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數據尷尬的“上埋下怨”

統計數據尷尬的“上埋下怨”

                               2004年9月14日

何必

“上埋下怨”的情況讓統計部門尷尬不已……（略。）

中國的統計裏麵存在水份，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每每單位裏做什麽統計、或是上級什麽機構要什麽數字時，都是打發了辦公室裏的勤雜人員隨便糊弄一下就完了，因為即使再認真，到了上級也會對這種基層數據進行有針對性的修改，根據自己的喜好、意願或上方要求做出調整。人們普遍對於統計缺乏必要的認識與熱情，往往把這理解為負擔和累贅，導致了統計誤差的揮之不去。

另一方麵，在唯上唯大的政績觀與社會風俗的影響下，統計數字隻是為了討好上級，故意在這方麵弄虛作假，也是為當今社會上幾乎所有人心照不宣的。

也正是因此，才致使如今統計結果上存在著“上埋下怨”。這種奇特的現實，反映出社會信用的缺失。作為衡量社會狀態的指標體係，原本應該是具有很強的權威性與公信力，可如今卻落到了讓統計很尷尬的地位。這種狀況在全世界也很少見。

其實，在統計工作本身，就存在著初始誤差。在報道裏，劉建功說，以鄭州市為例，全市每年向統計部門提供數據的400戶經常性記賬戶中，年收入最高不過幾萬元，沒有一家超過10萬元的，而那些高收入戶的銀行儲蓄額往往一戶抵幾戶甚至幾十戶普通居民。這樣，若按居民儲蓄存款增幅計算，居民收入增幅數字就顯得偏低。一方麵高收入戶普遍怕“露富”，拒絕或者不配合參與記賬統計。另一方麵，領導幹部不參加記賬統計，也對城鎮居民收入增長數字的準確性有所影響。許多統計部門都反映，領導幹部幾乎沒有配合進行統計的。缺少了這兩個層次的數字，不但實際上造成了城鎮居民收入增長數字過低的情況，更難以分析收入群體性差異和兩極分化的狀況。

於是，這好像有些不打自招的味道。統計樣本空間的設定之初就出現了問題，高收入家庭拒絕配合統計工作，領導對統計工作也不屑一顧，導致了統計起點上就有了麻煩和閃失，在如此起點上進行的所有統計，其結果的準確性可想而知。

但是，統計部門還是不得不麵對銀行儲蓄額變化的現實。如今作為商業化機構，銀行更多地要考慮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大概很難再與統計部門聯手，為了政府業績而共同作假，而且，就像那句經典的話所言，一個謊言往往要用十個謊言來彌補，這對於銀行來說成本太高了，在已經成為很複雜而係統的海量數據處理上，如果處心積慮要改變某項業務數據，那麽就要耗費巨大的內部資源來與之對應。

所以，出現統計數據與銀行儲蓄額變化趨勢不相吻合也就在所難免了。

可是，要想讓統計數據能夠符合銀行儲蓄變動，卻有著很大的難度。比如，2002年3月，媒體喜不自勝地宣稱，國內居民儲蓄達到了8萬億，而此後，這個數額就像火箭一樣竄升，到現在已經跨越了12萬億的坎兒。短短兩年多時間裏，居民儲蓄增長了50％，這應該是極為可歌可泣的事情。

但不爭的事實是，這麽短的時間裏，人們的記憶還有著相當的可靠性。從公眾（也就是習慣語境裏所謂的“絕大多數”人）層麵上說，收入增長幅度卻遠遠沒有如此樂觀。占中國人口三分之二的農民的收入，連續多年出現負增長；今年在包括減免農業稅與直接補貼等多項措施下，農民收入也才有了剛剛超過10％的表麵化增加；而城市居民收入變化情況，中國《新聞周刊》則以“2004降薪寒潮”為封麵標題，對此進行了係列報道。文中援引南京勞社局張士凱的話說，適度的降薪與失業是好事，對經濟發展和成熟勞動力市場的培育有利。姑且不說勞社局這位站著說話不腰疼者所謂是否合理，大致反映出目前中國多數國民總體收入狀況的大致水平。

統計部門說居民對自身收入情況不了解。可即使如此，眾所周知的是，居民收入大致分為工薪、經營性、財產性、轉移性與實物性收入幾個部分。其中，工薪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也占據了居民收入的大部分。而對於工薪階層而言，經營性收入可以忽略不計；而對於一直出於幾乎崩盤的股市上的投資者，說到收入更是苦不堪言；農村家庭經營性收入也隻是在今年剛剛有了兩位數的增加。財產性收入是城市居民出讓財產使用權而獲得的利息、租金、紅利收入及財產增值收益等，這部分收入對於處在理財產品屈指可數的當下的中國大多數城市家庭來說，也是不存在的。轉移性收入指養老金和離退休金、贍養和贈送等，在目前社會保障水平下，這部分資金的增長幅度也是有目共睹。

總之，就算是把居民各種收入形態分列出來，也遠遠達不到50％的儲蓄增加幅度。

有好事者曾經對這幾年居民儲蓄快速增加現象進行過分析，發現這種增長隻是來源於社會上極少部分人，而且在目前銀行儲蓄實名製還有著巨大缺陷的當下，這種突如其來的儲蓄增加值背後的來路很耐人尋味。

如此看來，統計數字被“上埋下怨”也是情有可原，並且很難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