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烏克蘭情結
2024年9月27日
二十六年前的1998年，我有幸攜妻女在基輔生活了八個星期，從此種下了我的烏克蘭情結的種籽。
2014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並且並吞了烏克蘭的克裏米亞，在頓巴斯地區鼓動和支持親俄武裝發動武裝叛亂，反抗烏克蘭政府。2022年2月21日，俄羅斯宣布承認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並簽署友好合作互助條約。那年的2月24日清晨，普京宣布正式開展“特別軍事行動”，兵分四路從東、南、北、東北四個方向全麵入侵烏克蘭。從此烏克蘭飽受著戰爭的災難至今。
今年9月初，我突然收到了一個電子郵件，是當年歐亞基金會的“經濟教育與研究聯盟（Economic Education and Research Consortium，簡稱EERC）”負責人肯特.路易斯（Kent Lewis）先生發給我的。他告訴我，1998年我執教的“經濟教育與研究聯盟（EERC）”已於2006年發展演繹成了“基輔經濟學院（Kiev School of Economics，簡稱KSE）”。他說：當年我的學生之一，提莫菲.米羅萬諾夫（Tymofiy Mylovanov）先生如今是基輔經濟學院的院長；他和基輔經濟學院的研究所所長及商學院等負責人要到華盛頓特區參加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簡稱CSIS）組織的一個有關在烏克蘭做生意的會議，請肯特在華府辦一次校友的聚會。
我因而得此邀請參加了這個聚會，見到了當年的學生如今的院長提莫菲和其它當年的一些學生和同事。大多數參加聚會的都是年輕一代的學生和學者，更不乏剛剛從烏克蘭來的人士。問起俄烏戰爭，他們說，基輔的生活基本上正常。雖然常常有警報，要躲進防空洞，但他們相信烏克蘭的反導彈係統能攔截絕大多數俄國發過來的導彈。個別俄國的超音速導彈一時無法攔截，所幸俄國的這種導彈數目十分有限。我親眼看到了當年那棵經濟教育與研究聯盟（EERC）小小的樹苗，後來成長為基輔經濟學院（KSE），如今在戰火中毅然挺立，不斷地為烏克蘭培養著人才。我由衷地為基輔經濟學院和烏克蘭驕傲。
回到家裏，一時間往事曆曆，我決定為自己寫一篇回憶往事的文章。
事情要追溯到1995年。那年的感恩節，我認識了如今的老伴。兩個星期後我成為了美國公民。借此，為了徹底與以文化大革命的荒謬經曆為主的過去決裂和為了更便於未來在美國的生活，我把漢語拚音的名字改成了英文的名字。1996年我和老伴結婚。1997年初寶貝女兒出生。在此期間，我在學校取得了終身教授的身份，並在海軍分析中心和美國能源部等多處兼職，不但有機會從事我十分感興趣的研究項目，而且經濟上也有了較為豐碩的收入。回想起來，1995年的感恩節是一個清晰的分水嶺，宣告了我動蕩不安的前半生的結束和幸福安穩的後半生的開始。
1 赴基輔行前
1996預計將取得終身教授後，我開始準備於1997秋季至1998年春季學期度年假。那年秋季發行的“經濟學家職位空缺（Job Openings for Economists，簡稱JOE）”中，有歐亞基金會為位於烏克蘭基輔的基輔大學-莫希拉學院（University of Kiev-Mohyla Academy）的經濟學碩士項目征聘訪問教授的廣告。我遂於10月底給該項目的負責人羅伯特.坎普貝爾（Robert Campbell）教授寫信表達了應聘的意願並按要求附上了個人簡曆和給碩士生講授個體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的教學方案。11月初，收到坎普貝爾教授回複的電子郵件，表示對我的申請很感興趣並將於1997年上半年和我進一步商討更多的細節。
1997年從5月初到6月上旬，坎普貝爾教授來郵件和我討論可能在基輔教書的時間和教授的課程。我向他提供了我的同事理查德.帕科特（Richard Puckett）教授的電話號碼作為我的推薦人。6月10日收到坎普貝爾教授發來的郵件，表示將肯定聘用我，從1998年5月11日至7月3日，為期八個星期，在“經濟教育與研究聯盟（EERC）”教授碩士水平的部分計量經濟和個體經濟兩門課，每門課每星期三節課，每堂課50分鍾。我將被支付四分之一的一學年的薪水外加10%的溢價，以及一個人的往返機票；學校還將提供學校附近的一個單元的住宅和醫療撤離保險（Medical evacuation insurance）。我欣然應聘。在得知我1997/1998學年年薪的確切數字後，坎普貝爾教授於7月初寄來了正式的聘用合同。
在“經濟教育與研究聯盟（EERC）”碩士學位的一個學年裏，有五個小學期，每個小學期有八個星期。1998年5月11日至7月3日屬第五個小學期。我將教授的是計量經濟和個體經濟的最後一部分。在我之前教授計量經濟的是蘭斯.布蘭門（Lance Brannman）教授。說來世界真小，蘭斯也是和我同一個學校畢業的，高我兩屆。我立刻向我幾個當年的同窗好友馬瑞利（Merrile）、蘇姍（Susan）、戴夫（Dave）和卡拉（Calla）打聽了蘭斯的情況。在我之前教授個體經濟的是金.埃利斯（Gene Ellis）教授和戴維德.瑟蒂克（David Sedik）教授。經過和他們一番電子郵件的溝通，我們定下了使用的教科書和將教授涵蓋的內容。其後於1998年初，我定下了兩門課的教學大綱細目和使用的電腦軟件等。
1997年10月9日，坎普貝爾教授給所有有關人員發了一個告別郵件。原來，他早已於1993年從印第安納大學退休。後來歐亞基金會聘請了他做“經濟教育與研究聯盟（EERC）”的總監，為期18個月，到1997年11月1日，他任期滿後將重返退休生活。他告訴大家，肯尼斯.格雷（Kenneth Gray）博士將替代他任臨時總監。
到了1998年2月初，肯尼斯（簡稱肯）來郵件介紹了他自己。他也是早年在和我及蘭斯同一個學校取得的博士學位。他是蘇維埃經濟的專家，現任“經濟教育與研究聯盟（EERC）”的過度期代理總監，任期至1998年7月10日。然後用他得到的富布賴特講席獎在基輔教學。
肯在郵件中向我介紹了身在華盛頓特區歐亞基金會辦公室的項目協調員克麗.瓦爾果（Kerry Wargo）女士，以及身在基輔的項目管理員肯特.路易斯（Kent Lewis）。前者將為我辦理去烏克蘭和俄羅斯的簽證等事項。後者將安排我在基輔的住處等事宜。到達基輔前，我因要攜妻女先去瑞典哥德堡做一個學術報告，然後取道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到基輔。我和他們也商定了如何報銷我的往返機票的問題。
與此同時，我和我學校的曆史和社會科學部辦公室助理露西.邁爾斯（Lucy Myers）女士探討了如何使用學校給我的旅行經費的問題。又與校人事處工作員的拉香娜.楊（LaShanna Young）女士探討了在國外的醫療保險問題。
1997年初女兒出生，得益於當代的女權運動，1997年春季學期我得以修產假上半班。1997年秋季學期和1998年春季學期我修年假。離赴基輔之前，老婆已經隻在律師事務所上半班。為了和我攜女兒去國外旅行，她請了不帶薪的長假。
1998年4月28日下午，我們告別了我們在維吉尼亞亞曆山特亞的家，帶著整整15個月的女兒由杜勒斯機場飛往德國的法蘭克福，轉機飛往瑞典的哥德堡。我在哥德堡做了一個學術報告後，於5月3日經斯德哥爾摩轉機飛低俄羅斯的聖彼得堡，然後乘火車抵莫斯科。5月8日星期五下午我們一家三口離莫斯科，乘火車踏上了奔赴基輔的旅程。
2 烏克蘭八星期
我們買了一個包廂，和聖彼得堡至莫斯科的包廂相比，這趟車的質量要差一點。15個半月的女兒仍然興奮不已，直到過了午夜、一點左右才入睡。我們剛剛入睡不久就被叫醒，原來是列車到了俄羅斯烏克蘭邊境，要檢查我們的行李箱子。老婆說，箱子裏主要是從美國帶來的女兒用的尿不濕，邊境檢查員想了想，招招手說：算了！
5月9日星期六上午我們晚點一小時到達基輔火車站。肯和一名司機開車來接到我們，徑直把我們送到了學校為我們租的公寓。我們的單元在五樓，肯和我們一家三人擠進一個小小的電梯。不料電梯走了一半就停電了，算是給了我們一個下馬威。肯急忙頗有經驗地把上衣脫掉了，想必是電梯太小，被四個人擠滿後就很悶熱。他怕出汗後體味太重。電梯裏有緊急電話，肯一把抓起電話，用俄文和接電話的人說了一通。我看肯俄語頗為流利，問：“他們怎麽說？”肯回答我說：“我不知道他們說了些什麽。”又補充說：“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說了些什麽。”好在女兒因為悶氣，不一會兒就睡著了。再耐心等了一陣，電來了。那以後，我們對此電梯望而生畏，寧可抱著背著女兒爬五層樓。
其後，肯帶我們參觀了學校後告辭。我們一家三口在公寓裏安頓了下來，又上街買了中飯和做晚飯的食材，無非是所有店裏僅有的老三樣：土豆、胡蘿卜和洋蔥。老婆還去“大學旅館”洗了衣服。
對我們來說，當務之急是給女兒買牛奶。那時烏克蘭的商店和我70年代末離開中國前的中國商店一樣，商店裏的商品都不是開架的，而是放在店員身後的貨架上。店員和顧客由一個玻璃櫃隔離開來。顧客購買商品時，需要向售貨員提出要求，由售貨員在貨架上取出商品，開張發票，顧客付款後再取走所購買的商品。一般用手指指點點比比劃劃就可解決。可我有個偏好，每到一處，總想說兩句當地人的話。
1966年我和大學同班同學鄭清生步行長征，百般無聊時，向他學了點俄語。1998年雖然開始提倡使用與俄語不太一樣的烏克蘭語，但大多數人日常生活還是用俄語。我知道“牛奶”的俄語是“молоко”，“請”是“пожалуйста”，“一”是“один”、“二”是“два”；但忘了怎麽說“三”和“四”。那天我想買四盒牛奶，就對女店員說：
“два и два молоко пожалуйста（請給二加二盒牛奶）。”
女店員聽不懂。我正手申出兩個指頭又接著反手申出兩個指頭，意思是說二加二呀！二加二就等於四呀！
女店員終於懂了，申出四個指頭，很不高興地說：“четыре（四）？”她大概以為我是跟她搗蛋呢。
我興奮地說：“Да！（是！）”
說起我那點破俄語，還有一個有關買黃油的小故事。基輔的麵包很多，又便宜又好吃。相應的黃油也多也便宜。黃油的俄語是“масло”。我學會了這個字，有天到了店裏，見到印有“масло”的東西，就買了回來。一吃，覺得味道不對。仔細一看，上麵印的是“просто масло”；一查字典才知道是“就像黃油”，實則為人造黃油。
第二天，星期日，我們去農貿市場，發現那裏的東西比較豐富，有肉有菜有蘑菇等。我們略有疑慮，蘑菇之類的沒敢買。旅遊書上說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就在基輔正北偏西100公裏的地方，出現大事故後，那一帶的蘑菇中的輻射量鉸高。早中飯是和肯及他妻子和妻子的兩個朋友在一家名為“亞利桑那（Arizona）”的餐館吃的。晚飯是和三個同事，肯，提埃裏.維爾迪爾（Thierry Verdier）教授，及若伊.加爾德訥兒（Roy Gardner）教授在一家叫“馬桑德拉（Massandra）”的餐館吃的。我們步行去了離我們住處不遠的第聶伯河走了一趟，回到公寓裏，覺得我們已經在基輔安下家來了。
5月11日星期一，第一天正式上班。一大早，我5:30起來，7:40到學校。在我的辦公室裏安頓下來，打開電腦，處理了堆積了幾天的電子郵件，有巴博.特羅斯特（Bob Trost）教授發來的有關正在為美國海軍分析中心做的谘詢項目的郵件，也有在美學校辦公室助理露西女士和係主任安迪.哥薩克（Andy Kozak）發來的。從辦公室取得了教職員工表包括每人的姓名辦公室和電話等，每周的課表，以及學生的花名冊及每個學生的頭像。EERC共有兩屆學生。我教授的第一年學生共有33名。上午1100至11:50上計量經濟課，下午1:30至2:20上個體經濟課，分別向學生介紹了教學提綱。中午我走回公寓吃了午飯。下午課後，本學年第五個小小學期開學伊始，教授們開了一個會。（5月19日星期二第二次會議，5月26日星期二第三次。）
一天下來。感覺我感冒生病了，嗓子疼，人不適。晚上早早休息。大概病了一個星期後才慢慢痊愈。
從此，我們開始了在基輔的生活。我每天一般5:30以前就起床。星期一、三、五要給學生上兩堂課，給學生提供辦公時間，回答他們可能有的各種問題，布置和批改作業，設計和批改考卷，計量經濟課還要去電腦實驗室算題做課題。安德魯.波得拿爾魯克（Andriy Bodnaruk）是我計量經濟課的助理，貝索（Basil）是我個體經濟的助理，他們應該是二年級的學生。
我出生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雖然戰後十分年幼，但仍依稀記得那時中國的市場經濟的繁榮。五十年代我目睹了當年的蘇聯對中國的影響，深刻體會了50、60和70年代的計劃經濟下的物資匱乏。我離開中國來到美國後，始終密切關注著其後80和90年代的改革開放，部分回歸市場經濟。1994至1998年去烏克蘭之前的那幾年裏，我曾多次回到中國，講學交流旅遊參觀，親眼看到了中國的巨變。我算是真正經曆了市場經濟的成功和計劃經濟的失敗的目擊者了。
這次從聖彼得堡到莫斯科再到基輔，不能不驚歎當年蘇聯對中國無孔不入的影響，大至千篇一律的公寓樓，小至火車包廂的門把，統統用的是蘇聯的設計製造出來的。同樣，不能不驚歎，中國近20年的改革開放，已經使中國的經濟多麽地不同於當今的俄羅斯了。我們在聖彼得堡到莫斯科，舉目所見，到處可見一個冷戰中戰敗國的跡象。
正巧，我負責教授的個體經濟的最後一部分，涉及到資源的有效配置、社會福利經濟學和市場的成功與失敗這些話題，有幸在教授理論時和學生們分享了我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下的親身經曆。
那幾年我做的諸多谘詢項目也大大豐富了我的教學內容，特別是我為美國能源部和海軍分析中心做的那些計量經濟模型，在教授計量經濟和指導學生做計量經濟實驗課題時，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和喬治華盛頓大學相應的碩士生相比，經濟教育與研究聯盟（EERC）學生們的數學能力和總體素質都略勝一籌，這使我的教學工作輕鬆了很多。由此可見的是，蘭斯選用的Ramananthan的計量課本和金選用的Varian及Pindyck &Rubinfeld的個體經濟課本對這些學生而言都太容易了點。
教學之外，我手頭的谘詢研究項目一項也沒有停止。我通過電子郵件、傳真和電話，和我的合夥人巴博幾乎每天都保持著聯係。我先後還雇傭了我的學生阿麗娜.庫蒂娜（Alina Kudina）和德米特洛.沃洛謝恩（Dmitro Voloshyn）協助我做了幾個谘詢題目。
與此同時老婆和女兒的生活也安頓了下來，走向每天的常規。老婆熟悉了周邊各處買菜購物的地方，使我們一日三餐地生活了起來。我們的公寓足夠寬敞，有臥室、客廳/飯廳、廚房、洗手間，進門後的過道有電話。基輔有他們引以為豪的全市中央供應的熱水，但並不能保證24小時都有。我們的公寓在五樓，經常不但沒有熱水，冷水也沒有。停水停電經常困擾我們。最為困擾我的是蚊子，經常使我不能得到足夠的睡眠。我一開始病了一場，其後和女兒拉了幾次肚子，健康上沒有出什麽大問題。
晚飯後，我們在周邊散步，偶爾會走到第聶伯河的一座橋上。有時老婆也帶著女兒到我們學校和我的辦公室來玩。周末我們乘小巴、地鐵、公共汽車或電車遊玩了基輔的主要景點，諸如在佩喬爾斯克大修道院（Pechersk Lavra Monastery）邊拉夫拉美術館（Lavra Art Gallery），聖索非亞大教堂（St. Sophia's Cathedral），聖安德烈教堂（St. Andrew's Church）及著名的安德烈斜坡（Andrew’s Descent）集市，還在那裏買了一名藝術家畫的作品，獨立廣場及其附近的克列夏季克大街（Khreshchatyk），金門（The Golden Gates）等處。
有次我們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博物館（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Ukrain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看到了遠處山頂上的祖國母親雕像（The Motherland Monument），覺得非常奇怪為什對這麽大的雕塑群旅遊上一點宣傳都沒有。後來辦公室裏的小夥子米夏.米納科夫（Misha Minakov）對我們說，那是俄國人弄的，我們討厭那些東西。這使我不禁聯想到那個被蘇聯樹立的英雄人物保爾·柯察金，也是個烏克蘭人，包括我自己在內的中國的那一代年輕人都深受其影響。現在回想起來是何等令人作嘔的欺騙宣傳。還有市中心那個順帶把中國也引入歧途的萬惡之淵的列寧的塑像，我們剛到時抓緊拍了張相，不久也被推倒鏟除扔進了曆史垃圾堆。
5月31日星期日是基輔日，我們乘地鐵去了基輔郊區的一個大跳蚤市場，市場裏充滿了從中國浙江青田來的個體戶擺的地攤，賣各種中國生產的衣帽鞋襪日用品。難怪在街上常常看到些當年稱為蘇聯老大媽的烏克蘭中老年婦女，收入較低的，都穿著中國裙子和衣服，顯得不倫不類。辦公室裏的小夥子米夏說：我們不喜歡這些中國來的劣等貨。
6月6日星期六我們參加了學校組織的一年級學生在樹林裏烤肉的聚會，地點可能是基輔西北麵的納塔爾卡公園（Park Natalka）。那天天氣極好，大家在一個小湖邊紮下基地，四周是大樹林環繞著。有人帶來小斧頭，在樹林裏砍了些柴火，架起了篝火烤肉串，英文叫shish-kebab，烏克蘭語叫Shashlik。有人在湖裏遊泳，有人彈吉他，有人唱歌。空氣中到處散發著烏克蘭的情調。
6月13日星期六我們乘船沿第聶伯河去了一趟卡尼夫（Kaniv）。這座城市如今主要以塔拉斯·謝甫琴科的安葬地而聞名，謝甫琴科是偉大的烏克蘭詩人和藝術家，被認為是烏克蘭文學的奠基人，也是烏克蘭民族複興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我們一大早6:00起來，7:15到了河邊的碼頭上了船。船上的人頗多，我們猜想，這些人大都在河邊有別墅，是從基輔去他們的別墅度周末的。初夏的第聶伯河非常美麗安詳，靜靜地向南流入黑海。兩岸綠樹蔥蔥，看不到什麽小鎮，綠樹叢中，偶爾能見到一棟房屋，足見烏克蘭地廣人稀。我們過了河上的一個船閘，11:30就到了卡尼夫。在船上我們結識了兩個中國來的小夥子，小任和小王，前者能說流利的俄語，後者是一家中餐館的廚子。我們參觀了謝甫琴科博物館，然後搭便車去卡尼夫鎮上吃了午飯。我們下午3:20上船，7:30回到了基輔。
6月19日星期五至6月22日星期一我們乘火車去黑海邊的奧德薩（Odessa）過周末。星期五我早早起床，先全力做海軍分析中心的一個研究課題，上下午各教了一堂課。然後早早回家，打了行李，乘車去火車站，晚上坐55次列車離赴奧德薩。翌日星期六8:08到敖德薩，乘出租車去一家叫維多利亞（Victoria）的旅館住下。旅館入住的人不多，我們房間的窗外就可以看到黑海。我們去了黑海邊的海濱，遊了泳，玩了水，曬了太陽。星期日乘有軌電車去了敖德薩市中心，在歌劇院傍邊吃了午飯，又去了奧德賽港口，還遊轉了幾個公園。晚上乘火車離開了奧德賽，星期一一早及時回到基輔，乘公交車回到住處，洗了個澡吃了口早飯就趕到學校給學生上了兩堂課。
此外，肯邀請我們和他及他兒子一起去因1986年4月26日發生的核災難而聞名遐邇的切爾諾貝利（Chernobyl）玩。我們沒有去，一是因為女兒太小，我們不願意她接觸放射性，也是因為我手頭的谘詢項目忙不過來，沒有時間。
這期間，還有兩個小故事值得一提。第一個故事是臨時代理總監肯被撤職離去。
5月21日星期四，我在學校見到了1996年決定雇傭我的坎普貝爾教授。顯然，他是來參加經濟教育與研究聯盟（EERC）國際谘詢委員會會議的。第二天，5月22日星期五，谘詢委員會請大家在當地的一家高級日本/泰國餐館吃了晚餐。
一個多星期後，6月4日星期四下午課後，幾位烏克蘭當地的教師滿臉興奮地約我們幾位外籍教師到外麵去喝啤酒。我們一行五人，計有拉麗莎.克拉斯尼科娃（Laryssa Krasnikova），愛麗娃.露姬安能科（Iryva Loukyanenko），若伊.加爾德訥兒（Roy Gardner），克裏斯.瓦爾勒（Christ Waller），提埃裏.維爾迪爾（Thierry Verdier）和我，來到金門（Golden Gate）傍邊的一家餐館，各自要了飲料。兩名烏克蘭的女教師是主角，她們是來慶祝臨時代理總監肯失去了他總監的職位，由肯特臨時代理其職務。很明顯，她們對肯極為不滿，至此終於如釋重負。對此大事，我從頭到尾一無所知。回家對老婆說起此事，老婆說，我們是局外人，這是我們的福氣。
一個星期後，6月11日星期四，辦公室的工作人員為肯舉辦了告別會，告別會十分淒涼。辦公室辦事員小夥子米夏.米納科夫（Misha Minakov）也辭職離去了。6月26日星期五我們一家三口和肯及他兒子盧克（Luke）在一家印度館子吃了一頓晚餐，算作告別。
第二個故事是我們解雇了清潔工莉迪亞（Lidia）。
學校給我的福利之一，是給我指派了一名清潔工，每星期的星期一和星期四來我們公寓打掃衛生，每次60格裏夫納（hrivna），學校付30，我們付30。這名清潔工叫莉迪亞，她是學校雇傭的清潔工之一，也在我們的樓梯樓道辦公室打掃衛生。5月14日星期四莉迪亞第一次來，她看上去四十多歲，穿著比老婆似乎還要講究些。我們語言不通，無法交流，她來後，老婆和她比劃一下，她就去悶頭幹活了。
6月8日星期一，我清晨一大早就到街上把100美元換成了205格裏夫納，隨意放在我們通常放錢的臥室的大立櫃裏的一個抽屜裏，就去上班了。正巧那天我忘了帶一樣東西，所以又返回公寓來取，正撞上莉迪亞在打掃臥室，她神色慌張，還不會說話的女兒在床上玩，老婆在廚房做飯。那天老婆帶女兒在家一天沒有出門。下午下班回到公寓後發現，錢少了170格裏夫納。我和老婆商量了一下，覺得我們語言不通，對莉迪亞的背景一無所知，手頭也沒有實錘證據，我們決定這事不聲張，把莉迪亞解雇就算了。第二天我對辦公室的小夥子米夏說，我們其實沒什麽家務事需要莉迪亞來幫忙做的，她從此不用再來了。下午我又換回了100美元的格裏夫納，回家後，放在了公寓本來就提供的一個保險箱裏。
6月17日星期三我到學校上班時，辦公室裏一名叫斯拉瓦（Slava）的男士給了我一把新鑰匙，告我，所有辦公室的鎖都換了，原因是莉迪亞辭去了她在學校的工作。
到了6月下旬，這個短短的小學期就快要結束了。6月26日星期五下午，我帶老婆女兒應邀參加了一個一年級學生組織的期末頒獎會。我抱著女兒上台領到了“凱恩斯驚喜獎委員會”授予我的凱恩斯驚喜獎榮譽證書 — 年度最佳父親。學生們還送了我一個象征權力的烏克蘭權杖作為紀念。
6月28日星期日，我們一家三口應邀出席了本學年的畢業典禮。典禮的結尾是三個年輕姐妹的小提琴演湊，很精彩。演出完畢後，老婆和女兒還與她們合影了留念。
6月25日，我給學生們寫了一封告別信發給了大家。信中，我給他們提供了我的永久通訊地址、電話號碼、電子信箱、等，希望他們能與我保持聯係，他們有什麽事可以找我，比如寫推薦信之類；到華盛頓來的話，也給我來個電話見個麵。祝他們今後均能有所作為。
其後，我們開始準備離開烏克蘭返回美國。老婆和我都去理發店理了發。我請一個學生帶我買了一張烏克蘭歌曲的光盤，是阿納托利·索洛維亞年科（Anatoly Solovianenko）唱的烏克蘭歌曲。有位名叫亞德維佳（Yadviga）的女學生給了女兒一盒巧克力糖。
7月3日星期五，我們到學校去了最後一趟，把最後的成績單交給了肯特，在校園裏裏外外照了幾張相片，頗有不舍之情。那天在校園裏正巧碰上了同事拉麗莎.克拉斯尼科娃（Laryssa Krasmikova），我們請她給我們一家三口照了相，也和她合影了一二張。然後最後一次上街買了點東西，把剩下的烏克蘭錢買了啤酒和棍棒麵包。回到公寓，看了一場法國對意大利的世界杯足球賽。
7月4日星期六一早，我們打好行李，最後去第聶伯河上的橋上走了一趟。一位辦公室叫薩沙（Sacha）的男士來接了我們，把我們送到了機場。
3 離烏克蘭之後
我們在法蘭克福轉機飛回到了哥倫比亞特區。飛機在國家機場降落時，正值是美國獨立日晚上放煙火的時刻。從機窗向外看去，可見視線之下綻放的五彩繽紛的煙火，美極了。晚上10:30我們回到了在維吉尼亞亞曆山德亞的家。女兒離家時是15月，這次回到家時已經是17個月多了，長高了許多。
回到美國後不久，我的學術年假就結束了，坎普貝爾教授對我說：“你的年假是以高音符結束的！”我立即投身到了諸多的谘詢研究項目中。老婆為了全力照顧女兒和支持我的工作，把律師事務所的工作辭掉了。
按合同要求，我給學校寫了一份兩頁半的報告，總結了我在烏克蘭八個星期的方方麵麵。肯特作為經濟教育與研究聯盟（EERC）代理總監為我寫了一封備用的推薦信，信中說我“是一位優秀的團隊合作者，非常靈活，似乎總是保持愉快的心情。”“我們的學生非常喜歡他。他能夠以其他教師無法做到的方式與學生們產生共鳴，尤其是在個體經濟學課程上。作為一位在計劃經濟中成長起來的現代主流經濟學家，他非常清楚學生們經濟直覺的薄弱點，並且能夠用他們易於理解的方式解釋經濟學概念，常常使用中國計劃經濟的實例進行說明。”又說，“我認為，學生們和他都對他們之間的共同背景感到驚訝。他是我們學生的出色榜樣，我們希望在未來十五到二十年間，他們中的一些人能夠像他一樣，成為專業經濟學家群體中的傑出成員。”
九月份我收到歐亞基金會董事會的邀請參加9月22日星期二舉行的慶祝歐亞基金會成立五周年的聚會。但我因為學校已經開學，我每周奔走於位於南馬裏蘭州學校附近的家和北維吉尼亞亞曆山德亞的家之間，又要教書上課，又在手頭抓了一大把谘詢項目，沒有能去參加那次的聚會。
十月份，我收到兩名學生奧克珊娜.特卡喬娃（Oksana Tkachova）和特蒂安娜.斯特尼克（Tetyana Sytnyk）寄來的她們做的一個烏克蘭的布娃娃。她們在信中說：“我們非常高興能夠有這樣一個獨特的機會，在烏克蘭EERC碩士項目中成為您的學生，持續兩個月的時間。您的講座、您對幫助我們的不懈熱情以及您非凡的個人魅力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了表達我們深深的感激之情，我們想為您準備這份禮物——一個小小的烏克蘭的象征。我們希望，當您的女兒長大後，這個布娃娃能夠提醒她，在她幼年時曾經訪問過我們的國家。”
1999年聖誕節前我收到了兩名學生愛德華.諾佛塞萊斯基（Edward Novoseletsky和Oksana）的電子郵件，告我他們於11月結婚了，還附上了結婚照片。我由衷地為他們高興，祝他們幸福。
2000年左右，我當年的學生斯坦尼斯拉夫.佛爾諾維斯基（Stanislav Vornovitsky）到華盛頓特區的美洲大學來讀博士，和我有過一陣來往，在我南馬州和北維洲的家裏都小住過，我帶他出海開過帆船，他結婚後也曾把他的夫人瑪麗亞（Maria）介紹給我們。
文章寫完了，我仿佛又回到了烏克蘭，在那裏度過了一段難忘的美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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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重要文件（略）
附二 日記（略）
附三 周濱遊記（略）
附四 烏克蘭行相冊（略）
