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平和我 by 沈君山 (轉載)

衛平和我

 

沈君山

 

　　在中國的圍棋發展史上，聶衛平是一個有代表性的人物。圍棋是世界上現存鬥智競技中曆史最悠久的，源起於我國，隋唐之際傳入日韓，在相當於明朝中葉的安土桃山時代，日本的圍棋開始製度化，產生了四大家，互相競爭。明治維新，棋亦隨之進入現代化，成立棋院，推動新聞棋賽，成為一職業性的競技。反觀我國，從清末以至民國，圍棋一直是依附於商賈之間的消閑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尚無力及此，中日雙方的棋力，乃漸拉遠。在這一段期間，吳清源和林海峰等華裔棋士相繼揚威東瀛，他們的成就，是華人的驕傲，在藝術境界上也為圍棋放一異彩，但畢竟是從日本的圍棋製度和在日本的環境中孕育而成。聶衛平是第一個完全由中國“本土”培育出來、而在較長時期的比賽中連續地擊敗了日本最強棋士的第一人。圍棋是兩個棋士個人間的鬥智，但作為職業性的競技，卻也反映出整個社會的時代背景。一般說來，西方文化較以個人為本位，而東方文化則較以群體為本位。從明治維新福田諭吉提倡“脫亞入歐”起，日本就在各方麵西化，戰後更是完全接受以個人競爭為主體的資本主義。職業棋士比賽的勝負直接影響到他們的收入和生活，而且在90年代以前，日本所有的大比賽都是國內比賽，所以棋士參與比賽，都是從個人利益的立場出發。中日圍棋交流剛開始的時候，因為雙方棋力有一段距離，日本是以“指導”的心理來對待中國的。中國方麵的心情不同，那時中國“文革”剛剛結束，對外開放才將開始，國際的比賽，例如乒乓、排球等都洋溢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的色彩，每次獲勝有著中國人“終於站起來了”的象征。

 

　　這個時候，中日圍棋擂台賽應運而生。在自傳裏，聶君自認他的棋力在70年代末已達到顛峰，但真正更上一個台階，還是在80年代後期的擂台賽。可以說擂台賽造就了英雄式的聶衛平，聶衛平也造成了英雄式的擂台賽。嚴格地說，擂台賽不能算是真正兩軍對決的比賽。因為譬如十人比賽，一隊九人皆弱，一人特強，這特強的一人就可把比賽贏下來，但並不代表輸的一隊就實力差。然就刺激性、緊張性而言，擂台賽遠勝其他方式的比賽，尤其當時的中日對抗，以平均實力而言，日本毫無疑問尚勝一籌，聶衛平把守最後一關，有如在懸崖上持劍對決，雖然隻是一個人，背後卻擔負了十億中國人民加三千萬海外華裔的期望，憑其韌性、氣勢，連勝三屆十一場，海內外華人，無論知不知棋都為每一場的勝負懸起了心，使得圍棋這項原屬個人遊戲的競技，一下成為家喻戶曉的比賽。再加上聶君學棋的過程，充滿了戲劇性，與日本棋士正成對比，日本的職業棋士都是從小進入棋院，穩定成長，是製式化的“產品”。聶衛平卻是在極端混亂的“文革”期間，左衝右突地冒出來。用武俠小說做比，小林、武官等日本一流棋士，就像少林寺的和尚，一個個從小出家，吃素練武，最後通過了十八羅漢銅人陣的考驗，才算學成出師。聶衛平則是一位野武士，在荒山大澤中自行磨練而出。當聶衛平在擂台賽上與這些棋藝屬於“名門正宗”的頂尖高手對決，而把他們一個個掃下懸崖，其懸疑性、戲劇性，即使小說裏想象出來的最精彩情節，亦不能過之。

 

　　當時在海外，對於聶君學棋的經過有各種傳說，其中之一是當聶君下放到北大荒的山河農場時，因為沒人下棋，就自己跟自己下，左腦擇黑，右腦擇白，左右互博，後來與日本高手對抗，若一對一，隻想自己該怎麽下，原無必勝之道，但他既養成了左右互博的本領，一路想下去，就成了兩個聶衛平互相商量著來下，正像金庸筆下的周伯通，那對手就吃不消了。這個故事雖是傳說，也有幾分真實性，因為照這本自傳看來，他在山河農場要走幾百裏才能和高手下一盤棋，晚上看著屋頂自己想棋，肯定是必有的事。專業棋士落子，為了考慮周詳，常常有意想不到秘方，像已去世的日本前輩棋士木穀實，當年號稱“鬼童”，與吳清源先生齊名。但他下棋極慢極慢，有時候很明顯的一手棋，也要想上兩個小時，因此當時每盤棋十幾個小時的時限，他總不夠用，不到中盤，就讀秒了(所謂讀秒，就是每步棋必須在一分鍾內落子)。

 

　　吳清源問他為何如此，木穀告訴吳先生，他想棋和別人不同，先從最不可能的一手想起，這一手不行了，再想其次不可能的一手，如此過濾到最後，自然產生最好的一手。這種過濾式的想法固然不會有漏著，但有個前提，必須精力和時間都無限才行。所以木穀每盤棋都要讀秒，讀秒了，隻有憑直覺落子，這套過濾式的想法，當然不能用了，但正因為每盤棋都要臨此苦境，經驗多了，木穀下讀秒棋的本領，也是天下無雙。1962年我從美國回台灣，經過東京，因為木穀先生的女兒禮子訪問美國時，曾和她下棋並招待，木穀先生特地請我到著名的木穀道場，去吃日式烤牛肉，我曾以此故事相詢，木穀先生聽說這是吳先生講的(後來吳先生還寫入他的書裏)，哈哈大笑，用日本話說了一大串，據翻譯說，是講他早年與吳先生研究新布局的事，似乎也沒有否認。

 

　　當年道場一大群小孩，擁來擁去，吃烤牛肉時，就在門口探頭探腦，被木穀夫人吆呼趕走。吃完牛肉，照例以棋招待，就叫了一位六七歲的小孩來和我下棋。木穀給他介紹，說我是美國“本因坊”。當時沒有電視更談不上網絡，“美國”一詞在小孩心目中，可能是一個遙遠而偉大的象征，他眼睛咕嚕咕嚕地轉了兩下，鞠了一個大躬，就在下首坐了下來，木穀先生要我讓小孩三子，當時的我，讓一般所謂神童小孩三四子也是平常的事，不過翻譯先生在後麵叫我小心，這位小孩剛剛從韓國來，授五子贏了阪田榮男，似乎也贏了林海峰，這令我頓生警惕。這盤棋一上來，因為妖刀定式的鬼手，小孩不察，死了一大塊。他的人緣似乎不太好，圍在後麵看的比他大幾歲的一群少年，幸災樂禍地有的做鬼臉，有的嘰嘰喳喳，被木穀先生瞪了一眼，才沒有了聲音。這小孩雖死了一塊棋，卻一點也不放棄，還是撐著走，慢慢地有些挽回，但不小心，後來又死了一塊，木穀先生指責著要他投子認輸，但小孩含著淚，咬緊牙，硬是不肯，還是要下，這在日本傳統規矩裏，可能是對上手的不敬。木穀生了氣，大喝了聲，小孩扁著嘴還是硬下了一子，然後哇地大哭起來，後來是木穀夫人進來，把他帶走，那一夥少年小孩狐假虎威強指點點地罵著這小孩，一窩蜂地走了。

 

　　這個下棋的小孩，就是後來直到今天也還在稱霸日本棋壇的趙治勳。大竹、加藤、武官、小林等在本書中和聶衛平作殊死戰，先後曾在棋壇各領一段風騷的棋士，一定也夾雜在這群嘰嘰喳喳的少年小孩中吧。

 

　　三十七年過去，斯情斯景猶如目前。當然業餘棋士的記憶，是有選擇性的，贏的棋記得特別清楚，輸的棋很快就忘記了，不過，這是千真萬確的一段經曆，在日本雜誌上也曾有報導，授三子能把趙治勳殺得哭，恐伯也是一份機緣吧!

 

　　言歸正傳，聶衛平在第一、二屆擂台賽中的表現，如有神助，建立了曆史性的功績，但也是曆史性的機緣。日本的棋士以圍棋為國粹，棋力高他國一籌，先驕後餒；而中國方麵，經過傳媒宣傳，可以說集舉國之期望，看棋士們備戰的過程就知道，不隻是聶衛平、馬曉春等個人的事，還存在著中華民族對抗大和民族，社會主義的群體性對抗著資本主義的個體性等等各式各樣棋盤外的象征，上綱上線，都投射在既單純又神秘卻確確實實是黑白分明的棋盤上。而最後是中國人贏了。

 

　　這樣，聶衛平成了英雄，他豪邁爽朗的個性，也正適於扮演英雄。但是在現實社會裏，英雄是不好做的。有一段時間，哪兒都找他去，領導找他，群眾也找他，聚會的時候，上千上萬的人圍著他，他傻乎乎地笑，人家說他和熊貓一樣是國寶，也真像。

 

　　那個時候，我和聶君已經是很知音的橋牌夥伴，有一次我私下問他 “你的棋怎樣?會不會退?這是你的根呀?”他苦笑著回答：“退倒不會退，可也不會進，我沒辦法呀！”這話從自信極強的聶衛平口中說出來，就表示單從精力一點來說，棋的整體力量已經在走下坡了。記得大概是十年前吧，我曾寫了封信給主辦擂台賽的郝克強先生，說聶衛平的個性和棋風，就像大漠英雄，他對外比賽能不斷創造奇跡，主要也是靠他那股大漠英雄的氣概，但現在在京城的浮華世界被燈紅酒綠的捧，棋力非退不可，“自古英雄怕進城，你們要注意保護他哦”。後來在“應氏杯”的決賽中，此言不幸而言中。

 

　　我和聶衛平相識於棋而結緣於橋牌，橋牌是聶衛平的業餘嗜好，而且不隻是一般的嗜好。我還沒有見過一位業餘橋牌手，像他這樣的喜好和投入。關於這點，略識聶君的人，大概都同意，對此有意見的，也頗有其人。我的看法，像聶衛平這樣一位喜歡競爭而且勝負心特強的人，橋牌——這於他是“勝固可吹，敗亦可諉”的業餘嗜好，對調劑身心是有正麵作用的，隻不過他的個性，豪邁勝於謹細，有時候對自己也放縱些，別人怎麽說也不大在乎，當然閑話就特別多了。

 

　　衛平和我第一次見麵是在1983年香港金庸先生的宴席上。金庸、衛平和我都是因棋結交，金庸有一段時期極迷圍棋，他有特殊的癖好，就是拜高手為師。曆史上徒弟段數最多的，大家公認是木穀實，總共超過二百段。和木穀實相比，世界上師父段數最多的，現在肯定是金庸。我幫他算算有一百段以上!金庸之有此成就，是因為他完全不守武林中入門以後從一而終的行規。不分門派不分輩分，隻要藝高，他就要拜為師父，而且學不學得到本領不論，拜師的儀式卻一點不肯馬虎，往往堅持要行跪叩的大禮。有一次，他要拜王立誠為師，林海峰和我都被請去做觀禮的嘉賓，那時他已拜了吳清源、林海峰為師。王是林的弟子，林又是吳的弟子，論年紀王也不到金庸的一半。金十分誠意地要拜，王卻怎樣也不敢受，僵了好一陣，最後還是搬了一張太師椅來，立誠端坐其上，金庸畢恭畢敬地鞠了三個大躬。海峰雖已是師父，但此時升格為師祖，又受了三鞠躬；立誠出國赴日學藝是經過我的手試，所以我亦沾光地受了金庸斜斜一拜。衛平的自傳中，說金庸堅持對他要行跪叩拜師之禮，經過想亦如此。

 

　　衛平與我和金庸雖是因棋結交，當然我們更是金庸武俠小說的忠誠讀者。自傳裏聶衛平講起他和我交往引用的典故，亦出自金庸的《笑傲江湖》。

 

　　這要從1986年香港一個叫“地中海杯”的國際橋牌賽說起，這是我和衛平第一次正式搭檔參加橋牌賽。那時聶衛平在香港已經是名人，我在台灣也有各方麵的關係，而當時兩岸之間尚未開放。單純的橋牌賽，招來好些記者，他們問的問題，當然離不了兩岸與政治。一位記者有點挑釁地問：“台灣不是把共產黨叫‘共匪’嗎?你怎麽和聶衛平下棋打牌?”我回答：“政治是暫時的，民族、文化是久遠的，我和聶先生都是中國人，圍棋是幾千年的中國文化。”聶君在自傳中認為這回答很政治，但這是內心誠實的話。假若那時我在政府中任職，也許不會說得那麽白，但當時我並沒有擔任公職。後來這些話在台灣報紙上登出來了，當時也有些傳言(並不完全真實)，聶君有些擔心，曾問我和他做朋友有沒有不便，我解釋了一下我在台灣的情形，說這樣的活動對個人的安全自由不會有什麽不便。當然對任公職可能有一些影響，不過時代在變，所謂“不便”也在變。人在世間有政治地位，有社會地位，也有曆史地位。政治地位是暫時的，隨位置而變，得位時高，失位時就消失了；社會地位是長期的，建立起來後，隻要束身自愛做你自己，總在那兒，別人奈何不了你；曆史地位則是永遠的，但不是隻靠努力可得，更不是人人可得，要靠機緣，就看怎樣把握機會，一過去就沒有了。“而你正在創造曆史地位的邊緣。”我對衛平說。對我們相交，則引用了一個《笑傲江湖》中的故事。講兩個江湖人分屬敵對兩派，但均妙於音律，因樂結誼，琴蕭合奏，共創了笑傲江湖之曲。這個故事後來以悲劇結局，但此兩人的友情，令人心向往之。我心目中，與衛平友誼的關係，與之頗為近似(當然悲劇結局除外)。

 

　　我們之間背景、專業都不一樣，甚至個性和對一些事的價值判斷都不盡同，但在橋牌桌上，確實心靈相通。和衛平做橋伴是很愉快的，他不是專業橋手，橋牌的理論不高，但橋牌的智商很高，思路清楚，極少昏招。他與一流橋手對抗的經驗不多，但從圍棋征戰養成的killing instinct (殺手直覺)，關鍵時刻白刃一閃，絕不手軟。最特殊的是，自信超強，每次贏了牌，看他真心高興，自吹自擂仿佛君臨天下，其愉悅的心情傳染開來，令人覺得天地皆春。我們做伴打牌的機會平均一年隻有一兩次，兩人間完全沒有什麽特約叫法，但在牌桌上，他想什麽我大致猜得到，而他的判斷，我也大致信得過，所以成績往往出乎意料的好，這種天地皆春的感覺也就常有。最令人懷念的一次，是1988年在日本，他已連贏了三屆擂台賽，那次是參加“富士通杯”，我正好去京都開會，打聽到在棋賽結束後的第三天，有一場“高水準”的重要橋牌賽，在衛平贏了“富士通杯”初賽的午夜，我通過電話找到了他，臨時決定取消其他約會，去參加這次橋牌賽。到了賽場，才知道這是日本為參加世界奧林匹克橋牌賽辦的選撥賽，我們以客卿身分參賽；聶衛平還臨時拉了武宮正樹去做捧場的觀眾，武官略識橋技，每打完一圈，聶衛平就給他夾吹夾評地講一圈。那天我們打牌如有神助，最後得了冠軍，把武宮佩服得不得了，讓聶衛平以後一定要教他學好橋牌，聶衛平哼哼哈哈地說了幾句日語，似乎是這很不容易的意思。

 

　　頒獎時我們領了獎品，致謝詞時還開玩笑地問：“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代表貴國去參加奧林匹克了?”把主持人問得直搔頭。賽後林海峰請吃飯，聶衛平一人又吹又擂地吃了五客生魚片，把林海峰看得一愣一愣的。回到林家，他又趕著打國際電話給《人民日報》發消息，聶衛平贏了棋是很少吹牛也從不自我宣傳的，但贏了牌就不一樣了。我為此歡樂氣氛感染，也給台北的報紙去了電話，結果第二天兩報都登了我們贏了日本奧林匹克橋牌選拔賽冠軍的新

聞。

 

　　像這樣愉快的經驗，衛平和我分享過多次，但我也曾陪他度過他圍棋生涯中最沉重的一夕。這在自傳中他也提到了，就是1989年8月第一屆“應氏杯”最後在新加坡的決賽。這個冠軍可得到40萬美金，為曆史上獎金最高的比賽，是應昌期先生為中國人、尤其是為聶衛平舉辦的。而聶君亦不負所期，一路過關斬將，到新加坡時，決賽的五盤三勝中他已以2：1領先對手，剩下兩盤隻要再贏一盤，就可以大功告成。大家都以為他冠軍已經到手，不料兩盤皆北。這一失敗，是衛平圍棋生涯的一個轉折點，也是“應氏杯”和兩岸圍棋交流中的一個轉折點，以後影響到許多事。當時我是應昌期圍棋基金會董事長，是“應氏杯”名義上的主辦人，但在大陸舉行的初賽和複賽，因為時任政務委員，無法參加，最後決賽在新加坡舉行時，我已離開公職回到學校教書，可以自由地去了。因此我大為興奮，還組織了一個橋牌隊，包括60年代一起馳騁世界橋壇的亞洲橋王黃光輝和戴明芳等，前往獅城，準備給衛平舉辦一個慶功橋牌賽。棋一輸，牌雖照打，但談不上慶功了。比賽過後，棋士橋友紛紛歸去，最後一晚人都走完了，隻有衛平的機票訂在次日，他原預備好好地玩一下，這時隻有我一人留下陪他，當天晚上我還是和他一起去吃他最喜歡的日本料理，他一口氣吃了兩客生魚片，也談了一些平常都不談的話，但沉沉悶悶的，熱帶的暖風從棕擱樹頂吹下來，吹得人一身疲乏，兩人都早早就回去睡了。

 

　　獅城失利，衛平說走錯機場，得了感冒。這次他來獅城，賽前就恍恍惚惚的，說是冤枉跑了趟曼穀，在香港牌也沒打好。這使我想起1981年和陳祖德先生的談話。那一年陳君在香港金庸家養病，金庸趁機邀我也去小住幾日。每天清晨和傍晚，陳君和我從太平山山巔的金宅出來，沿著山頂小徑一邊散步，一邊聊天。陳君給我的印象，與其說是一個專業棋士，不如說是一個知識分子。許多人認為，沒有“文革”，陳君將是中國第一個打倒日本的棋士，但他最美好的奕棋時光，都在“文革”的折磨中消逝了。盡管如此，陳君

依舊是一個認真的共產黨員。我們談到社會主義體製，尤其結合中國傳統觀念的社會主義體製下圍棋的發展。這種結合，有許多優點，包括對棋藝棋士本質性的尊敬，棋士個人的生活安定，不依賴棋的輸贏等等。但是，一旦開放，接觸到一切以金錢衡量的國際競爭社會，這種結合的價值基礎，勢必受到衝擊，其體製運作也勢必要調整，否則難以持久維持平衡。這次“應氏杯”決賽，多少感覺到這平衡的動搖。

 

　　在自傳裏，衛平對他的婚姻和感情生活，有很坦白的敘述。這是另一個我和衛平相交不觸及的領域。但是對孔祥明女士，我有另一番獨立的尊敬。她是第一個中國圍棋的世界冠軍——女子冠軍。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孔祥明在女子圍棋界是無敵的。和衛平結婚後，她放棄了事業相夫教子。做天才的太太是不容易的，衛平是天才，而且是不會照顧自己又相當任性的天才。孔女士相夫，最重要的是在棋藝上激勵督促丈夫，衛平在擂台賽的傑出成績，孔祥明是很重要的因素，這在自傳裏，衛平也承認。大家都知道，孔祥明對橋牌十分反感，我相信她絕對有充分的理由如此。我和衛平做橋伴七八年，衛平的朋友和中國棋院的棋士，大半都認識而且熟識，但衛平從未給我介紹，而我也從未見過他這位應算是圍棋同好的妻子。“應氏杯”決賽最後一局失利之後，我在旅館房間裏忽然接到衛平的電話，聲音低沉，要我到他房間裏一下，我去了，氣氛實在不好。這盤棋對他們太重要了，我在這樣尷尬的情況下，第一次和孔女士見麵，他們也許要我緩和一下氣氛，但安慰的話似乎也多餘了。

 

　　1992冬我到北京，離京前夕的晚宴上，棋院的朋友告訴我聶衛平和孔祥明分手了，剛剛辦完手續。我忽然興起非得去看孔祥明一下的念頭。時間已經很晚，孔的住處離宴會場合又很遠，難得王汝南和羅建文兩位棋友幫忙張羅到一部大概是吉普、也可能是貨車的高高的車子，他們兩位陪著我，一路顛著，走了四五十分鍾，好像還走錯了路，最後到一座體育館外麵，孔女士已經聞訊在等著。北京的冬夜本來就冷，那天又是特別冷，我們就在體育館屋簷下，在刺骨的北風裏談了十幾分鍾話。我大致是說，我是以一個台灣棋友，而不隻是衛平的朋友，向她致尊敬之意。因為她替中國人爭得第一個世界冠軍，也因為她幫助造就了另一個偉大的棋士。這些成就是她自己的，而這份尊敬也是對她個人的，不因其他關係的改變而改變。她當然是謙虛了一番。我因為第二天就走，帶來的禮品已經送完，便臨時湊合著送了她一瓶“金門高粱”和一本蔣夢麟的《西潮》。“高粱”原來已經送給王汝南，再要回來；《西潮》則是帶在旅途上解悶的，已經有些磨損。後來，每年孔女士和我在聖誕節都通訊問候。兩年前，她首次訪台，我們又第三次見麵。她告訴我還保留著那本《西潮》，煩悶時翻閱，書裏的內容每次都給她一份激勵。

 

　　衛平的自傳裏，讀者最感興趣的恐怕是他的師友部分。衛平和當時中國的領導人，很多都有因棋橋結緣的友誼，在自傳裏，交往瑣事娓娓道來，平凡中有親切的人情味。金庸小說裏有一個令狐衝，一個郭襄，是代表率性自由最最可愛的兩位男女。去年秋天(1998年)金庸訪台，在電視上偶然說起他小說中自己最喜歡的男主角是令狐衝，最想娶做太太的女主角是郭襄。一時政壇逐權之士，紛紛自喻令狐衝，而又紛紛也想把太太或女兒塑造成郭襄的形象。殊不知隻是在小說中，令狐衝才會逢凶化吉，權力才會自動地落到他頭上，而他最後還是選擇放棄權力，才得還我自由。郭襄誠然可愛，但試想三更半夜，邀集了殺犬屠豬之輩，到家裏來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官先生如何自處?而官太太又如何做得下去?現實世界的生活，畢竟與理想不同，讀衛平的自傳，觀其生活起落，不禁有深深的感觸。

 

　　寫自傳最困難的，是如何在坦白與保留間拿捏好分寸。曆史上寫自傳的，大都以保留居多。我的同鄉、漢朝的大思想家王充算是一個例外。在《自紀篇》裏，他敘述家世遷居浙江上虞的由來：“祖父泛，以賈販為業，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塘，勇勢淩人，未複與豪家丁伯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這些在今天看來相當平實的話，害得王充挨了近兩千年的罵，劉知幾在《史通》裏就責備他“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但事實上，隻有說實在話，才會賦予傳記生命，才會讓傳記活起來。衛平生性爽朗，在自傳裏，無論對人對己，對事對情，或追述或回憶，把當時的經曆用自己的感覺坦坦白白、行雲流水地說出來，生動可讀，絕對是活的傳記。但必然也會引來爭議。或者我們可以說，這是衛平從他的眼睛、他的角度所看到的世界吧!

 

　　衛平的自傳，寫到90年代中葉為止，至此，他作為英雄選手的時代已經過去。人生的舞台原是在旋轉的，從一個場景轉到另一個場景，不可能老扮演同樣的主角。最主要的是在舞台旋轉時，尋到此時此刻此場景最適合自己的角色，快樂地扮演好這個角色。聶君正值壯年，他的大局觀、大賽實戰需要的心理建設等，中國至今仍無出其右者，而這正是年輕棋士最需學習的。近年來，他擔任國家圍棋隊的總教練，正是最能發揮他的所長。在中國圍棋步上國際舞台的過程中，衛平已建立了曆史性的地位，但今天他仍來日方長，這令人想起木穀實，年輕時木穀在棋盤上建立了傑出的聲譽，中年以後，更培養出木穀一門二百餘段，稱霸棋壇三十年。也許我們也可以以此期望聶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