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大拒遊看公共空間缺失

從北大拒遊看公共空間缺失

                                 2004年10月5日

何必

從昨天開始，北大開始限製遊客入內參觀……（略。）

北大又一次敢為天下先，發軔於新舉措頒行。這個消息一出，媒體上議論紛紛，大部分都是指責的聲音。

想來，北大也真是不容易，作為全國矚目的最高學府，處於萬眾目光的焦點當中，總是被當作靶子。在名不見經傳的什麽單位或人員弄的全國高校排名裏，北大落後於北京及外地其他一些學校，北大曾經迫不及待地跳出來質問這種排名的科學性、權威性與公正性，遠沒有虛懷若穀的高風亮節，更不管自己教學科研成果水平與數量遠遠落後於國內其他一些高校的現實；把像鞏俐那樣的影星免試入校讀書，引發社會上對北大傳統精神喪失與淪落的懷疑，感覺北大也在如今世風日下裏隨波逐流，壞揣著色迷迷的心理拜倒在女星的石榴裙下，墮落到連自身起碼的教育科技學術顏麵都不顧的地步；在全國高校當中率先實行高等院校教育體製改革，卻被校內外評價為沽名釣譽，隻是迎合了“一小撮機會主義分子”的既得利益，成為黨同伐異戕害無辜的巧立名目；北大畢業生陸步軒賣肉、在校學生郝璐璐花費30萬將自己打造成美女、網上聞名的電子公告版“一塌糊塗”被莫名其妙而蠻不講理地強行關閉，等等，都讓北大多次成為了眾矢之的，在群情激憤當中死皮賴臉不為所動。

而曾經在北京沙灘紅樓裏那所被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魯迅乃至毛澤東等一係列曆史上閃閃發光的名字烘托出的北大哪兒去了？我們還能看到“12.9”時代的北大風貌與氣概麽？隨著張岱年、陳岱蓀、錢鍾書等一代大師們的仙逝，以及季羨林老先生身體不適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北大還剩下什麽呢？遠處不說，自從文革結束後到今天，北大產生過什麽哪怕在當代具有影響力的人物？如果說沒有，好像也不切實，但的確像坊間評論北大教改時所謂那般，一個個“機會主義分子”噴薄洶湧蔚然成勢，把學術、教書育人乃至科學作為社會良知的守護神演變為為個人撈取政治、學術資本乃至財富的工具，將人格貶損到迎風灑淚見風使舵的社會道德淪喪大潮中並不惜一馬當先破而不立，可想而知的是，即使是斯人在世的當口，恐怕也難逃被遺忘乃至譴責的社會待遇。

而說到北大精神，那些曾經早在多年前就明確喊出中國需要“德”、“賽”二先生，並在日後的精神發育過程中逐漸認同與倡行民主化所需具備基本條件：人民素質、法治文化、輿論開放、政黨競爭、司法獨立的北大，到現在卻在幹著什麽樣的事情呢？用校園不是公園的借口，將慕名拜訪景仰觀瞻者用一群保安拒之門外。這實在是反映出北大精神的墮落，也從另一個側麵映襯出我們時代的悲哀。

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本身是個舶來品，是比照西方現代教育製度照方抓藥如法炮製的貨色。但是，在“與國際接軌”的叫囂中，我們卻常常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最終弄出了東施效顰的可笑結局，變成了很具中國特色的不倫不類。在歐洲遊走，會發現那裏的大學要是想拒絕遊人的進入是不可能的，因為那裏根本就沒有圍牆！進入大學園區，隻是相當於到了一個散布著濃烈學習氣息的一個個公共建築物當中，隨便什麽人都可以在其中徜徉穿行，不管是乞丐、吸毒者還是知識分子。在那裏，大學本身就是在“黑暗而漫長的中世紀”宗教統治被顛覆後，作為世俗化的知識普及專業化場所而產生出來的，形成了科學、世俗與宗教的抗衡，並由於其強烈的世俗色彩而與公眾有著密不可分的聯係，甚至大學本身就必須根植於公眾之中，必須得到公眾的認可與支持。大學本身是社會生活中的一部分，決然沒有任何借口把自己束之高閣。而且，在西歐普遍提倡社會發展目標於“教育、福利、社會公正”的理念時，教育自然也就被當作是公共服務領域的必要內容，是全社會的財產，是納稅人的供養產品，是屬於“公共空間”。而擴大國民文化的公共空間，提升“公共建築”的“公共性”，這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文化建設的必行之路，而也必然伴隨官方意誌的淡化。

而在我們這裏，大學卻成為社會精英的金字塔，成為社會裏幾乎每一個人人生中實現個人價值的唯一通天階梯，多少人在這千軍萬馬擁擠的獨木橋上滑落下去抱憾終生死不瞑目，高等教育作為精英匯聚的盛宴地，培養了一代又一代惟利是圖之徒，高等院校也就自然把自己當作是完全有資格遠離社會喧囂而超凡脫俗高高在上的尤物，在占取大量財政撥款並形成了類似廊坊“東方大學城”那樣的腐敗工程時，卻惡狠狠地把納稅人棄如敝屐；尤其在近來，更成為科學向權貴讓步與妥協的交易場，成為官、產、學沆瀣一氣狼狽為奸的名利場，成為這個社會少數人所把持的地盤。應該說，中國的高等院校自始至終就沒有過什麽“公共性”，所以，從西方拿來的高等教育到我們這裏被邯鄲學步成了貴族俱樂部，也就在所難免了。而歐洲那“教育、福利、社會公正”到我們這裏被全盤“語焉不詳”，也成為社會主義製度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