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4個政府機關喜遷新居

北京14個政府機關喜遷新居

                               2004年11月16日

何必

陸續將有10餘個政府機構入駐這裏……（略。）

又一座豪華氣派的政府辦公大樓拔地而起，矗立在交通繁花地帶，給高樓大廈鱗次櫛比的北京城增添了一抹光輝。

這些機構此前多為分散或租房辦公，浪費了大量財政資金，而且給前往辦事者形成了不少的麻煩，哪怕在同一個機構裏辦事，由於辦公分散，也需要跑不少的冤枉路才能搞定。統一辦公後當然是“有利於節約社會資源，方便市民辦事”了。而且，選取交通要道作為政府機構辦公地點，也是出於為前來辦事的市民好找考慮，當然不能酒香不怕巷子深給弄到胡同深處，讓人找得滿頭霧水，更為重要的是，堂堂政府衙門，怎麽能蝸居在那麽個寒酸角落？君不見，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最先實現現代化的莫過於政府機關辦公場所？無論是辦公現代化，還是建築越來越奢侈豪華，既然是市民的父母官，而且還有對外的形象，自然要先行一步，在辦公地點的打扮上就做個表率當回排頭兵？

這中環廣場究竟是個啥模樣咱還沒去瞻仰過，也不知道該廣場的投資背景又有什麽深不可測之處。不過可想而知的是，隆隆14個政府機構的入駐，必定會給這個廣場帶來不稀的人氣。通看這14個機構，哪個也都不是吃醋的，紛紛執掌著不小的權力，足以把不服的壓個半死。同時，這些掌握實權的機構，必定會使得諸多前來燒香磕頭送禮行賄辦事者絡繹不絕，而不肖說，能往那地方去辦事的都不是一般人物，當然得是坐擁寶駕，於是，那地方又成為北京新的交通“爆堵”要點也是指日可待；而該廣場緊鄰西南二環路，作為輻射，把個西南二環路堵起來，讓人領略政府機構的作用與威風，廣場下道路上堵成個停車場，憑窗眺望享盡百姓山呼萬歲的快樂。

10月22日，北京市規劃委員會主任陳剛向市人大作述職報告，提及《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的修編工作，表示將建立舊城與新城的聯動機製，有效疏解舊城的人口與功能，讓保護和發展在空間上分離。他的發言得到了與會者的讚賞。

同一天的《瞭望新聞周刊》載文，北京工業大學的調查顯示，目前在北京，僅中央機關馬上需要的用地，加起來就有近4平方公裏之多。4平方公裏，相當於5個半故宮的占地麵積，何去何從，正是檢驗“舊城與新城聯動”這一“係統工程”的試金石。支撐這一判斷的事實還包括，北京中心城區的規劃空間容量已趨於飽和，中央企事業單位及其附屬功能的占地高達170多平方公裏，多集中在四環以內。在這一範圍，減去道路、基礎設施、公園、學校等用地後，其餘用地一半以上都和中央職能有關，而北京市政府相關的占地隻有中央的1／10左右。

該刊接著報道，在陳剛述職後的第二天，82歲的兩院院士吳良鏞，走上國家圖書館“部級領導幹部曆史文化講座”的講台。他向與會者表示：“為了提高首都政治中心建築環境的改善，應在一定時期、條件允許時，考慮新行政區的可能。” 把目光投向了城市的核心功能——行政辦公職能的空間轉移。“舊城行政辦公應適當遷出，集中建設，並為舊城‘減負’。中央國家機關及北京市機關可起帶頭作用。”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央行政區的空間調整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認可，仍是一個懸念。在吳良鏞完成講座後的第二天，10月24日，北京城市規劃學會第三屆年會召開。學會的總結報告稱，長安街未來建設的初步規劃方案已經完成，其重點是如何到2009年前基本建成長安街兩側的建築。

其實，吳良鏞隻不過是把早已為各界呼籲多時的把北京作為首都同時又是曆史名城的城市核心功能遷移出去的倡導再一次重複一遍。而這種呼籲，最早出現在上個世紀50年代的“梁（思成）陳（占祥）方案”，可後來二人都為此受到了折磨。改革開放後，經濟高速發展，給城市帶來的壓力越來越大，北京像攤大餅似的向外發展，三、四、五、六環依然不能緩解城市中心區的壓力，反而使這裏的土地價格猛增。

而通看北京城，長安街沿線基本上被中央、國務院和北京市黨政機構以及帶有行政職能的各種社團或單位占據著，顯示著皇城的淵源，從紫禁城、中南海到摩肩接踵的黨政部委局辦，把城市最昂貴的地點都建成了黨務行政區域，而這些機關是不能產生經濟效益的。在這個意義上說，是對於城市稀缺的土地資源的浪費；而且，這還形成了黨政部門與民爭利的氛圍，形成了對於稀缺土地資源的強製性剝奪。

另一方麵，這種城市格局也給北京作為曆史名城產生了無法挽回的災難。對於存量土地的開發與重建，導致舉世聞名的北京胡同文化幾乎喪失殆盡，曆時千年形成的古老遺跡僅僅十幾年就被折騰得接近蕩然無存。

而已經取得奧運會主辦權的北京也在與同為東亞國家首都的漢城與東京競爭著東亞首位城市，而後二者也都曾經主辦過奧運會，並因此獲得了巨大的國際影響力，可惜的是，這二者都錯過了在城市高速發展時將中心區遷移出去的大好時機，現在已經不堪重負。不久前韓國遷都之事被最高法院裁定為違憲，使韓國政府麵臨著又一次政治危機，而其背景卻是沒有在上個世紀末韓國經濟高速發展成為所謂“亞洲四小龍”時及時遷移首都城市功能而留下的惡果。因此，趙燕菁認為，城市的新城建設和城市發展速度非常相關，2008年奧運會是北京最後的機會，一旦錯過，北京曆史名城的地位將不複存在。

歐洲許多曆史名城的保護給了我們以成功的範例。戰後英國的新城發展比較快，英國的發展曾經成為一個運動，而且它的規劃手法思路曾經影響了很多人。意大利羅馬（既便是作為法西斯獨裁的墨索裏尼也還建了羅馬新城）、威尼斯、佛羅侖薩，法國巴黎，另外，發展中國家比如印度的昌迪加爾、巴西的巴西利亞這些城市，也都有大量類似的實踐，還有像華盛頓、像堪培拉也是新城。

麵對著這樣的時機、以及北京市政府14個機關浩浩蕩蕩遷進新辦公樓，該怎麽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