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風獵
冷眼觀世界，靜心坐井中
偶爾讀到一篇文章，題目是《方方：屈辱地活著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關於方方，我想大可不必再介紹了。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之初期，湖北省作家協會的方方，就出版了關於對武漢疫情的《方方日記》，引發了社會各界的聲討。
彼時，我因為輕信了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以及各路專家的辟謠，也積極投身和加入到聲討者方方者的行列。我閱讀了《方方日記》的一部分，對於方方在筆下講述的關於新冠疫情爆發之後的武漢慘狀，我以為“極盡誇大事實之能事，極盡汙損堂堂中華美名之能事，極盡討好西方思維之能事”。
我相信，在黨和政府的英明領導之下，新冠疫情必將會很快撥雲見日，煙消雲散。
然而，當全世界都已經恢複自由流動甚久之後，堂堂中華還深深地陷在“動態清零”之中不可自拔，以致這場大疫被人為地拖了長達整整三年之久。
這三年來的親眼所見，親耳聽聞的人間慘劇，迫使我痛苦地反思。我在痛定思痛之後認為，起初那些聲討方方之人，應該向她表達真誠的歉意，如果不是因為方方此類勇於挺身而出，仗義執言之士的努力，尚不知道疫情何時結束，尚不知道還會製造出多少悲劇。
正如方方所言，屈辱地活著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方方在這篇長文中，講述了4個家庭的故事。
第一個家庭的故事，方方家的鄰居何伯伯，勘測處的“現行反革命”加“曆史反革命分子”的故事。
何伯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畢業於北京大學，學的是地質，曾經做過李四光的學生。後來成為地質工程師。因要修建三峽，被作為高級人才專程請來武漢工作。
何伯伯年輕時英俊瀟灑，臉上頗有幾分傲氣。大約在五十年代末，殘酷的政治運動，使何伯伯從他一生的高峰一直跌到低穀，誰也沒有弄清他到底是被什麽原因弄成這樣。他被下放到外業勘測隊，從此便在那裏的夥房裏燒火做飯，一直到他退休。
退休後的何伯伯沉默寡言，在很長的時間裏見什麽人都客客氣氣，點頭哈腰，就連小孩子，倘若相遇，他也是忙不迭地讓路。無論旁人說什麽，他都會溫和地附和，仿佛已成習慣。
想起當年何伯伯的樣子，就覺得“改造”這兩個字實在是可怕。
何媽媽在何伯伯退休沒多久便一病而去。因了何伯伯的問題而負氣去了新疆的何家二哥也接著病逝。為二哥的死，何伯伯哭得非常傷心，因為二哥是何家非常出色的一個兒子。他長得很帥，多才多藝，學習又好，卻因了何伯伯的問題，他沒能上成大學，一氣之下去了新疆。
哭泣時的何伯伯一定是把兒子的早逝歸咎到自己的身上。這或許是何伯伯一生傷痛中之最痛。以後，何伯伯就同小兒子何承誌住在一起，幫他做家務和帶孩子。
不知什麽時候起，何伯伯開始寫書，那一定是他當年就想要寫的學術論著。他每天在做完家務之後，便趴在桌前不停地寫呀寫的，有時還跑到遠遠的圖書館查找資料。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何伯伯仍然堅持著書不停，真所謂耗盡心血。有一天，何伯伯終於把書寫完，可是……可是……又有哪家出版社會出版這樣一本書呢？
何伯伯用心血寫成的那本書，像何伯伯的命運一樣悲哀：它無聲無息地躺在某個角落裏，恐怕永無出版之日。
第二個家庭的故事，是許叔叔和許嬸嬸、許伯伯和許阿姨的故事。
許叔叔和許嬸嬸沒有孩子，房子勉強可住。每天上午，許叔叔便拖著一輛垃圾車，搖著一隻銅鈴，開始在宿舍掃地和收集垃圾。他和許嬸嬸負責著整個宿舍的清潔衛生。
曾經英武灑脫熱情的許叔叔是工程師。因為年輕，青春洋溢，置身於一個老牌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便很容易地成為火熱運動中的激進分子。隻是，他站錯了隊，被人從舒適的辦公室中趕了出來，成為宿舍大院裏每天垂眉低頭緘默不語的清潔工。
比許叔叔脆弱或者說比許叔叔更自尊的是他的親哥哥許伯伯。許伯伯也是工程師，非常受人尊敬，因為許媽媽是一個待人格外親切的老師，還因為他們家所有的小孩全都是大學生。這樣的家庭在當時並不多見。
有一天，許伯伯也被關了起來，關他的地方陰暗潮濕，不見天日。人在其中，與囚犯無二，自由與尊嚴都一起被人剝奪。許伯伯自然也在其間。
與其他人不同的是，許伯伯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進行了反抗。一時間宿舍裏遍傳許伯伯畏罪自殺的消息。所幸許伯伯並沒有因此而喪生，他被人及時發現，送到了機關醫院。經過搶救，他活了過來。
而那些人搶救許伯伯的目的，無非是“把他搶救過來進行再批鬥”。
而許媽媽率兒女們寫了感謝信，感謝黨感謝領導感謝醫院救了許伯伯，不知道許媽媽寫這份感謝信時心裏又是懷著怎樣的傷痛和酸楚。
第三個家庭的故事，是善良一生的花伯伯的故事。
花伯伯曾經在日本學醫，回國後當了醫生。抗戰期間，花伯伯開了一家診所，常常有些窮苦的病人看病沒錢，花伯伯便不收費。這且不說，他還經常把自己口袋裏的錢拿出來讓病人拿去買藥。我母親常說，花伯伯這個人心腸最好了。
一九五七年，善良的好脾氣的花伯伯被打成了右派，從此花家便生活在陰影之中。花伯伯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似是因為花伯伯喜歡寫一些普及衛生常識的小文章。如果說這一類的小文章也能對國家造成傷害，真正是讓當今人笑掉大牙。然而花伯伯卻因了它們斷送了自己的一生：他再也沒有當醫生的資格了，他的生活內容隻剩下了“改造”。
“改造”這兩個字，對於中國知識分子，有著一言難盡的內涵。在這支龐大的“改造”大軍裏，花伯伯同大家一樣，隻能低頭認罪，唯命是從。
六十年代末，花伯伯被安排在醫院裏負責掛號。雖然這樣的事不應該由花伯伯這樣的人來做，但被“改造”過的花伯伯竟也沒有半句怨言。他帶著他永遠的笑容和謙和，很敬業很認真地做這份簡單的不必有任何醫學知識即可以做的工作，認真得讓你覺得這個人怎麽就這麽天真呢？
等到七十年代，花伯伯終於等來了平反的一天，但他卻已經老了。而且很快就得了病。所有他應該得到的東西，比方房子，都因了這“老”而不再有他的一份。
老而病弱的花伯伯在床上躺了七年，一家人就始終住在兩間很小很小的房子裏，用著公共的廚房和廁所，很痛苦也很無奈。
花伯伯的遺囑上寫著，要把自己的屍體給醫院留作解剖用，還寫著他的喪葬費和撫恤金不必發了，請用那些錢買些糖果給幼兒園的小孩子們吃。
這些年，我越來越覺得，中國文人的身上，已經見不到了文人應有的骨氣，反而，處處可見文人不應該有的傲氣。
關於文人身上應有的骨氣，建國之時還是有的。當時提出的“雙百方針”，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號召知識分子大鳴大放大提意見，我知道的是，有好些文人滿懷赤誠的心，以無比激動的心情“公車上書”，他們幼稚地以為，迎來了中國曆史上最開明的時代……不料，他們萬萬意想不到的卻是“引蛇出洞”，幾被一網打盡。
1977年8月4日，中國恢複高考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台灣廳舉行，北大、清華、複旦、南開、中科院的院長、副院長們都來了。
會議由小平同誌主持，他說：“科技、教育荒蕪一片，今天召集大家來，是希望大家提點建議和要求。”經曆了一場又一場運動，知識分子們都體驗過話多的下場。現場30多人，竟然沒有一個敢吭聲的。
這些知識分子們被一場又一場的運動給整怕了。作為運動的幸存者，他們的身上看不到半根傲骨，一個個都患上了俯首稱臣、唯唯諾諾的軟骨病。
各位校長副校長們相互推讓一番後，一致意見是“誰年齡大誰先說”，就把80歲的南開大學校長楊石先老先生給推了出來。隻見楊石先老先生顫顫巍巍地站起來，檢討說：“我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改造好，今後一定要進一步下農村、下工廠，接受工人、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好好改造。”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還記得“崔杼弑其君”的曆史典故。
齊莊公和崔抒的妻子棠薑私通完事之後，還把崔抒的帽子拿走，四處炫耀，崔抒就把莊公給殺死了。
太史記載說：“崔杼殺了他的國君。”
崔抒殺死了太史。
太史的二弟接著寫：“崔杼殺了他的國君。”
崔抒殺死了太史的二弟。
太史的三弟接著寫：“崔杼殺了他的國君。”
崔抒歎口氣，沒再殺人。
而此時，齊國的另一個史官南史氏聽說太史兄弟皆被殺害，抱著竹簡急匆匆趕來，要前赴後繼，接替太史兄弟將崔杼的罪狀記載史冊。於是史書上便留下了這樣的話：“齊莊公六年，春三月乙亥，崔杼弑齊莊公光於其府……”終於將崔杼的惡行真實地記錄下來，為後世留下了確鑿可信的曆史資料。而齊太史兄弟不畏強暴，前仆後繼，秉筆直書的義舉也永載史冊，為曆代所傳誦。
齊太史秉筆直書和崔杼欲蓋彌彰的故事給後人的鼓舞和啟發是很大的，它永遠鼓勵著人們實事求是，勇敢的去追求、堅持真理。
我聽到的最在骨氣的一句話，是“文死諫，武死戰”。而今，屈辱地活著已是不易，隻有方方，還寫下了《武漢日記》。
您能反省，值得尊敬，中國人裏能主動反省自己的，絕少。
一個隻許讚揚不能批判甚至批評都不被允許的國家，基本上直接就可以斷定，就是個野蠻國家。多有錢，多富裕，多強力，也掩不住它的野蠻。
事實就是中國禍害了世界，如果不是一開始武漢的騙和瞞，以及喪失人性般的故意把病毒撒向世界，本可以將病毒消滅在一國之內的。川普禁武漢航班時，中國政府的那個抗議，簡直就是反人類罪。
中國政府的內心太醜惡和肮髒，心態明明地寫在那裏：我好不了，也不能讓你們都沒事。
中國從來都是不解決問題，而是解決指出問題的人的。我相信今後中國對世界的危害也會頻繁發生。
一樓好閑啊，到處留言。就
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