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中國曆史時事和國際政治評論
一些中國人及中文使用者在伊朗問題上存在的嚴重誤區，很大程度在於他們將在中國的一些東西強行代入伊朗問題，並以“民主對抗專製”、“文明消滅野蠻”這樣簡單的、不合實際的二分法加以定性，並情緒化極端化的評論，而不顧事實的複雜性、問題的多麵性。這就導致他們對伊朗問題許多基本事實認知錯位、判斷錯誤、邏輯錯亂、立場錯繆。
近日，以色列大舉攻擊伊朗，伊朗回擊，美國也直接介入，局勢迅速惡化。這讓全球各地都將目光注意到了伊朗，中國及中文輿論圈也不例外。而中文輿論對於以伊衝突、伊朗議題的爭論頗為熱烈，且不同群體多多少少都將伊朗許多事情和人物代入中國問題，基於各自立場和價值觀發揮各自認知和想象，加以評論。
而這些評議往往主觀性強、先入為主，有不少對伊朗、以伊衝突認知的錯位、對事實的無視或誇張、對是非的扭曲，，導致的誤區、誤會。筆者在此想列舉相關誤解，並對問題和事實加以厘清和說明。
第一，許多人將伊朗簡單視為一個專製極權國家，人民和政府完全對立，並將其與朝鮮金家政權、阿富汗塔利班等邪惡政權相提並論。他們據此認為，伊朗政權必須被消滅，這樣伊朗人民才能自由解放。
這並不是完全的事實。相對於正常民主國家，伊朗雖是較專製和權力較壟斷的政權，卻並非完全沒有民主。伊朗的總統、國會議員、地方行政首長（如首都德黑蘭市長），均有人民直選產生，且多數是差額選舉、多人競選產生。雖然候選人要經過教權集團篩選和同意，但仍是大眾一人一票差額選舉產生，且較世俗開明的改革派經常擊敗教士集團青睞的保守派候選人取得勝利。
如伊朗前總統哈塔米、拉夫桑賈尼、魯哈尼，及現任總統佩澤希齊揚，都是傾向世俗的改革派。雖然伊朗總統更類似於實權總統製國家的總理，負責具體事務及執行，最高精神領袖（之前是霍梅尼，現在是哈梅內伊）才是伊朗最高領導人、大政方針決策者，但伊朗總統仍然有很大行政和外交權力，如魯哈尼時期推動經濟市場化改革、改善婦女權利、對外與美歐改善關係等。當然，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也默許了這些改革，也能說明即便保守派也並不排斥一些開明的改變。
而比較而言，中東不少君主製國家如沙特、阿聯酋、卡塔爾、約旦等，有的是沒有民主的專製國家，有的有立憲成分但起碼並不很民主。而埃及、敘利亞等國則是軍人掌權，同樣缺乏民主。顯然，伊朗反而是中東及穆斯林世界民主程度相對較高的。雖無法與高度民主國家相比，也遜色於土耳其等伊斯蘭民主國家，可顯然並非完全專製。而更不用說與朝鮮這種可謂百分百沒有民主的國家對比。
另外，伊朗在國內族群和諧、反恐、對待少數族裔問題上，比絕大多數伊斯蘭國家都更好。伊朗國內主體民族是波斯族，還有阿塞拜疆人、庫爾德人、阿拉伯人，及極少數猶太人。各族群的相處是相對和諧的，各族群都沒遭受顯著民族壓迫（雖然有宗教專製壓迫），恐怖襲擊也很少發生。這在族群對立衝突極嚴重、恐怖襲擊頻發的中東，以及與要麽多數欺壓少數、要麽“小族淩大國”的各國對比，是非常罕見、難得的。
第二，許多人認為伊朗社會完全沒有自由，社會環境非常窒息。這同樣是以偏概全、誇大事實。
自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宗教集團確實以伊斯蘭教法對民眾加以束縛，尤其對婦女權利自由乃至穿著打扮加以限製。但因為之前巴列維時代遺留的一定自由開放社會遺產，以及更久遠的較開明的波斯文明影響，現實中的伊朗並沒有宗教集團所期望的、外界不了解情況者設想的那樣被教法完全統治，而是有著相當的自由度。
而霍梅尼去世後的三十多年，宗教和社會政策相對更鬆懈，有時會嚴厲執法，但更多時基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如今的伊朗青年人“西化”程度頗高，可以輕鬆使用穀歌和YouTube等平台、穿著牛仔褲和入時潮裝。伊朗因為波斯世俗曆史傳統，宗教氛圍也沒有阿拉伯人為主的其他中東國家濃厚，在教權集團沙裏亞法之下，有更多世俗自由的“潛規則”維係社會運轉。當然具體而言，大城市中產階級自由度更高、鄉村較保守。但即便保守的鄉村，也是塔利班統治的阿富汗無法比擬的。
伊朗女性雖然受到一定束縛，一些抗爭者、女權人士還被迫害，但在就學、就業、社會地位、日常生活中，還是頗有一定自由和尊嚴的。伊朗各大學女性占到60%以上，包括最高學府德黑蘭大學。伊朗還誕生了不少女性導演與演員、科學家、工程師，如《一次別離》那樣獲奧斯卡獎的影片中女演員和女性情節的大放異彩、伊朗女性米爾紮哈尼獲全球數學最高獎菲爾茨獎，都是例子。在教育、醫療、科研等重要行業，女性數量和貢獻都不亞於男性，這讓許多伊朗女性有更多尊嚴和自主性，而不需要依附男人。（當然，不止伊朗女性，男性受教育水平也不低，同樣高於中東多數國家）
這當然不意味著伊朗女性未受束縛和打壓，但絕不是刻板印象中那樣沒有權利自由、如奴仆般狀態。而伊朗女性之所以抗爭，一方麵是受到壓迫，另一方麵也是因為有更強烈尊嚴和自主意識、還有抗爭的空間。更加專製和更強控製力的國家，女性及各種異見者連組織起來大規模上街的可能性都沒有，女性地位普遍也更低，更缺乏無意識、能力、條件反抗。而一些經濟發達的伊斯蘭國家，如沙特、阿聯酋、科威特等國的女性，雖然生活自由不算少，但女性就業率低、缺乏獨立生活能力，女性地位和自主性還不如受過廣泛高等教育、普遍就業的伊朗女性。
而伊朗整個社會，雖然確實自由不足，但也並非沒有自由，還要比中東其他一些國家和若幹東方專製國家都多些自由和活力。而伊朗宗教專製色彩雖然濃厚，但相對於遜尼派，伊朗的什葉派宗教又有較強改革和變通性，較積極切合實際需求，反而並非刻板印象中那樣極端和滅殺人性。如伊朗政權對變性人問題、異族異教問題，都比遜尼派更多容忍。
筆者並非認為伊朗多麽民主、多麽自由、什葉派多麽包容，且認為它顯然是缺乏民主和自由的，什葉派的教權專製當然也並不算包容。但具體民主或不民主到什麽程度、自由度如何，不應該簡單的二分而論，而要根據事實得出恰如其分的結論。
第三，許多人認為伊朗是中東霸權主義者、國際上的流氓，無惡不作，還試圖研製核武器，所以頗為邪惡而應打擊和消滅。
而其實，幾十年來，伊朗的外交和軍事行為，相較於中東和世界其他許多國家，並未突出的違背國際法和國際慣例，在外交爭端的核心問題--伊朗核問題上，也沒有違反曾經與西方達成的《伊朗核協議》。1979革命後，由於伊斯蘭政權對抗美國同時也不願與蘇東及中印等國結盟，又與占穆斯林世界多數的遜尼派勢力對立，在國際上頗為孤立。這束縛了其對外投射影響的能力，也迫使其需要注意遵守國際規約，以免被美國和以色列等敵對國家借機攻擊。霍梅尼時代一度“輸出革命”，但很快也在內外交困中實質停止。
這客觀上反而讓伊朗比其他國家都更自守而非霸淩他者。1980-1988年兩伊戰爭，伊朗就是被侵略的受害者、防禦方。而薩達姆的伊拉克在當時卻受到美國和沙特等國支持，侵略伊朗。1988年美軍擊落伊朗客機，造成290人（其中包括252名伊朗人）死亡，但因伊朗孤立處境，此事不了了之。在1990年代的阿富汗亂局中，相對於沙特等國大肆輸出瓦哈比極端主義、巴基斯坦扶植塔利班，伊朗卻頗為克製（哪怕發生了伊朗外交人員遭塔利班屠殺事件），而未對這個弱小鄰國內政橫加幹預。
一些人將攻擊伊朗和二戰中打擊納粹德國與日本做對比。這顯然是類比錯誤。幾十年來，伊朗並未對他國發動過侵略屠殺，並沒有殺害幾百萬無武裝的異族人士、侵略他國殺死幾千萬他國軍民這樣的罪惡。至於伊朗神權統治者對以色列的威脅性言論如“毀滅以色列”等，也隻是停留在口頭，而並非付諸實際。反而是以色列暗殺了不少伊朗科學家和軍事人員。
而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敘利亞阿拉維派、伊拉克親伊朗派別、也門胡賽等組成的“什葉派新月”勢力，則是為對抗沙特阿聯酋等國的遜尼派及以色列方麵，組成的弱勢方、少數派的防禦性聯盟。雖然“什葉派新月”的建立和活動，確實加劇了中東不安，但對等看待中東及域外各國各方的行為，伊朗和什葉派勢力的自保反擊是可以理解的、不應單方麵苛責的。
而伊朗核問題，隻要去看特朗普之前美國與伊朗的談判情況，以及其他西方國家及聯合國的相關交涉記錄，以及相關媒體報道和分析，就可明白伊朗早已在談判中同意並履行放棄核武研發的要求，並以此換取解除製裁、和平利用核能。但2017年特朗普上台後，於2018年撕毀伊朗核協議並重新製裁伊朗，完全蔑視契約，也打擊了伊朗傾向和平、親西方的改革派，助長了強硬派。伊核協議的談判過程中也能看出，伊朗是講道理的、有誠意的。這與另一研發核武國家朝鮮拒絕履行六方會談承諾、不斷核武試射、訛詐各方，形成鮮明對比。
第四，許多人認為，以色列和美國攻擊伊朗，可以消滅伊朗教權專製勢力，促成伊朗自由民主，伊朗人民得到解放、婦女不受束縛。
這其實是中文網民將自己一些在中國問題上的認知和企圖，強行投射到伊朗問題上，為抒發自身情感和訴求，不顧事實本身。
以色列內塔尼亞胡政府和美國特朗普政府，都是強烈的本國與本民族優先、以自身國家利益至上、不惜損害他國權利及別國國民生命、不吝破壞國際法的勢力。從他們各種言行和表現出的價值觀可以看出，他們根本不關心伊朗的人權、自由民主。乃至內塔尼亞胡和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自身都對女權、多元民主、權力製衡頗為反感，在國內大行威權和打擊異見。
至於他們講話中提到伊朗政權專製腐敗、壓迫人民，隻是他們攻擊伊朗的借口、分化伊朗人的手段。他們並沒有製定讓伊朗政權更迭、從專製到民主的任何具體可行的計劃，也沒有對政權之外的伊朗國家和人民做到尊重愛護，而隻是希望打擊和削弱這個敵對國家，讓其陷入進一步的貧困和內亂，並不惜傷害伊朗平民、損害伊朗國家利益和波斯民族尊嚴。雖然以色列和美國特朗普政府的攻擊和製裁，客觀上確實打擊了伊朗教權統治集團，但受害更大的是伊朗國家和人民。
美國和以色列長期對伊朗的製裁和攻擊，還出現阻礙人權進步的副作用，即讓伊朗國內強硬派有了對外封閉和強化內部鎮壓的理由和動力。伊朗選出多位改革派總統，如魯哈尼和佩澤希齊揚，都明顯表現出希望與美國及西方改善關係的意願，但恰恰是特朗普兩次上台、共和黨鷹派掌握外交和軍事，摧毀了通過和平有理方式促成伊朗進一步開放革新的可能，讓伊朗保守派得勢和有借口推行頑固保守政策。
美國、以色列、其他敵對伊朗的國家，對伊朗製裁封鎖和軍事打擊造成的經濟萎靡、物資短缺、人民貧困、國家和國民尊嚴喪失，也導致伊朗內部矛盾激化和衝突，伊朗國內不同群體及個人間有更多互害，掌權的教權勢力對民眾的傷害比外交環境較好時更殘酷。伊朗人民則遭受內部教權專製和外部帝國霸權的雙重壓迫，不僅沒有得到民主自由解放，還更加貧困和痛苦。
這樣的實情，伊朗的許多反對派人士也都看出，並在近日以色列大舉攻擊伊朗之際發聲，明確反對以色列和美國特朗普政府攻擊伊朗。如2023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的伊朗女權抗爭者納爾吉斯·穆罕默迪（Narges Mohammadi）、被長期監禁的伊朗改革派政治人物穆斯塔法·塔紮德（Mostafa Tajzadeh）、因反抗政府多次入獄的伊朗學者薩迪格·齊巴卡拉姆（Sadegh Zibakalam）等人，都明確反對以色列攻擊伊朗，也認為以色列的攻擊及美國擬參與攻擊伊朗，並不能為伊朗帶來自由解放和民主。隻有前末代國王巴列維的王子禮薩·巴列維（Reza Pahlavi）等少數反對派支持以色列對伊朗的攻擊，多數人都是反對的。
當然，諾獎得主納爾吉斯等人也批評伊朗神權政權在本次以伊衝突中的表現，但批評的是神權政權未能保護好人民、讓外敵趁虛而入（如納爾吉斯說，“四十六年來，你敲打了戰鼓，卻沒有為人民建庇護所，把人民當宣傳工具，必須推翻”），而非要求政權向以色列和美國投降。
伊朗當然需要民主，但並不是以色列和美國特朗普政府這種通過不講道理的（如無故撕毀伊核協議）、暴力攻擊、全麵製裁等“極限壓迫”方式，而應該是有壓製也有接觸、將製裁與經貿和其人權掛鉤、扶助伊朗進步力量且尊重伊朗人民自主性，逐漸促成伊朗變革。
而且，無論出於什麽動機，以色列攻擊伊朗，以及特朗普政府之前暗殺伊朗革命衛隊蘇萊曼尼等行為，都是違背國際法、沒有正當理由、嚴重損害國際和平和他國主權、也不利於人道人權的行為。如果以“感到威脅”即可攻擊他國，那麽同理俄羅斯普京政權攻擊烏克蘭，也成了“正當”嗎？如果一方麵支持烏克蘭反對俄羅斯，同時又支持以色列攻擊伊朗，顯然是雙重標準，失去了道義。且此例一開，更多國家都有此理由攻擊鄰國及有仇怨國家，世界更加戰火紛飛。
第五，不少中國反對派認為，伊朗和中國及俄羅斯組成“邪惡軸心”，共同對抗西方，並認為以色列和美國打擊伊朗可以打擊和震懾中俄，比前麵幾個問題的誤區更更加不顧事實、遠離真相。
伊朗和中俄無論曆史上還是現在，都並不算親密，隻是近些年出於共同對抗西方的需要，有了鬆散的合作關係。所謂“中俄伊鐵三角”，隻是一些中共五毛粉紅、反對派人士、各種帶自身立場和不了解實情者的牽強附會。許多年來，伊朗一直麵對美國和以色列攻擊和製裁，中俄並沒有實際和有力的支持伊朗，最多隻是進口其石油、偶爾進行聯合軍演，但從未直接對其軍援和保護。而且伊朗時常表現出願意和歐洲合作的傾向，如石油開采、基建等，這也正是引起中俄厭棄的原因之一。另外，伊朗比中國有更多實際的民主（參看第一部分爭議），也是中共與伊朗並不親密、中國政府支持者反感伊朗的重要原因。
本次以色列襲擊伊朗後，中俄除了口頭譴責以色列、名義上支持伊朗，並未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麵有任何實質支持動作。中國政府支持者（五毛粉紅）還嘲笑伊朗的虛弱，嘲笑伊朗選出對西方友善的改革派總統及與西方改善關係的意願。
即便伊朗現政權垮台，也不會動搖中共在中國的統治、普京在俄羅斯的統治，就像伊拉克的薩達姆、利比亞的卡紮菲倒台也並沒有影響中共和中國、普京和俄羅斯一樣。而伊朗現政權垮台雖會一定程度影響中國在中東的影響力，但也很有限，沙特、阿聯酋、埃及、卡塔爾等國都比伊朗更是中國合作夥伴，且更穩定可靠，符合中國經濟優先、穩定優先的外交立場。何況伊朗現政權若被推翻、有了新政府，伊朗與中國經貿合作未必會少甚至還增多（參考薩達姆倒台後中國大規模進軍被解除製裁的伊拉克石油市場）。而且削弱中國在中東影響力，損害的隻是中國國際競爭力，不會促成中國自由民主。
而且美國協助以色列打擊伊朗，並不意味著也會同樣如此打擊中俄。特朗普一邊打擊伊朗，一邊繼續對普京和俄羅斯友善，而拒絕積極支持烏克蘭，就是例證。而在對華政策、台灣問題上，特朗普也並不會像對待伊朗一樣對待中共中國。中俄都比伊朗強大，對美國及特朗普政府也更有合作價值，特朗普又欺軟怕硬，當然不會同樣對待更不會武力攻擊中俄。
特朗普還很欣賞習近平、普京、金正恩這樣的政治強人，連朝鮮都不願攻擊和顛覆，更何況對中俄這樣更強大、政權領導人更合特朗普喜好的國家。特朗普及其閣僚攻擊伊朗，更反映其“看人下菜碟”且專門針對還講道理、有些民主色彩的國家和勢力下狠手，而對真正邪惡獨裁者卻選擇放過的醜惡本質。
以上這些誤區及筆者的批駁，隻是涉伊朗問題爭議的一部分，以及相對簡略的評析。因篇幅限製點到為止。以上這些也可通過各種渠道如查詢相關報道、調查數據查核。
一些中國人及中文使用者在伊朗問題上存在的嚴重誤區，很大程度在於他們將在中國的一些東西強行代入伊朗問題，並以“民主對抗專製”、“文明消滅野蠻”這樣簡單的、不合實際的二分法加以定性，並情緒化極端化的評論，而不顧事實的複雜性、問題的多麵性。這就導致他們對伊朗問題許多基本事實認知錯位、判斷錯誤、邏輯錯亂、立場錯繆。（而且，中國問題尤其中國涉外問題，同樣不能簡單以“民主專製”、“文明野蠻”二分，不要以為美歐日對華強硬就是好意、打擊中國就能促進民主。自由民主問題和國家民族利益問題是兩回事，民主國家並非善良和平（相反可能因更具合法性、民意支持，而比重視內部穩定的專製國家更咄咄逼人），歐美還多一些博愛但仍以自身利益為核心，而日本和以色列經濟發達、國民權利保障好，不意味著博愛外國人，相反往往為了本國本族利益（且很多是不正當利益），對外國更多侵犯、對外族人更多欺淩）
另外，因為伊朗長期與西方尤其美國處於敵對狀態，又與伊斯蘭教遜尼派分立對抗，在西方主導世界輿論、遜尼派主導穆斯林世界輿論情況下，伊朗又確實專製和存在壓迫人權情況，於是伊朗很多負麵東西在國際上被放大、正麵情況被主流輿論無視，讓對伊朗國情了解有限的人產生強烈刻板印象，所知的是片麵的事實。而許多中國人包括自由派、反對派人士，既親近西方又缺乏足夠信息渠道，又簡單將伊朗等同於中國，進一步的、比其他人更加的對伊朗惡感強烈，而忽視複雜的實情，也就總是錯誤的評判伊朗問題。
筆者與伊朗並無利益關係，顯然不必為伊朗“洗地”。筆者之所以對這些問題加以厘清，是因為真誠的知識人和國際觀察者在眾口一詞、輿論“一邊倒”的情況下，更要求真務實、堅持客觀、促進衡平，而非添油加醋、跟風點火。而且無論在中國國內事務、他國事務、國際問題上，基於事實基礎上對弱勢而較有理方多些仗義執言、對強勢而違理方多些檢視批判，本就是知識分子、媒體人、有良知者應有的立場和行為準則。
筆者也希望，無論持何種立場的國人世人，都應當在承認基本事實、符合邏輯、有理有據前提下表達觀點和抒發感情。錯誤的認識、想當然的判斷、一廂情願的期望，並不會帶來正義和美好結果。
（關於伊朗曆史和現實的更多問題及評論，還有美國對伊朗政策，筆者在《致伊朗執政者和抗爭者的信》、《伊朗百年曆史變遷與女性命運的跌宕》、《特朗普2.0時代恐將爆發美伊全麵戰爭》等評論文章及詩歌《伊朗婦女頌》中，都有更詳細的記述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