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現狀透露全國性貧困
2004年11月27日
何必
城市居民對艾滋病及艾滋病患者的歧視與恐懼普遍存在……(略。)
又是袁嶽那小子幹的,看來他還真是閑不住。也許,這是個針對世界艾滋病日(12月1日)的應景之作。
我在挪威時曾經碰到一個中國留學生心有餘悸地給我說起了這麽件事。他是個公共衛生方向的學生,一天導師招呼班裏部分在校學生一起午餐,席間有一個來自英國的黑人,與其他人一道談笑風生吃著喝著,完事後回到教室裏,導師安排那個黑人與這些學生一起討論艾滋病,並且講述他自己的親身經曆——原來這個黑人就是個艾滋病人!那個中國留學生得知後臉都嚇變色了,問起周圍的同學,都很不以為然:艾滋病怎麽了?沒關係,放心吧,吃頓飯是不會被傳染的。他憂心忡忡回來,對我說起這件事,回想半晌,認為好在國外實行分餐製。然後他似乎是要尋求心理平衡般地給我說了大量艾滋病的研究現狀,並給了我很多國際上相關的資料,看到那時(2001年),中國衛生部官方發布(中國疫情報告係統),截至2000年,中國的HIV(病毒攜帶者)和AIDS(發病者)總人數應該為22770人;可同時(當年8月),衛生部當時的部長張文康在正式場合說,病毒攜帶者已經有60萬人,張文康的數據是前者的21.96倍。如此巨大的偏差讓人目瞪口呆。
官方數據表明,中國艾滋病相關人口比例以每年30%的速度遞增,那麽按照這樣的增速,2003年該人口總量應該突破100萬,可2003年的數據顯示:中國現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約84萬人,其中艾滋病病人約8萬例。不知道這個數據又是怎麽來的。疫情波及31個省市區,艾滋病病例報告數呈明顯上升趨勢。在中國,不僅艾滋病感染人數劇增,且艾滋病疫情已開始從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傳播。此外,艾滋病流行的危險因素廣泛存在,如:具有高危行為的人數增加、安全套使用率低、艾滋病相關知識缺乏、社會歧視嚴重、農村地區衛生醫療條件惡劣等等。衛生部在中國預防與控製艾滋病中長期規劃中指出,如果不采取有效的艾滋病防治措施,到2010年,中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可能達到1000萬人。
可世界衛生組織早在2001年就警告過2010年1000萬這個數字,而且根據死亡率,屆時會有550萬人因之喪命。今年,衛生部發布數據,艾滋病死亡率已經進入中國傳染病死亡率前五位。
克林頓卸任後到清華大學演講,題目就是艾滋病,而且這個美國佬別有用心地說,如果中國不及時而有效防止艾滋病的蔓延,中國幾十年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就會因此毀於一旦。
但通過零點的調查,艾滋病知識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還是個盲點。不肖說,這是預防艾滋病的一個可怕的陷阱。
而這種知識的貧乏,又意味著什麽?意味著這“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是處於“貧困”狀態。
通常,人們說起貧困,總是以收入作為衡量指標。但這僅僅是貧困概念中的一部分。貧困是一個曆史的、地域的綜合概念,通常分為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絕對貧困又稱生存貧困。一般來說,發展中國家所麵臨的是絕對貧困,發達國家所麵臨的是相對貧困。世界銀行《2000-2001年度報告》指出:“貧困不僅意味著低收入、低消費,而且意味著缺少受教育的機會,營養不良,健康狀況差。貧困意味著沒有發言權和恐懼等。”
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人類發展報告》和《貧困報告》中有關貧困和發展的定義更具廣泛性和多元性。認為人類貧困指的是缺乏人類發展最基本的機會和選擇——長壽、健康、體麵的生活、自由、社會地位、自尊和他人的尊重。這一定義強調貧困所具有的多元化性質,包括收入水平、人類和社會發展基本狀況如教育和衛生條件、婦女和男人的社會地位和福利、全體公民參與發展過程的能力。認為減少人類貧困不僅要增加收入,增加和鞏固物資或資本,而且還應該增強貧困人口的資產基礎(包括資金、人力、社會資產、文化資產和環境資產),改善教育和衛生條件,消除性別、民族、年齡和殘疾等原因造成的不利影響,防止這些因素加劇貧困,避免貧困人口無法參與經濟發展過程。克服人類貧困需要增強貧困人口應對疾病、經濟衝擊、自然災害、衝突和歧視的能力。此外消除人類貧困還要注意一些對貧困人口不利的體製,如性別、種族、年齡和殘疾。改變這些可能加劇貧困的製度性因素不是僅僅提高收入所能完成的。
故而,如果根據這樣的貧困定義,那麽在中國不處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寥寥無幾,差不多所有中國家庭都是貧困戶,即使是那些腰纏萬貫揮金如土者,也照樣是貧困。具體到對艾滋病毒攜帶者乃至艾滋病患者的恐懼與歧視,反映出中國彌漫全社會的貧困,這種貧困有收入上的,而更為嚴重並蠶食社會秩序與正義的,則是偏見、歧視、對於惡行的崇尚以及對公正的蔑視和踐踏。或者說,艾滋病知識的貧瘠與荒疏、以及社會行為上的原始野蠻,體現了國民大麵積全方位的貧困。
而如果這種大背景不變,受害的豈止是艾滋病人。通過中國艾滋病相關方麵的調查結果,可以讓人們清晰地看到一個貧困得像定時炸彈般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