日漸變為稀缺資源的真實狀況吧),這種官場上的不講真話的社會影響要比腐敗來得更甚也更可怕。這將會由於官場誠信確實而導致社會對黨政公信力的懷疑甚至不屑,嚴重動搖乃至摧毀共產黨執政的組織與社會基礎。
德國社會學家盧曼認為信任是簡化複雜的機製之一。弗朗西斯•福山在其《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中說,信任是從一個規矩、誠實、合作的行為組成的社區中產生的一種期待。……社會分為低信任與高信任社會,低信任社會指隻存在於血親關係上的社會,高信任社會隻信任超越血親關係的社會。……在一個時代,當社會資源與物質資源同等重要時,隻有那些擁有高度信任的社會才能構建一個穩定、規模巨大的商業組織,以應對全球經濟的競爭。
可如果我們連血親之間都沒有了信任,社會將何去何從就真是該仔細琢磨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